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佛教”理论的定位趣向与社会关怀
内容提要：中国佛教的最大特色在于它俱有的“人间性”，这是大乘佛教理论与 中国本土优秀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佛教的中国化历程看作是“人间佛教”理论逐渐完善的过程。本文试图从以下角度阐述“人间佛教”未来发展的方向：继续以信仰作为“人间佛教”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发挥“人间佛教”在宗教启示和道德教化方面的积极作用；建设人间净土是往生净土的必要基础，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人间佛教”理论的不断发展必须防止“理学”化和“狂禅”化的趋势，从佛教内部消除潜在的理论困境。
关键词：人间佛教 往生西方净土 建设人间净土 公益性文化事业
佛教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其传入至今已经有两千余年历史。在这段历史进程中，佛教以多种理论形态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其中最具有生命力的莫过于“人间化”的理论形态。至少可以说中国佛教的两千余年历史是其“人间化”不断完善的过程，目前盛行的“人间佛教”理论正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因此，笔者在文中着重论述“人间佛教”的理论由来以及未来走向，就其相关问题稍作阐述。
一、“人间化”是中国佛教的显著特色
依据现存史料推断，佛教至少在西汉末年已经传入中国，从此以后佛教就开始了与中国固有的优秀文化的融合。由延续先秦诸子百家“人间化”道路出发，到现代赵朴补居士提出的“人间佛教”(区别于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以及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①思想的不断完善与实践，形成了中国佛教的显著特色。就两汉社会思潮而言，黄老道术、今古文经学和墨家学说等经世致用的思想派别都将目光投向现实世界，力求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来优化当时的社会结构，这些先决条件都为佛教的中国化，进一步说是“人间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佛教的大乘根性就在于，它从一开始将普度众生的这一理论基础放在了“此岸”，即强调信仰的真切，在现实社会中“敦伦尽分，闲邪存诚”，不断地通过“治心”、“治境”来完善自己、度化众生，从而超越现实世界到达智慧的“彼岸”。尤其是净土思想的不舍众生而求证佛果，在改造“此岸”的基础上趋向“彼岸”，然后“乘愿再来”拔济群萌。这就是中国佛教的最大特色，也是“人间佛教”理论的原始依据。
目前佛教界和学术界都在为“人间佛教”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寻求强有力的经典印证和历史根据，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具体操作上出现的新问题，以“契理契机”的实践精神，审时度势，不断创新，逐步完善现有的理论框架，以适应和提供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方略及行动指南。信仰是佛教一切宗派，无论某一国家或任何一个地区，所共同遵循的历史的必然的道路。尽管各个宗派在教理体认、仪轨制度、历史习惯上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但是最终将这些宗派统一起来，沿着符合各宗派切身利益的道路前进的，仍然是对佛陀教诲的真切信仰。信仰是佛教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促成各宗派协调发展的最有效的途径。世界三大语系的佛教在中国的圆融和谐，正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大一统”，这是中国佛教在两千年发展过程中探索出来的必由之路。“人间佛教”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宗教启示和道德教化，是以“柔伏其心”作为普度众生的权化方便，以“究竟涅槃”作为终生的未来归宿。世间法是超凡入圣的基础，出世间法在于圆融世间法，从而度化众生入无余涅槃，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的统一才是真正圆满的佛法。此处还须把握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以保证佛教理论的健康发展：
(一)“人间佛教”与现代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发源于古印度的佛教，吸收并且保存了许多当时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成果，尤其是跻身于古印度的“五明”之学(“身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又将这些先进科学成果带到其它国家和地区，为当地的科学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但是佛教只是将自身的五乘因果教理归结在“内明”，而非直接等同于其它的科学成果。然而目前却有部分出版物中把电视、电话等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等同于佛教的“六神通”，声称现代人人都已经证得“六神通”，这种说法无异于明朝末年理学派所宣扬的“满大街都是圣人”的“狂禅”分子。从正法的立场来说，每个人的本体灵明是圣人，但是由于累劫以来的贪嗔痴遮挡了许多人的本来面目，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修持才能超凡入圣。因此完善个人道德情操、改善社会道德风尚，是优化信息时代人际关系的最佳途径。科学的发展需要相应的道德水平的提高，不能将科学的成果直接等同于宗教启示和道德教化。印光大师在回答一位心理学研究者的信件中，明确反对将《观无量寿佛经》中的十六观想等同于西洋的催眠术②，为研究者正确处理佛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作出榜样；同时又提倡佛门弟子使用素皂、味精来减少杀戮③，将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转化为劝人为善的方便法门，用开阔的视野来审视人们生活的未来归宿。
