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来教导、要求在家信众，要他们发出离心、忘情绝爱、禁断荤肉、早晚课诵、长时打坐，从而误导许多在家信众不顾家庭、社会责任，只管自已修行了生死，导致家庭不和，事业无成，被人讥为消极自私，结果往往是佛未能成，人先做不好。直到今天，这种现象在佛教徒中尚屡见不鲜。针对这种偏弊，星云大师强调分清出家与在家学佛之道，认为“小乘苦行的出家人的思想，并不适宜于在家大众的佛教”，[注71]在家人适宜于修学本来便是由在家众发起的大乘佛教。星云大师极善于对在家信徒应机说法，教导在家众遵奉《善生经》、《玉耶女经》等经中佛陀的教诫，过好正觉的生活，敦伦尽份，尽职尽责，以大乘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无私奉献，利乐众生。星云大师对在家众的生活和心理的深切了解，他所示在家学佛之道的亲切实在，在古今高僧大德中，可谓罕见。

　　至于出家众，星云大师也主张应积极入世行大乘道，著重在弘法利生的工作事业中修持。与在家众应先入世后出世不同，出家众宜先有出世的思想，然后做入世的事业。警觉人生无常，远离物欲，淡薄情爱，不满自己，是树立出世思想的主要内容。对于一些人出家未久就想入山闭关静修，星云大师持批评态度，甚而斥为焦芽败种，强调修行应该是脚踏实地的自我健全，牺牲奉献。他创设条件，允许佛光山的出家徒众轮流静修，但规定修持到一定的时日，必须出来工作，为大众服务，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修持。他指责那种大乘发心不够、事业能力未备，而以隐遁修行标榜、实求安闲自了的人“美其名曰修行，实则做菩萨道的逃兵”。

　　星云大师还指出，人间佛教所谓入世，并非一味钻入世间红尘中随俗沉浮，而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没有出世的思想，在人间从事事业，会有贪心，会有执著；有了出世的思想，再做入世的事业，就等于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见到金钱不动心，遇到生死无所惧，这种力量要从出世的思想培养起来。”[注72]出世的思想，无非是对邪见、烦恼、名利声色的如实正知和超越解脱。

　　入世的人间佛教，应以菩萨入世担当的气魄，发挥“人间进取”的精神，积极参与人间的建设，关注国计民生，关心社会问题、心灵问题。星云大师确信佛教有总持人类文化的卓越智慧，有经世济民之方，“人间所有的问题，佛教都有办法解决，佛教应当仁不让，主动担负起净化社会的责任。”[注73]他鼓励佛教徒关怀社会，爱国爱民，克尽国民应负的责任，即出家人也不可例外。明清以降，出家人迫于朝廷的威令，遁迹山林，以不问世事为高尚，致使佛教难以发挥教化国民的作用。实则出家并非出国，当此民主化的时代，出家人也应自我肯定，走入社会，为众谋福。比丘最好具备医生资格，比丘尼最好能做护士或幼教老师，出家人应去任军中的布教师、监狱的劝导师、心理咨商医师、大学的讲师教授。

　　星云大师据佛法与世法不二的原则，提出“佛法为体，世学为用”，倡导佛教徒以佛法的智慧为本，广学世间的天文、地理、医药、数学、航海、贸易、心理学等知识技能，掌握服务社会的方便，并以佛法的正见，观察社会问题，“对民生经济、国际形势、民主人权、自然生态、教育改革、种族冲突、优生保健、生态环保、家庭暴力、试管婴儿、器官捐赠、风水地理、看相卜卦等种种问题，以佛法的智慧，提出契理契机的对治办法。此外，对自杀、死刑、核武、战争，以及安乐死、复制人等问题，皆应吸取世间的医学、心理学、生化科学为用，融和佛法的理体，以解除现代人的迷思。”[注74]他自己就世人关心的各种问题，作过《佛教的财富观》、《佛教的道德观》、《佛教的女性观》、《佛教的福寿观》、《佛教的政治观》、《佛教的忠孝观》、《佛教的未来观》、《佛教对命运的看法》、《佛教对社会病态的疗法》、《佛教对民俗病态的疗法》、《佛教对心理病态的疗法》、《谈情说爱》等演讲，他所编著的《佛光教科书》中的《佛教与世学》、《实用佛学》分册，及《佛教》丛书中的《教用》专册，更广泛阐明了佛教与法律、哲学、科学、教育、管理、观光、农林、环保、艺术、礼俗、企业、交通、印刷、建筑、会议、心理咨商等的关系，一一说明了佛教在这些问题上的独特智慧及效用价值，对邪见迷信和世学的局限性作了揭析批判，其内容几乎涵盖了大部份社会问题和文理工各门学科。在佛教史上，近世只有太虚大师以正知正见、广博学识对多种世学作过评论，但涉及面尚不及星云大师广。

　　星云大师不仅以佛法之正见评论世学，广摄世学为济世利人之用，而且成功地兴办文化、教育、医疗等多种事业，发动找回佛心、七诫、慈悲爱心列车、三好、佛学会考、监狱布教等社会运动，使佛教一改退避山林的古风，以进取的姿态深入社会，为民众造福，展现出人间佛教积极入世的鲜明形象。

