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台湾新禅学刍议──“人间佛教禅法”理论与当代实践
性广法师
壹、缘起
台湾佛教盛行的“人间佛教”思想，其实是自八○年代以后由学界和佛教界的共同努力提倡和推广，如今才能在当代台湾佛教界蔚为主流的佛教思想。并且，尽管在各提倡者之间，仍存有承袭太虚大师的佛教思想与承袭印顺导师的佛教思想之别，但就其在当代台湾社会的理念弘扬和其事业表现来说，都表现出积极的入世关怀，且贡献良多；一反传统佛教给人以逃尘避世的不佳印象，可以说已蜕变为活力充沛、影响广泛的佛教团体了。
笔者个人在台湾诸多响应或推行“人间佛教”理念的团体中，是师承印顺导师的思想系统的。此因个人从长期的研究与教学中发现：印顺导师之所以能对于当代台湾“人间佛教”思想阐发，表现其卓越的理论建构，是因他能以深厚的学养和知识理性为判准，来综观全体佛教变革，并辨明各阶段的损益得失，然后提倡兼顾时代性需要和人间性关怀的佛教思想主张。可是，在此同时，他也不能同意有些道场在一味追求“普及人间”、“适应通俗”的烟幕下，导致佛教思想“变质”发展的不良后果，因而他在理论建构之外，也提醒避免掉入“庸俗化”或“显密圆融”的负面发展。
而根据笔者的了解，印顺导师之所以如此，是因他认为：人间佛教固须契应时代，或引领其思潮，然却不能为顺应时代就让佛教趋向媚俗与变质，亦即不能因此而导致佛教的堕落和腐败，否则最后只有自误误人和贻世讥嘲而已。所以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能依循佛法的本质，以随时检验教法的施设是否正确？以纠正任何可能朝向偏锋的变质发展。[1]
然而，以实践的现实面来说，当“佛教”一走入“人间”，便立刻会面临许多课题。例如，当出世的“佛教”一走入“人间”时，这时与当初所一意要舍离的“亲里眷属”或“五欲之乐”的恋世旧习，将要如何有所区隔？简言之，就是彼等如何培养出虽“入世”却不“恋世”的能耐？这显然要有从修持而得的身心净化的堪忍力道，以为入世利人的基础才行。
在传统佛教修行者的观念中，有不少人认为“要修持，就得远避人群”，否则一旦走入人群，则修行者在时间上可能会被杂事切割，导致无法专意禅思，而道业精进不易。此种看法，虽不能说错。但，就“人间佛教”的实践者来说，既然要改变社会对“修行者”的“逃世”讥嫌，则彼等在空间上也就不能再像传统一样地远离俗务和人群。可是在此同时，彼等又如何可能从事自净其意的修持(特别是禅观修持)呢？这是“人间佛教禅法”的提倡者，首先必须思考的难题之一。
其次，“人间佛教禅法”的提倡，之所以绝对必要，是因佛教的教法修学，不能略去“禅修”不谈。因为佛陀教导的“三增上学”：戒、定、慧中，除外部的行为规范──戒学之外，其余的心意锻练──定学，和智慧观照──慧学，都涉及禅观的修持。这不只在根本佛教的教法是如此，在大乘佛教思想的菩萨六度法门中，“禅波罗蜜”与“般若波罗蜜”，仍是最主要的两度法门：“定学”和“慧学”。所以除非不修学佛法，乃至于不行菩萨道，否则绝对会触及禅修的课题。这也是“人间佛教禅法”的实践者，所以无法不加以提倡的根本原因。[2]
连一生投注于义学研究的印顺导师，也肯定这种“从禅出教”的精神，“才能发挥宗教的真正伟大的力量，所建立起来的理论，也才具有生生不息的真实性。”[3] 因而底下，笔者试着就新世纪的新禅学：“人间佛教禅法”，提出一些管见，以就教于各界高明之士，并请不吝指教是幸。
贰、人间佛教禅法的提出
有关“人间佛教禅法”这一名词的提出，在台湾佛教界尚属首次。因此一用法，是笔者在撰写《人间佛教禅法及其当代实践》一书(台北：法界出版社，二○○○一年)时，才正式用为书名的。其原因有二：一方面认为印顺导师依于“人间佛教”理念而有的禅学思想，确有其卓越的特见，故除了如吕胜强先生所编的《妙云法雨的禅思──印顺导师止观开示集录》(台北：佛青基金会，一九九八年)之外，应可将其体系化并做进一步的阐发。另一方面，则是出自台湾佛教史学者江灿腾博士的建议。江博士是阅读笔者先前的《印顺法师禅观思想研究》手稿，在第四章“人间佛教的禅观思想”中看到此一用法，于是建议笔者将全书大幅度改写，并采用新的书名为《人间佛教禅法及其当代实践》，并为之作序。
其间，本书除了内容获印顺导师本人的过目和书名由其亲笔提签之外，自今年(二○○一年)三月间出版以来，初刷二○○○本，不到一个月即销售一空，再刷二○○○本，依然有不少购买者。显然，台湾佛教界的不少同道，也已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
