题解
《宗镜录》是中国佛教的一部重要著作，由五代宋初杭州永明寺禅僧延寿编集而成。他根据《楞伽经》所说「佛语心为宗」，乃提出「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的教法。意思是说，以一心为根本，即可如明镜洞彻万法，因而定名为《宗镜》。「录」，即编篡、集录。
《宗镜录》编成后，先是「吴越忠懿王宝之，秘於教藏」(杨杰〈宗镜录序〉)，丛林多不知其名。直到
宋神宗熙宁(公元一○六八——一○七七年)年间，圆照禅师始将此书传出，於是西方衲子争相传诵。其后，元丰(公元一○七八——一○八五年)年间，皇弟魏端献王出资镂板印刷，分施《宗镜录》给当时著名寺院，但各地学者仍很难见到。宋哲宗元佑(公元一○八六——一○九四年)年间，禅僧法涌、永乐、法真等人受吴人思恭之请，以「三乘典籍，圣贤教语」予以「校读」(杨杰〈宗镜录序〉)，改订后重新刻板流行，使之稍广传播。明末刊刻《嘉兴藏》时，智旭将法涌等人的本子又重新加以删定，自陈：「癸已新秋，删其芜秽，存厥珍宝，卷仍有百，问答仍有三百四十馀段，一一标其起尽。庶岁后贤览者，不致望洋之叹，泣歧之苦矣！」(《灵峰宗论》卷七之二)到了清代，继有节本出现。宋以后官、私刊本大藏经，大多加以载录。
延寿禅师(公元九○四——九七五年)，俗姓王，浙江馀杭人。时当吴越武肃王钱镠崇尚佛教，在此环境影响下，大师於总角(幼年)之岁，即已向往佛教。年二十，便不再食荤。曾为馀杭库吏，后迁华亭镇将，督纳军需。年三十，吴越文穆王钱元瓘得知他慕道心切，於是顺从其志，听其出家。延寿遂舍弃家庭妻儿，剃度受戒，礼四明翠岩禅师为师。不久，入天台山修习禅定，并参谒韶禅师，受其印可，成为清凉文益再传弟子。年四十九，住持明州雪窦山资圣寺，据传，这时从他参学的人已经很多。年五十七，受吴越忠懿王钱叔之请，住持杭州灵隐寺，为该寺第一世。次年，又受请住持永明寺(即净慈寺)，为该寺第二世；从学者达二千馀人。《宗镜录》一书即在此时定稿於永明寺演法堂。年六十七，延寿奉诏於钱塘江边的月轮峰创建六和塔，高九级，五十馀丈，作为镇海之用。年七十一，再度入天台山，度戒万馀人。次年圆寂。
延寿一生诵《法华经》一万三千部，禅教兼重而归心净王。高丽国王抄读《宗镜录》后，远慕声教，遂遣使渡海入宋，叙弟子之礼，并奉金线织成的袈裟、水晶数珠、金澡罐等法物。延寿亲自为随同使者前来问道的学僧三十六人印可记莂，使法眼宗从此远播盛行於国外。
除《宗镜录》外，延寿还著有《万善同归集》、《神栖安养赋》、《唯心决》、《心赋注》、《定慧相资歌》等多种。其中，《万善同归集》重点宣传了禅净合一思想，对后世佛教界影响尤其深远。
延寿是融合五代宋初佛教思想最杰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宗镜录》的宗旨，首在阐扬宗密的禅教一致理论，将禅宗「顿悟」与《华严经》「圆修」结合，以「禅尊达摩，教尊贤首」为立论中心，展开佛教内部的调息与融合。
据史实记载，为了解决禅教间和教内各家间的矛盾，延寿部召集唯识、华严、天台三家佛教学者，「分居博览，互相质疑」，最后由他亲自用禅门「心宗旨要」加以「折中」(《禅林僧宝传》卷九)。在这一基础上，完成《宗镜录》的编集。因此禅僧觉范慧洪关於《宗镜录》的成书，有如下记载：
「予尝游东吴，寓於西湖净慈寺。寺之寝堂、东西庑，建西阁，甚崇丽。寺有老衲谓予言：永明和尚以贤首、慈恩、天台三宗互相冰炭，不达大全，故馆其徒之精法义者於两阁，博阅义海，更相质难。和尚则以心宗之衡准平之。又集大乘经论六十部，西天、此土圣贤三百家，证成唯心之旨，为书一百卷传於世，名曰《宗镜录》。」(《林间录》卷下)
《宗镜录》全书多达一百卷，分为三章，计八十馀万字。第一卷至第六十一卷之前半部为「标宗章」，内容为「立正宗明为归趣」；自第六十一卷后半部至第九十三卷为「问答章」，内容以「申问答用去疑情」为主；第九十四卷至第一百卷为「引证章」，内容为「引真诠成其圆信」。所谓「正宗」，即「举一心为宗」，此一心宗，「照万法如镜」。延寿〈宗镜录自序〉云：「今详祖佛大意，经论正宗；削去繁文，唯搜要旨；假申问答，广引证明。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编联古制之深义，摄略宝藏之圆诠；同此显扬，称之曰录。」这已充分表明，他要通过这一巨著，全面、深入地反复论证禅教一致原理。他还认为，由於此书的层层剖析，重重引证，其效果决不只是禅教一致，而且还能「和会千圣微言，洞达百家之秘说」(《宗镜录》卷三十四)。
《宗镜录》既明言「举一心为宗」，则其核心当在「一心」的阐述上；经由阐述「一心」而融合禅教。
何谓「一心」？延寿说：「谓真妄、染净一切诸法无二之性，故名为一。此无二处，诸法中实，不同虚空性自神解，故名为心。」(《宗镜录》卷三十四)这「一心」实际便是如来藏佛性，他说：「如来藏者，即一心之异名。」(《宗镜录》卷二)他又说：「一乘法者，一心是。但守一心，即心真如门。一切诸法，无有欠少；一切法行，不出自心；唯心自知，更无别心。……故知从心所生，皆同幻化，但直了真心，自然真实。」(《宗镜录》卷二)
