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答说：“我教育了他们，只要他们真正能为国家为人民谋幸福，比住在庙里好得多。”太虚更直接了当指出，“世法都是佛法，背佛不是佛法，善识此意，任何经论，都可读也。”
太虚、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提倡利他精神、服务精神，以使超脱精神不致遁入空幻和妄想，从思想内容讲，这是它自身内部那种佛陀的宗教意识，那种慈悲道德的要求，从历史角度看，又是佛教“小乘——大乘——禅宗”思想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上述佛教历史沿革我们知道，早期佛教徒因为出家而带来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很有可能出现隐遁倾向，逃避现实，清净的山林，幽雅的精舍，舒适的自然环境往往使修行者们遗忘他们的使命，或者忽视释迦牟尼佛当初出家的本旨，像小乘的“执着禅定”，末期禅宗的自我解脱，他们只满足于主观的自我，只顾自了，这又是最违佛陀本怀，最背大乘精义的。而实际情况呢，他们因为逃避了现实，甚至这种“自了”也是落空的，禅定的枯坐也容易使人身心寂灭而成枯木死灰，缺乏生机，这些都给佛教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危机，佛教势必要寻找新的出路。
大乘佛教认为理想的实现终离不开尘世苦痛苦的生活，只有在烦恼中才有真正的觉悟，而个人的自由和解脱，也只有和芸芸众生一道才能实现，大乘的“菩萨行”就是要回到尘世，指明拯救自己同胞的道路，而不是自个儿简单的成佛，而是普度众生，而之所以能成为“菩萨”，也正是因为在尘世间从事着普度众生的事业，积有无量功德。“菩萨”的意思，智头释为“用诸佛道，成就众生故”，法藏释为“以智上求菩提，以悲下化众生”，他们皆表明菩萨出世的精神不能和芸芸众生分开，不能脱离人间现实。中国禅宗更是发扬大乘精神，要求回向人间，入世苦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大乘佛教以及禅宗要求回向人间，一方面是其理论的逻辑发展，是为反对教义名相的烦琐和僵化，与实际生活的脱节而作出的革新。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条件下贫民百姓对自自由的憧憬和渴望解脱的热烈情绪是佛教的俗世化，但他们的回向人间并不表示他们改变舍离此世的基本立场，此世仍被当作佛负面，只是他们发觉此世对解脱具有重大的积极的意义。(注释：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禅宗。)只有用严肃而超越的精神尽在人世的本分，才是超截止现实此世的唯一途径，再不必在寺庙里山林里苦修行了，不经过此世的磨练，也就甭想到那幸福的彼岸。这种思想和认识对后世的宗教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典型的如我国古代四大文学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以及民间流传的关于“八仙”的故事，它们表达的基本思想就是，天上的神仙要下凡历劫，在人间完成事业后才能成正果，归仙位，同时凡人要成仙也必须在人间作善事，立功行。太虚、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继承和发扬的其实也是这种思想，不过把它凝炼成一句话，这也就是所谓“以出世的精神从事入世的事业”，亦即一方面以入世事业为中心，为重点，主张一定要报务人生，对社会作贡献，只有“服务和贡献”才不致成为“枯木死灰，毫毛生机”；另一方面，出世精神指导入世事业，而且入世事业也只有在出世精神的指导下才能实现和完成。这两方面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前者使后者得到落实，而后者又提升前者，星云大师说“没有智慧的慈悲是俗情，而没有慈悲的智慧则是狂慧”，这里“智慧”即指后一方面里包含的超脱精神，“慈悲”即指前一方面里包含的服务精神，星云大师认为只有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可使人在入世的事业里不贪求，不执着，看得开，想得远，轻松自在，洒脱逍遥，随缘放旷，任运自适。
我们从这里发现从出世到入世的转向，其中一个重大的精神机制就是佛教的慈悲道德，一种利他精神，一种服务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要求回到人间来，以大众为重，以社会为重，以现实为重，而这也正是人间佛教超脱精神必须的趋向和落脚点。为了超越和自由，人不能只顾自我，必须冲破自我的局限，小我必须牺牲，必须奉献给大我，才能实现其价值，应该说这是太虚、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中比较具有积极因素的思想之一，但也要看到我们这里阐述的仅仅是佛教慈悲作用于社会所体现的一种精神或导向，我们并没有穷尽它的全部内容，实际上更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回到人间来，要不要以现实为重，要不要为社会服务的问题，而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服务于多数还是服务于少数人的问题。关于慈悲道德，下文还专门论述，这里再不赘言。