(二)“人间佛教”和“附佛外道”之间的关系。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许多民间秘密结社歪曲佛教的教理，利用佛教的仪轨制度来迷惑部分民众，形成了许多形形色色的“附佛外道”，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白莲教、一贯道等邪教外道组织，这些民间社团发动多次政治暴动，企图颠覆当时的统治政权，造成了局部的社会动荡与不安。近代佛教复兴时期，许多佛学研究者也是沉迷于扶乩、图谶，其中以江易园(清末状元张謇的弟子)最具代表，印光法师痛心地批评说“几十年的好人，变坏了”。当时许多迷信势力同反动军阀、地主恶霸相勾结，打着佛教或佛学的幌子为害社会；或者将念佛参禅附会成运气炼丹，蒙蔽群众。目前最大的“附佛外道”是******及其“*轮功”组织，滥用佛教术语，利用广大群众“强身健体”的愿望来扩充自己的邪教势力，中国政府对“*轮功”采取了有力措施，但类似的歪理邪说仍时有出现，因此政府部门应当设立必要的组织，召集出版界与佛教界权威人士组成审查机构，彻底切断邪教理论的传播途径，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二、往生西方净土与建设人间净土
中国佛教的现存宗派可以分为“宗、教、律、净、密”五大类，其中的“净”则是特指念佛求生净土。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各种净土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盛传起来，有西方阿弥陀佛净土、东方药师佛净土、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净土等等，众多的念佛法门中以“执持名号，求生西方净土”最为简便，该法门被历代祖师大德称为“横超法门”。按照净土宗的“三经一论”以及其它卷帙浩繁的佛经祖语中的说法，末法时代的众生能够通过竭诚念佛往生西方净土，“花开九品”而后圆成佛道。修持西方净土法门以“信、愿、行”为宗，所谓“信”，就是笃信佛力，阿弥陀佛因圆果满之后，以大誓愿摄念佛众生，相信自己以至诚心念佛，感应道交必定往生，如此矢志不移，坚定念佛信心；所谓“愿”，就是愿以此生誓求往生西方，不愿以凡夫身累世沉迷于娑婆世界，往生之后，乘愿再来，度脱一切众生；所谓“行”就是按照《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中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至诚念佛，求生西方净土④。但是随着二十世纪初，太虚大师、欧阳竞无、韩清净等人提倡法相唯识以来，后人似乎将往生西方净土与建设人间净土发生冲突，这在太虚大师和欧阳竞无的一系列论战中已经十分明显。实现西方净土与人间净土的圆融无碍，将关系佛教理论的现代转化和缁素关系发展的全局，因而有必要重新阐明其内在逻辑。
建设人间净土是往生西方净土的必要基础，修持“三福”是往生净土的净业正因，也就是说建设人间净土是往生西方净土的必要途径，所谓“三福”就是《观无量寿佛经》中所讲的“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归，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历代高僧对“孝养父母”皆有论述，民国年间，印光大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佛教以孝为本”，为日渐衰亡的儒家精神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尽管儒家和佛教在“孝”道问题上存在着境界上的差别，印祖将之对比谓：“盖世之所谓孝者，有迹可循者也，释氏所谓孝者，略于迹而专致于本也，有迹可循者，显而易见，专致于本者，晦而难明。何以言之，儒者服劳以安其亲，孝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其亲，大孝也，推极而论，举凡五常百行，无非孝道发挥”。⑤而印光大师仍极力主张孝道的本迹圆融，积极提倡印行一些民间善书，例如《感应篇汇编》、《文昌帝君阴骘文》等，利用当时民众容易接受的文字形式来净化人心、稳定社会秩序；还特别强调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虽天纵之圣，尚须贤母贤妻，以辅助其道德……由是言之，世少贤人，由于世少贤母与贤妻也。良以妻能阴相其夫，母能胎教子女，况初生数年，日在母侧，亲炙懿范，常承训诲，其性情不知不觉为之转变，有不期然而然者。余常谓，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又常谓，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益谓此也。”⑥注重妇女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消除自宋明理学形成以来儒家对妇女地位和权益的漠视，促使全社会尊重女性，重视家庭教育对社会新风尚的形成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类似事例，不胜枚举。建设人间净土，是实现弥勒菩萨的宏大誓愿；通过修持“净业三福”，竭诚念佛，求生西方净土，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摄。两者之间并无冲突，对此智 早已阐明事理，详细请见《净土十疑论》中回答第一条疑问、第三条疑问、第七条疑问时所作的详细论述⑦，由于文章主题所限，此处暂时不作长篇引述。
往生西方净土不是“鬼神化”、“来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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