　　七、现代化的人间佛教

　　所谓现代化，据星云大师解释，有进步、迎新、适应、向上之意。社会、国家等，都无不随时代的行进而不断谋求其发展，不断趋向现代化。佛教亦然，自佛陀创教以来，便一直与时俱进，本著观机逗教、契理契机的原则，适应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而改进弘传的方式。如在经典方面，由佛陀时代的口授到贝叶抄写、木板雕印，进到铅印乃至今日的电子版大藏经。佛教传入中国后，适应中土文化，形成不同于印度的风格。佛教现代化并非创新，而是复古，其实质是“因应每一时代的需要，以最巧妙的方便，将佛陀慈悲的精神，普示于社会，也就是要现代化于每一个时代”，“把过去诸佛、大德的教化，以现代人熟悉、乐意接受的方式，揭橥于大众。”[注75]这种意义上的佛教现代化，与其说将佛教现代化，毋宁说是用现代的方式以佛法“化现代”。

　　现代化于每一时代，虽是佛陀所示佛教弘传的基本原则，然由政治压迫、世俗利益及人心的惰性等原因，法久弊生，僵固不化，落后于时代，除弊更新，现代化刻不容缓。而一些保守的教界人士，不能量时审势，常捧出圣言量、祖制古规，来反对现代化的弘法方式，南传佛教保守尤甚。星云大师认定佛教现代化乃时势之必然，以将佛教推向现代化的新纪元为佛光山努力的方向。

　　星云大师提出了诸多佛教现代化的建设性意见，他认为：“现代化的佛教是实实在在以解决人生问题为主旨、以人文主义为本位的宗教，而不是虚幻不实的玄思清谈。”[注76]现代化的佛教应重视“此时、此地、此人”，“不但要随著时代社会而进步，并且要走在时代的前端，领导著现代的人心思潮向前迈进”[注77]，不能保守退缩，墨守成规。现代化的佛教应道德化而非神奇化，将佛教的伦理思想运用于现代生活中，去推动社会的道德教化。现代化的佛教应以度生重于度死、生活重于生死、奉献重于祈求、事业重于庙堂、大众重于个人、法乐重于欲乐、国情重于私情为基本原则。佛法应现代语文化，使经典全部语体化、有声化、彩色化、电脑化，佛弟子应掌握英文等多种语言，以便向全球广宣佛法。传教应现代科技化，利用现代科技成果电话、电视、广播、传真、电脑、音响、摄像机等器材讲经说法、传送资讯，采用研讨会、座谈会、交谊、报告等多种方式弘法。修行应现代生活化，以服务社会、令众生欢喜为修行。寺院应现代学校化，设立图书馆、简报室、视听中心、会议室、讲堂等，发挥传授佛法、心理保健技术、佛教文化的学校之功能。应成立佛教通讯社、佛教资料社、电脑询问中心、电台、电视台、资讯人联谊会、道场观摩会，重新结集三藏，普建八宗丛林，普及佛教读物，增强资讯运用，“让佛法从山林寺院走上社会学校，从经楼殿堂走进书店机构，从出家僧众到达在家人士，从排字印刷到达电脑资讯。”[注78]

　　星云大师不仅将这些建议提供给佛教界，而且一一付诸实行，从创办丛林佛学院、佛光大学、西来大学、电视弘法，到编印佛光大藏经、佛光大辞典、白话佛经、白话高僧传，举办多次佛教学术研讨会等一系列举措，都贯穿著佛教现代化的理念。

　　佛教现代化，不仅要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现代方式弘法，而且应契现代之机，针对现代社会人心的问题和病态说法，提供解决的途径。星云大师对现代社会人心观察甚为敏锐，对各种病态的揭露批判甚为深刻，如在《从佛教各宗各派说到各种修持的方法》讲演中指出：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文明的巨浪席卷整个世界，机器的运作，加快了人们的脚步，物质的增产，刺激了人们的享受欲望。人们随著机械的轮子，马不停蹄地汲汲于营生糊口，而忘记停下脚步来看看自己；生活竞争的激烈，人和人之间的疏离感越来越严重，感官的过度享受，使人们麻醉了自己的性灵，虚无、失落，遂成为这个时代的时髦名词。

　　他还揭露：人类无休无止地以各种方法掠夺地球的资源，造成生态破坏、能源枯竭；由于价值观、世界观的偏邪，导致政治上的尔虞我诈、倾轧战争，经济上的市场垄断、贫富悬殊，还有人种、宗教间的纷争歧视，及毒气噪音、恐怖暴力、核大战的威胁。最糟糕的是商业社会的污染精神：人人求发财、讲功利、要成功，为钱财而不择手段，不顾道德，伪冒商品、走私漏税、盗用商标、倒会卷逃、空头支票、贪污贿赂等成风，整个社会有一种能欺则欺、能骗则骗的恶棍心理。真正有钱者又不会用钱，或金屋藏娇，制造出许多家庭问题、青少年问题；或酒食饮宴，一年就吃掉几条高速公路。整个社会弥漫著一股享乐腐化的歪风，“多了金钱、色情与暴力，少了礼义、美德与善知识。”[注79]还有廉价劳工、女工问题，职业病、人的变为机器零件、心灵的麻木、肢体的懒惰等，严重损害著人们的身心。学校教育存在著只重知识不重道德、只重功利不重精神、只重接受不重思维、只重个人不重利他的病态，教…

《正法重辉的曙光──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陈兵)》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