若从形式上看，这「一心」似带有禅宗心性论色彩，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宗镜录》中，延寿通常更以《起信论》的真如缘起说来规范「一心」的含义。他说：「此一心法，理事圆备。……大矣哉，万物资始也」(注释：万物资始也：《大正藏》中，用「万法资始也」)。万物虚伪(注释：万物虚伪：《大正藏》作「万法虚伪」。)，缘会而生。生法本无，一切唯识；识如梦幻，但是一心；心寂而知，目之圆觉；弥满清净，中不容他，故德用无边，皆同一性；性起为相，境智历然；相得性融，身心廓尔。(《宗镜录》卷二)
这也就是说，世界万物的本源是心(真如)，由心(真如)缘起而理事全备，性相圆融。
很显然的，延寿对於「一心」，并不真正从禅宗的角度予以说明。可以说，为了贯彻「性相圆融、禅教圆融」的原则，他不惜离开禅宗的立场。虽然他声称，《宗镜录》要「立心为宗」(《宗镜录》卷四十一)，似乎在坚持他自家禅宗的思想原则。实际上，他的立论依据主要是华严宗的思想。
纵观《宗镜录》全书，在诠释「一心」方面，大量引用了《华严经》及其华严宗的学说。华严宗兴起於天台和唯识宗之后，法藏、澄观等人以理事圆满融无碍为宗旨，倡导调和思想。随著禅宗的兴起，宗密又转而大力提倡禅教一致。
上述华严学者的圆融思想，给予禅宗五家中最后形成的法眼宗深刻影响。法眼宗创始人清凉文益，十分重视华严学说，「他曾为《参同契》作过注释(注已散失)。在《十规论》中也明白地讲述理事圆融的话。此外，他对《华严》的深义也能运用入化。他所讲的禅，是会通教义来讲，不是凌空而谈。同时他又不滞著於文字，运用《华严》却不露痕迹，故很巧妙。他以六相来体会《华严》的法界，也就用六相(总别、同异、成坏)来体会理事的关系」(吕沔《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公元一九七九年，页二四九)。文益的这种圆融思想，理所当然地影响到他的法孙永明延寿。在《宗镜录》自序中，延寿开宗明义提出，要以华严的理事圆融学说来和会禅教两家、性相二门。
延寿与文益一样，也善於以华严的圆融观谈论理事关系，宣传禅教的调和统一。他要以禅宗与华严教的圆融为基础，统一全部佛教，恢复佛教的地位和影响。
作为禅宗法眼宗的传人，延寿认为，禅宗之所以在唐末五代「绵历岁华，真风不坠」，较长时期内繁荣兴盛，是由於禅师们「以圣言为定量，邪伪难移；用至教为指南，依凭有据。故主峰和尚云：谓诸宗始祖即是释迦，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宗镜录》卷一)。禅宗繁盛的原因，虽然并非如延寿所说，但延寿这一观点的提出，在当时确有某些影响性。由於禅宗长期轻视经教，因而有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不免产生一些偏颇，逐渐落入空疏之弊，并使部分品格低下的禅僧混迹其间，造成禅门的伪滥。文益《宗门十规论》有颂云：「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闹；欲免心中闹，但知看古教。」这一看法多少也是针对其时已出现的禅门弊端而发。而文益这种鼓励禅者研习经典的思想，则被延寿继承发展，成为禅教一致的重要依据。
延寿之世，禅僧呵佛骂祖、诋毁经教、不禀师承、蔑视戒律的风气颇为流行，对佛教自身带来严重危害。延寿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局面，并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意见，文云：
「近代或有滥参禅门，不得旨者，相承不信即心即佛之言，判为是教乘所说，末提幽玄；我自有宗门向上事在，唯重非心非佛之说。并是指鹿作马，期悟遭迷，执影是真，以病为法。只要门风紧峻，问答尖新；发狂慧而守痴禅，迷方便而违宗旨。立格量而据道理，犹入假之金；存规矩而定边隅，如添水之乳。一向於言语上取办，意根下依通。都为能所未亡，名相不破。若实见性，心境自虚，匿迹韬光，潜行密用。是以全不悟道，唯逐妄轮迦；起法我见，而轻忽上流；恃错知解，而摧残未学。毁金口所说之正典，拨圆因助之修行；斥二乘之菩提，灭人天之善种。」(《宗镜录》卷二十五)
「近代相承，不看古教，唯专已见，不合圆诠；或称悟而意解情传，设得定而守愚暗证，所以后学讹谬，不禀师承。」(《宗镜录》卷四十三)
「深嗟末世诳说一禅，只学虚头，全无实解；步步行有，口口谈空。自不责业力所牵，更教人拨无因果；便说饮酒食肉不碍菩提，行盗行淫无妨般若。」(《永明延寿禅师垂诫》)
从禅教一致角度来说，延寿认为，这种倾向十分危险。他指出…
《宗镜录 题解》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