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哲理化”和“学术化”。佛教以出世为目的，以入世为成就菩萨道。念佛往生西方净土是一切法门中最为简易便捷，上至等觉菩萨，下至五逆十恶，都可以修习此法门而圆成佛果。建设人间净土不是为了追求人天福报，而是希望人心净化、社会祥和、世界和平、国泰民安，是普劝念佛往生西方净土的重要途径，也是圆满成就菩萨道的根本归宿。尽管历代高僧大德充分阐明各种净土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自身修持的模范作用，激励众生在随顺世间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念佛往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既能够自利利他，做个好人，又能为成就佛果，积累资粮。一切众生都能因此而受益，这也正是佛法更优越于“人本主义”的高明所在。此外尤其可贵的是，往生西方净土能够为迷途知返的众生，提供弃恶从善的修持机会，以大慈大悲的胸怀度化一切众生，从不标榜清高，将众生拒之门外。当今时代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提倡念佛往生西方净土，有效地为老年人创造了美好的精神家园和临终关怀，使得老年人超越对死亡的恐惧，以更好的身心素质美化社会，创造未来。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佛教理论的现实意义，一些理论工作者通过辛勤的研究探索，从佛教理论中发现许多有助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有益成分，相关论著中大量出现，天台、华严、法相唯识等宗派的历代著述被大批发掘，其中的文化精髓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些研究成果既延续了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承，又为佛教理论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持。许多佛教界人士也当仁不让，积极研究那些尘封已久的玄思妙解，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将佛教推向了“哲理化”，或者说是，把佛教变成只适合具有相当文化层次的僧侣来学习研究，而普通民众没有时间也没能力深入的“哲理化的佛教”。何况佛教可以随顺方便，通过哲学思辨的形式在特殊的人群中起到特殊的效果。如果武断地将“三藏十二部”简约化，不顾众生根性的高下利钝，呆板地讲人生道理，这无异于将佛教等同于“人生哲学”，更有甚者陷入空谈而不自知。因此，“人间佛教”理论的未来发展必须积极关注学界与教界对传统典藉的最新研究和发掘成果，从中吸取契理契机的成分，更好地建设人间净土，为信愿往生提供正确的指导方向。
三、防止“人间佛教”的“理学”化和“狂禅”化
中国固有文化中，儒家的思想体系最具有“入世”精神。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为己”之学，即通过完善自己的道德素养来感召民众，从而实现天下大同，这才是儒家“入世”精神的真正所在。在儒家实现其“内圣外王”理想的过程中，其他学派理论中的优秀成分都是可供借鉴的对象，在“和”的基础上实现各家理论的发展，孔子的广泛师承和博学多才正是这一思想的鲜明的写照。而近世儒学衰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沿着宋明儒家“以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道路前进所致⑧，换句话来说，宋明儒家利用佛教内典中的理论模式及修持方式来激活儒家思想的生命力，但是在其理论体系重新构造之后，却极力辟佛，破斥因果，借以扩大其理论在民众中的影响力。这种盲目的理论“嫁接”却为其以后的体系崩溃埋下了祸根。“程朱”(程赜和朱熹)学术的继承人将“尊德性”与“道问学”人为割裂，或整日标榜“主敬”、“存诚”、“涵养工夫”，束书不观；或埋头于文章考据，忽视自家的分内之事，“程朱理学”培养出来的儒生几乎全部都是积文积弱的代表。陆九渊、王守仁的学术却演变为“满大街都是圣人”，甚至有人提出，读孔子之书不如挟妓而游，社会风气因此而日渐淫靡，“陆王心学”的蜕变直接导致儒家内部“狂禅”的出现。此后两家争论不下，互相攻击，著述愈多而去圣日远，儒家学说逐渐变成士人急辩的话柄，由“为己”之学变成“为人”之学。清儒由宋学入于经典考据，“义理、词章、考据”之说兴起，士人对于儒学开始有信仰转变为学术研究，随后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开始论战，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每一家的立论都是引经据典、义正词严，竭力指摘对方的理论缺陷，然而这样的论辩都有一个共同的作用，那就是加速儒家道德体系和信仰体系的崩溃。
与此相比，“人间佛教”理论的优越性在于，它建立在对佛陀教诲的信仰的基础上，阐明“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⑨，各宗各派在共同信仰、肯定因果的前提下，进行教理挖掘与探索，以研究成果作为激励修持的动力，而不是为了在理论上争个高下优劣。佛法本来就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因为众生根性不齐，随心境所迁，才有种种差别，因此在弘扬正法的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是契理契机。鉴于儒家学说的衰亡原因，反观当今佛教内部争论的日益明朗，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一)“人间佛教”是各宗各派的共同使命，其相互贯通之处就在于以信仰为基础，其最大威胁是“理学”化虚妄争论。佛法的真谛在“证”而不在“争”，必要的论辩是为了理解经典中蕴涵的智慧，相互砥砺，共同提高。各宗各派都是秉承如来教诲，扮演佛法宣讲者的角色，尽管在修持方式以及教理判别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是任何一个宗派都不可以以“道统”自居，排斥其他宗派，甚至要求他人必须顺从自己的想法或主张。
(二)“成人”与“成佛”之间差距很大，世间法与出世间圆融无碍，才是真正的佛法。五戒十善、六度、四摄是成佛的必要阶梯，或者从文字假名来说，它们都等同于佛法。然而就沿着五戒十善、六度、四摄，一直修行上去的通途法门的那种 “成人”距离“成佛”，路程还十分遥远。世间法的道德规范是在努力培养“人”，而出世间法所要促成的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佛”。祛除“我执”、“法执”之后能够明了“人”、“佛”的本然，这才是“人成即佛成”的真正涵义。谁知“人成即佛成”这句话却让初学者将佛法简单地理解为如何去做人，而忽视了佛陀的本怀是让一切众生皆成佛道，以至对往生西方净土产生抵触。这就要求在弘法的过程中，必须慎重考虑词语结构和论证模式的使用，以免误导众生。
(三)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生活的提高，而“人间佛教”的功用则集中在对世人心灵的关怀，防止各种“狂禅”的出现。宋明儒家吸收“大乘空宗”的理论成果，破斥因果报应，片面强调“明心见性”，结果导致“狂禅”理论的出现，社会伦理道德因此而遭到破坏。目前，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高科技犯罪手段层出不穷，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也逐渐提上日程。“人间佛教”在宗教启示和道德教化方面有着积极作用，能够促成人际关系的协调，唤起人们对外在环境的关爱，让人们放弃由“狂禅”心理带来的贡高我慢，将自己的聪明才智投入到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工程中去，为创建更加美好的未来而精进不已。
