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星云的人间佛教与中国佛教的现代化
作者 张华
一、引论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其影响大致有二：一是音乐、雕刻、建筑、文学等艺术形式方面的影响；二是无形的影响。又可作两点：一为民间习俗；二为学术思想。深入民间习俗者，是佛教作为信仰的影响，诸如因果报应、人生无常、超度亡魂等；影响学术思想者，初与魏晋玄学相互激发，到隋唐形成中国性的佛学，而以华严宗与禅宗影响最深，而后延伸到宋明理学汲取佛学思辨，这些都是佛学方面的发展。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基本上就朝着思想和信仰两个方面发展，作为信仰的佛教在唐武宗灭佛时虽也遭受一定的打击，但由于成佛的方便及其他社会原因而继续有所发展，而作为思想性的佛教在唐宋之后，就开始衰落了。降至近代，虽有一些僧人、居士竭力倡兴，但也没能挽救其江河日下之颓势；可是近几十年来，佛教在台湾、东南亚一带却出现了一种复兴的势头，特别是由台湾高僧星云大师弘扬的“人间佛教”，在世界各地有很大的发展，这就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应该怎样看待这一现象？佛教在台湾及世界各地复兴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人生佛教的倡导者是近代高僧太虚大师，而近几十年来在台湾弘扬人间佛教最力者当推星云大师，在深入探讨人间佛教的思想内容之前，有必要先简单了解一下太虚大师和星云大师其人。
太虚大师，俗姓吕，清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西元一八九Ｏ年一月八日)生于浙江省海宁州(今海宁县)长安镇，家世农工。十六岁在苏州木渎浒墅乡一小庙从士达和尚出家，法名唯心，后转师于奘年和尚，师为之立表字太虚，当年十一月，往浙江宁波天童寺受戒于寄禅和尚，十八岁之后，开始读经习禅，兼学诗文，兼学诗文，翌年秋，往慈溪西方寺阅读大藏经，并读康有为《大同书》，严复译《天演论》，谭嗣同《仁学》及梁启超、章太炎等有关国事与振兴佛学的论文，触发了改革佛教的念头。二十一岁到南京，就学于杨仁山居士所创之祇洹精舍，从杨学《楞严经》，又从苏曼殊学英文。次年一月，与热心民族革命的栖云和尚入粤，助组僧教育会，一九一二年又与仁山等在江苏镇江金山寺组建佛教协进会，着手佛教改革，太虚二十七岁那年，痛于当时佛教之颓萎与僧伽制度之混乱，作《整顿僧伽制度论》，第一次系统地阐述其改革僧伽制度的主张，后又创《海潮音》月刊，作〈海潮音月刊出世于世宣言〉，指出该刊宗旨是“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应导现代人心正思”。一九二二年之后，开始把整理僧伽制度的思想付诸实践，与梁启超、李隐尘在武汉创立佛学院，这是中国佛教界有佛学院之始。一九二三年秋，太虚进而把眼光转向世界佛教运动，在庐山发起世界佛教联合会，尔后又赴英、法、德、荷、比、美等国宣讲佛学，成为中国僧侣去欧美传扬佛教的第一人。
星云大师，是当今台湾著名高僧，俗名李名国深，一九二七年出生于扬州江都一个农商家庭，十二岁在南京栖霞寺出家，十五岁受“具足戒”，(注释：佛教中比丘、比丘尼应守之戒，持有此戒则德行自然具备。比丘有二百五十戒，比丘尼有五百戒。)十九岁考入镇江焦山佛学院研修佛法，毕业后任宜兴大觉寺住持、南京华藏寺监院，并办一些杂志和刊物，开始主张佛教的革新，二十三岁去台湾后，一直致力于弘扬佛教和其他社会活动。一九六七年，星云大师售出自己创立的“佛教文化服务处”的房产，购下高雄县大树乡兴田村的麻竹园，着手创建佛光山寺，经过近二十年的苦心经营，终于把佛光山建成当今台湾最大的佛教道场。
一九八五年，作为佛光山开山宗长的星云大师又忽然袍袖一挥，在成千上万信徒的跪送下宣告退位，从此云游四海，开始把中国佛教推向世界的新历程。如今，星云大师在台湾佛教界已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他领导下的佛光山僧团更是人材济济，实力雄厚，成为当今国际佛教界一支引人瞩目的力量。现在的佛光山，除了在台湾拥有数十个分院和上百万信徒外，在香港、日本、马来西亚、美国、欧洲、澳洲、非洲等地也建有“别分院”，使佛光山“具有国际的性格”。
几十年来，星云大师积极推行“人间佛教”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把佛教和生活贯通一气，打成一片，把佛教生活化，生活佛教化，为中国传统佛教的现代化和中国佛教的再度深入民间，走上社会，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张新鹰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人间佛教”在台湾的被提出，首先并不是实现禅宗教义的需要，而是现代社会生活对传统的佛教存在方式产生严重挑战的结果，星云大师意识到社会不断的在变迁，人们对理性跟实证的要求日益提高，佛教不能再消极出世，曲高和寡，而必须打开山门，走入社会，对人群社会有益处，才不会被时代所淘汰。四十年来，星云大师站在台湾佛教入世革新的前列，成功地运用了台湾社会给宗教发展造成的环境，带动了佛教的复兴。(注释：《世界宗教研究资料》八九年第一期。)中国佛教在台湾等地呈复兴之势，除了外在的社会原因外，星云大师倡导人间佛教所体现的强烈的入世倾向，蕴蓄著浓厚的人文精神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本文即着重提示后一方面的原因。