但，必须说明的是，笔者本身是一个长期从事禅观修持的宗教师，在理论上虽师承印顺导师的禅学见解，却也试图建构一个较具系统性和时代新意的当代“人间佛教禅法”。[4] 故有关本文的一切见地，若有不足之处，文责在笔者，而不在印顺导师。
并且，具体而言，笔者有关于“人间佛教禅法”的思想建构及其实践的可行之道，主要是来自于以下几点的思维：
一、若要在当代台湾提出所谓的“人间佛教禅法”，便须先问其行门实践内容为何？例如我们要问：它会只是一套强于说理，而弱于行践的抽象性学说？或者它会只是醉心于理论的精心建构，而忽略以实际行持来印证学说或理论的可行性？
二、若要在当代台湾提出所谓的“人间佛教禅法”，便须先问其行门中，“定、慧”二学的内容为何？乃至于实际投入护法利生行的人菩萨行者，彼等又如何能兼顾利他的事行与一己禅观的功课？
三、当代台湾所提出的“人间佛教禅法”，真能具有“从禅出教”的佛教精神吗？或最起码能“以印顺导师的深刻智慧所洞见的法要”，进一步用于禅观的体会或验证它的正确性吗？这其间显然涉及了：“人间佛教行者”，究竟能否从“不弃人事、不废禅观”的行践中，去体会或“发挥宗教的真正伟大的力量”？所以“人间佛教禅法”的理论构思为何？并不只是“建立理论”的纯思维问题，其能因此而“具有生生不息的真实性”才是最重要的。
四、若要在当代台湾提出所谓的“人间佛教禅法”，则“非破他论，己义便成。”更重要的，是要使“人间佛教禅法”如何能在不违胜义的前提下兼顾世俗面的关怀？亦即如何避免在多措心于人间事务后，反导致实践者本身的宗教情操或宗教经验的稀薄？更进一步说，即是“人间佛教禅法”的提出和实践之后，真能在批判佛教宗见的异质化之同时，随即补缺填漏，使其有建设性和具体性的禅观实效？
此因作为一位“人间佛教禅法”的实践者，他虽重又走入了世间，加入了弘法利生的行列，却仍须督促自己如何不背离佛法的本质，不流于庸俗化，故须能留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密合度，将“入世利生”与“禅观自省”的均衡发展，作为互相印证的依据。此一禅法的精髓，即在于能主张“依人身而向于佛道”的凡夫菩萨行，故其难能可贵处在于：“人间佛教禅法”的实践者，能不惧生死，又不耽溺于禅定之乐，既不舍众生，又能不退悲心和不急求解脱。
所以，“人间佛教禅法”的提出，其动机是建立在“人间佛教”行者，亟思“从禅出教”的自我要求与自我反省──即进一步在禅修的体会中验证理论的正确性。尽管如此，要尝试建构一新的禅学理论：“人间佛教禅法”，仍不能自由心证或别出心裁地，拟想出一套前所未闻的禅修法，而仍须依于佛法“契理”与“契机”的原则才行。
总而言之，“人间佛教禅法”的提出，除了“回归佛法本质”的契理性之外，亦须有强烈“回应时代因缘”的契机性。故无论其在禅学思想的体系脉络方面，或在其禅观技巧的实际操作(包括禅观所涉及的选择因缘等)方面，都要能上探佛法根源，以承佛陀法脉；下则消化传统遗绪，让“人间佛教”的禅学思想，辩证性地绽放着古德遗芳。
因此，唯有重新抉发经典中有所记述，虽饶富意涵却已久被遗忘的禅观法门，进而将其安立于新的时空座标中：(一)在时间上，要能贯穿“传统”到“当代”的禅学思维；(二)在空间上，要能关顾现实的环境条件，并照顾到每个当事人的人格特质与所从事的不同利生环境。所以“人间佛教禅法”的内容，并非一种与传统断然决裂的激进新主张，而是从正确地“回顾传统”出发，并时时不忘“当代实践”的一种探索过程与重新建构的丰富内容。
参、“人间佛教禅法”的定慧知见
在进入本节的说明之前，拟先讨论有关于“创造传统”的概念。[5] 因“人间佛教禅法”的提出，与佛教的“传统”最为密切。
但，佛教的“传统”并不是风干的化石，也不只是历史的故事而已，并且在批判与继承之中，“传统”是可以当作提炼淳净后的文化体现，也是属于权衡机宜后的一种新文化创造。特别是在佛教的“传统”中，它的伟大宗教精神或任务，代代承袭相沿，虽不免有其异化或流弊的诸多问题，但，此一“传统”若经过新的权量和兴革，则依然有其时代的适应性。故“传统”是能“体现”的，而不只是“凝结”般的存在。简言之，凡不能统贯历史，不能适应当代，不能传之后世者，就不是佛教禅法真正的“传统”。
此因佛教有二千多年的传播历史，分布的地域亦颇广阔。但，遗憾的是，固守偏执者，一直试图盘据“传统”以为壁垒：或划地自限，以地域疆界为“传统”的分野；或斩裂时序长流，以过往糟粕为“传统”的凝结；或对立群党意识，以宗派家风为“传统”的门墙。[6]
然而，当提升视野到鸟瞰的高度，就能分辨其中不过是一些地域传统，历史传统与宗派传统。余秋雨先生说得好：“正是那些不断呼喊着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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