四、“人间佛教”理论与公益性文化事业
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二次会议正式提出“人间佛教”思想，赵朴初居士在1987年中国佛教协会五届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又对“人间佛教”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并在佛协章程中提倡“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思想”；1986年赵朴初居士在《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文章和后来发表的其它的一些讲话中一再地阐述了这个问题。1993年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修定的《中国佛教协会章程》已对佛协的职能作了重大改变，佛协从中国各民族佛教徒的“联合组织”改为“爱国团体和教务组织”，对全国佛教组织和寺院具有统一领导、协调的职责。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大陆佛教界的僧俗大众在各级佛教协会的带领下，积极参政、议政，关心、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将宗教信仰转化为爱国主义的热情。同时坚持学术化导向，在僧伽教育与佛学研究、弘扬以及佛教文物保护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当前“人间佛教”理论面临的重要课题是如何适应世界和社会经济、科技文化高度发展，主动地在教义、组织和传教方式等各方面作适当的调整、改变和完善，使“人间佛教”理论更贴近于普通群众的生活，使之在普及社会公德，净化社会风气，维护社会安定秩序，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乃至联络国际佛教界，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争取世界永久和平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发展先进文化的历史任务，指明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推广到全社会，同时将先进文化的内涵概括为：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体说来，就是从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个方面来展示先进文化的发展途径。“人间佛教”是对中国两千年来优秀传统的挖掘与发展，尤其是近半个世纪的理论创新已经为其塑造了良好的社会主义精神，佛教的基本戒律融合到社会公德、行为规范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佛教的慈悲精神在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消除公害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间佛教”业已成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主要从事者，而且逐步发挥着重要的参与作用，这是新世纪中国佛教理论以及实践转型的新曙光，实践证明“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科学论断是具有现代性和前瞻性的，我们的工作必须围绕着这个论断，才能使“人间佛教”思想得到顺利推展与实践。
“人间佛教”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是佛教理论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相结合的产物，其根本要求在于四众弟子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从事宗教活动必须站在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为祖国统一、社会进步和民族壮大，贡献自己的力量。“人间佛教”理论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主张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用佛法的力量感召民众“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使四众弟子能够在自己的修行过程中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结合起来，在做一个好公民的基础上成就自己的果位。
20040603
注释
[1]赵朴初居士提出的“人间佛教”理论与太虚大师、印顺法师主张的“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的最大不同在于，赵朴初的“人间佛教”理论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寻求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相协调的具体途径，运用佛教在入世方面的积极精神为社会主义两个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进一步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的协调发展的进程，从根本上实现佛教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促进作用。而太虚大师、印顺法师的理论有其历史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局限性，只能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人间佛教”理论的发展提供借鉴，而不能对其照搬照抄，甚至将三者等同起来。
[2]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下 答曲天翔居士问二十七则 苏州灵岩山寺 1997年版
[3]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四 杂著 味精能挽劫运说 普劝爱惜物命同用清明素皂以减杀业说 苏州灵岩山寺 1997年版
[4]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四 净土法门说要 苏州灵岩山寺
[5]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二 论 佛教以孝为本 苏州灵岩山寺 1997年版
[6]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四 杂著 冯平斋宜人往生事实发隐 苏州灵岩山寺 1997年版
[7]净土十要第四 净土十疑论 苏州灵岩山寺 1996年印
[8]关于这种理论模式的肇始，学术界一般将其归结到韩愈延续“道统”这一历史现象，详细情况请见：陈寅恪集 金明馆丛槁初编 论韩愈 319至33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版
[9]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三 序 因果录序 苏州灵岩山寺 1997年版
《“人间佛教”理论的定位趣向与社会关怀》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