所谓人文精神，简单说就是肯定现实生活的人生价值，肯定人生的自我觉醒，肯定人生的努力奋斗，这种思想倾向，从表面上看，与印度的传统佛教颇多差别，实际上佛教本身是一个发展过程。大乘佛教已讲慈悲普渡，利生济世，中国古代的佛教也有由佛本而人本，由出世而入世的倾向；而作为中国佛教代表的禅宗，更是注重人生，强调“自我”，提倡“即世间求解脱”，因此可见太虚、星云大师倡导人间佛教，从佛教思想内容讲，实深得中国禅之精髓，是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历史的逻辑发展，同时也是在现实境遇下为迎接现代生活的挑战而迈向现代化的一种巨大努力。而从文化现象上讲，这又是一场佛教的通俗化运动，是一场由宗教文化向世俗文化的渗透，它的外象表现即把目光从出家投射到在家，从山林下降到城乡，是佛教走出藏经楼，走向社会，乃至走向世界。
本文即从历史和文化这两个方面考察太虚、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和中国佛教的现代化，藉此不仅可以了解佛教的逻辑进程和未来动向，也可窥探佛教与中国文化及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另外对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当今台湾和东南亚一带社会状况也有助益。
二、何谓人间佛教
太虚和星云大师作为佛陀的忠实弟子，无疑的，他们平生最要紧的志愿是像历史上许多高僧大德曾做的一样，弘兴佛法，而为了能振兴弘扬佛法，首先和最主要的是，必须给古老衰颓，弊病丛生的佛教换上新的衣裳，注入新的血液；但是，如何革新旧佛教，整理旧佛法，安顿新价值，以期达到领导新人心呢？如何在社会逐渐走向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推动一种新宗教伦理观，以便配合社会新发展的需要，甚至走在它的前头呢？换一种说法，如何振兴佛教？如何使式微的佛教现代化？如何使佛教离开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如何使今日佛教能主动地，更有效地适应并迎接现代工业社会的需要呢？
对于这一系列问题，太虚、星云大师以其“人生佛教”、“生活佛教”作了回答，当然，假如你要问他们，佛教是什么？人生是什么？他们很可能会竖一指示意“人生，是一半佛的世界，一半魔的世界，一半是前进的人生，一半是后退的人生”，然后开示，“今日佛教最大的毛病，就在把佛法与生活分开，信佛教信了几十年，但贪瞋痴还是非常的重，深入经藏的道理能说一大堆，但对人我是非得失就是不能放下”。末了又会语重心长地加持“学佛的人，对个人功利禄的追求当退即退，而为教为道的维护则当进则进，我们兴教利人的原则，非佛不做，事关大众利益的就做，对佛教有助益的就做，此外一切都是俗事，不做。”此外，这两位法师也许还会提醒你，佛法之深不在玄理奥义，而在与时推移之难，不在路远途艰，而在于随缘解辨之不易，佛法不是用来谈玄说妙的，佛法应该用来指导人生的。
太虚、星云大师的这些话至少说明以下两点：第一、在他们看来，目前佛教最慧哀的问题莫过于佛教徒在生活中没有佛法，而佛教是真正生活中的真理，佛教一旦离开了生活的内涵，那么佛教的存在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第二、佛教的玄理奥义的纯学术研究，佛法的无补于生活实际的清谈，虽然有它的存在的价值和一定意义，并值得尊敬，但若不与现代人的实际生活和时代联合，则纯学术工作仍是死的，不是活的，清谈则任何时候都要避免。作为一种文化，其意义在于充实人生，并为人类前途指出方向。
那么，到度何为人间佛教呢？从上面的叙述里不难看出，太虚、星云大师人间佛教其实就是把佛教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中，使生活和佛教不二，一方面肯定现实人生的价值，把佛教贯彻到现代化的日常生活，把佛教生活化；另一方面又赋予现实生活以超越的宗教意义，用佛法来指导现代人的生活，把生活佛教化。如果说亲体力行佛法的真理是人间佛教所要求的最大特点，而其精神实质则可一言以蔽之，“以出世的精神作入世的事业”。
本文主要分析论述人间的精神实质，因为这是太虚、星云大师的整个教旨所在，是人间佛教的纲领，可以说它贯穿了人间佛教的全部内容，同时也是提供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至于这方案有没有做到既契合了时代精神而又不失其佛教本色呢？亦即既不离开佛陀本怀，贯彻大乘精神，把握禅宗真髓，又能适应工业社会的需要，把佛教与生活真正融为一体，以期达到指导人生的目的呢？下面试图对此作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讨。
三、出世精神的把握
太虚、星云大师所以提倡“出世精神”从事入世的事业，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深深地感到现在的佛教界有这么一个现象，讲出世就太出世，讲入世就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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