太虚、星云大师超越的出世精神里孕育了强大的入世冲动，而入世事业又在出世精神的指导下实现和完成，两者有机地融和在一起，使佛教真正成为现代化的人间佛教，生活的佛教，现代化的生活佛教不仅肯定现实生活的价值，而且赋予现实生活以超越的宗教意义，使人们脚踏实地，“世间人道未成，怎能完成出世的佛道”？“仙乡帝邦虽然逍遥惬意，但比不上双脚踩在大地上落实”。太虚、星云大师把出世精神深深植根于大地中，以现实生活为道场，化高深于平淡，使生活中的一切苦痛纷扰、挫折阻碍都成为修道的“逆增上缘”，人们因而过着既不俗气，然又非不切实际的生活，人们追求的幸福超越又落实。然而，这一切是如何达到的呢？请看下文。
四、入世的宗教伦理
“入世宗教伦理”是连接出世精神与入世事业的，它负责贯彻出世精神于入世事业当中，是入世生活的思想指导和行为规范，在科技昌明、社会生产力发达、人民知识水平普遍提高的今天，太虚、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入世宗教伦理立足于现实，放眼未来，把人们的生活建立在“合理而不邪见、科学而不迷信、进步而不保守、实有而不玄想”的基础上。以“度生重于度死、奉献重于祈求、事业重于庙堂、大众重于个人、国情重于私情”为原则，配合国家发展的需要，提高生活品质的内涵，建设心理健康的道德，“以最巧妙的方便，将佛陀慈悲的精神普示于社会”，这是入世宗教伦理的“职责”，也是佛教现代化的真含义。星云大师说：“所谓佛教现代化，目的即将佛教慈悲容忍的精神提供给社会作参考，如果透过佛法的指引因而充实了内涵品质，提高精神层次，那么佛教对于这个时代社会才具有存在的意义，社会的进步化，才真是佛教现代化的宗旨所在。”太虚、星云大师的新佛教不再是过去那样囿守山林，远离社会人群，孤芳自赏的山林佛教，他们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呐喊出“打开山门，下山去”的口号，他们要求和时代社会一同进步，而他们真正目的则是为了社会进步。
这里为了研究方便，我们用最素朴的分类办法把现代人的入世生活分成物质和精神两大块。物质生活主要考察“经济伦理”，它最能体现人世宗教的现代性，人间佛教的出世精神既给了人们入世的冲动，要为社会和人生服务，那么它给现代社会经济以及与之连贯来的物质财富有什么作用和导向呢？它对现代社会金钱的魔力有什么看法呢？至于精神生活，人间佛教提供的主要是“宗教道德”，它关涉的是人格的塑造、道德的培养、人际关系的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生的理想和信仰等等。
１、经济伦理
原始的佛教经济伦理是出于印度，是主张以托钵为生，佛教传入中国后，因国情、社会习惯和文化心态等等的不同，为避免“托钵”乞食被误解为好吃懒做，或被指责为“寄生虫”，劳动作务成为禅门老传统，甚至如碾磨、炊事、砍柴挑水在学道的人那里也有不了寻常的意义，庞蕴居士的“神通妙用，担水及砍柴”，流行得几乎成了“口头禅”。后来百丈怀海禅师创建丛林制度，订立清规，推行“农禅”生活，更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作务精神，把入世的劳动制度化、品德化。
根据余英时的研究，勤劳和节俭成为禅宗经济伦理的两大支柱。在以后的社会里，它们不仅成为佛教徒，也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直到今天，我们的社会还提倡发扬创业的精神，保持艰苦朴素的作用。降至近代，太虚大师又倡导“工禅”生活，经营起织布工厂来。中国人生的佛教一直处在“因应时代和众生需要”的变革中，关心实际的生活，注重自给自足。
现在，星云大师继承发扬佛陀的优秀精神，提出经营佛教事业不仅要有宗教家的热情，更要有企业家的精神，要想发财，除了勤劳俭朴外，还要宽厚有信心，还要结善缘广布施等。星云大师要求信徒们都要有一套生活的本领，服务社会的本领，不要指望人家来施舍和供养，也不要被人家责为可怜巴巴的寄生虫，“过去多少年来我有个想法，就是佛教出家众做比丘的，至少要会教书，有当教师的资格，或者要能行医，有替人看病的能力。做比丘尼的，要会从事护理工作，或从事慈善幼教。总之，不到仰赖施舍生活，大家要发心，要能奉献社会，光大佛法，不要寄望赖佛教以生存，不要把佛教寺院当作收容所……”(注释：《星云大师讲演集》第一册。)星云大师在这里鼓励的是出家众要去自力更生，去发心奉献社会。但它的适用对象又何于此呢？它对在家众乃至非信徒不是同样的有效吗？
星云大师激发信徒奉献社会的同时，猛烈批判老朽保守的佛教徒，“现在佛教界有一个现象，有一些人还在那里自我陶醉，自求安闲，好像只要有几个知己，一间精舍就感到满足，没有大乘菩萨普济社会的悲心，没有为大众谋取福利的精神，佛教如何能受到社会重视呢？”(注释：《星云大师讲演集》第二册。)星云大师认为这批“老朽”自以为得到佛教真传，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领会佛陀和菩萨的真精神，“它们太保守，太故步自封，太墨守成规，没有一点积极的精神，没有一点进取的热心，没有像观音菩萨那种大慈大悲的精神，地藏那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愿力，他们的思想充其量仍停滞在小乘阶段”。
星云大师又把佛教和基督教作比较，“没有入世…
《太虚、星云的人间佛教与中国佛教的现代化(张华)》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