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入世，一讲出世，则恨不得赶快离开这个世界，一刻也不能停留，赶块参禅悟道，赶快念佛往生，管他众生，什么都不要了。其实，离开众生，自己逃跑，在佛法是最不允许的；至于太过入世，一天到晚只想到在社会上、在名利里找生活，在人性上求攀缘，这又未免太世俗了。因此我们进取创造，要有出世的精神作入世的事业，有出世的精神，才不会被功利主义束缚，作弘法利生的入世事业，才不像槁木死灰，毫无生气。(注释：《星云大师讲演集》第一册。)
从上面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太虚、星云大师所谓“以出世精神作入世的事业”主要包含这样几点意思：其一、他们是针对目前佛教界出世入世的的走极端现象，而追求一种佛家的中正稳健的“中道”生活，佛家中道生活讲究“非有非无，不落两边”。其二，出世精神是与入世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者似乎还相辅相成，其重点在入世事业，而入世的事业是一定要有出世的精神作指导。这样做的目的，从生活角度看，显然是为了获得人生心态的平衡，既切实而又不世俗。其三、太虚、星云大师所谓出世精神，其实就是指摆脱功利主义束缚，摆脱世俗气，摆脱对尘世虚荣的贪心和执著等等，这种出世精神类似于庄子“逍遥游”的精神，要透过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执着，而使精神活动臻于逍遥无碍，无牵无罣的境地，但又“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然而这里面出现一个问题，令人疑惑不解“世出和入世”，这本是根本冲突的，可现在为什么协调统一而且相辅相成了呢？出世精神里蕴含了什么样的精神机制产生了入世冲动呢？它的精神实质到底又如何呢？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分析和研究。
我们不妨从头说起，首先从历史的长河里撷取智慧的浪花：
１、历史沿革
从佛教史我们知道，原始的印度佛教是一个具有出世型的宗教，他们的出世思想和出家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现实的世界充满了痛苦、烦恼和虚妄，他们以厌恶与轻蔑的心情来看待这个世界与生活，为了寻求解脱，他们因而走上出家的路，抛弃了俗世的爱情、财富和权力，离开了他们的儿女和爹娘，他们去远离人烟的溪水林边，追求精神的宁静，进行曲深邃的冥想，《经集》第三章第一节有如下关于出家的叙述：“具有慧眼的人(佛陀)是怎样出家的？他在考虑了什么以后就满心欢喜地出家了？(四Ｏ五)这种在家的生活是令人窒息的、烦杂的、堆满了灰尘的，他见到出家的他，如此辽阔无垠的，没有烦嚣的原野，就出家子(四Ｏ六)。(注释：转引自柳田圣册《禅与中国》。)”
日本学者柳田圣山讨论佛教出家问题时也认为，“树下的冥想——独坐与禅定，连同此前实行的戒律，都是出家弟子们的原则本务，但与其说本务，倒不如说是出家弟子们的荣耀和无比的喜悦”，(注释：转引自柳田圣山《禅与中国》。)这些都说明早期出家的佛教徒们厌烦在家的“堆满灰尘”的生活，向往没有烦嚣的原野和树下的冥想，但渐渐地，他们沉醉于他们的宁静和冥想，满足于山林的清新和自然，“来自山林的彻底的自由，把世俗的荣华完全驱除了”。因而他们与世遥远了，也隔绝了，他们过着“荣在道中”的生活，他们成了“隐逸的仙人”和自了的罗汉。
佛陀的宗教就来自这种出家的深邃的冥想和精神集中的实践，这已广为人知，可是他们最初的出家弟子把这种冥想和实践逐渐固定化，出现一种隐遁倾向，满足于主观的自我，变成只为逃避现实的藉口，初期的佛教团已经被出家弟子所指导，冥想和独居的生活仅仅为“被选拔出来的人”(注释：来源于柳田圣山《禅与中国》，指被选拔出来的有纯净而坚定决定的出家弟子。)所享受了，这就是后来大乘佛教责难他们的原因。
后来的大乘佛教不以远离人世为喜悦和高贵，它强烈地批判以往固执禅定和只顾自了的佛教徒，它觉得唯有视生死之事为游戏园地而自由舒展，才能实行菩萨之道。(注释：《维摩经》的思想。)菩萨道即是普度众生，菩萨是成佛途中修行很高的人，他不只是寻求自己的醒悟，而且发誓要在自己达到涅槃之前，要超度众生成佛，这种菩萨的思想是大乘佛教不同于小乘，也超越于小乘的地方。今天的学术研究对大乘佛教兴起的确切真相已很难说清楚了，但在思想上可以把它看成是人们不满足于僵化的佛教而进行的革新运动。小乘佛教是因为无法表现佛陀精神，发明佛陀本怀而遭受批判。大乘佛教一方面发展了旧佛教知识性思辨性的一面，把无法用概念或思想来把握而只能体验的实在叫做“空”或“真如”，这就是般若智慧。另一方面又发展了与此相辅相成的那种佛陀的宗教意识，其中包括忠诚的爱和广泛的同情，也即慈悲。大乘中对真理的真正觉悟就是这两种要素组成的，铃木大拙把它们称为“支撑佛教大厦的两根支柱”，总之，大乘佛教肯定现实生活，认为只有在烦恼中才有真正的觉悟，“烦恼即菩提”，不离世间觉。
后来中国禅宗发展大乘佛教根本精神，惠能提出“若欲修行，在家也得，不由在寺”，把出世的修行完全转达为在家的生活，使中国佛教的发展发生根本转向，也为以后中国佛教的俗世化平民化开辟了道路。惠能派提出“定慧合一，明心见性”的顿悟禅，要求具体的生活实践，抛弃了烦琐的教义名相，又纠正了知识分子对般若思想的空泛理解和误解，并根据具体秩序的生活实践趋向主体化，后期禅宗更提出“平常心是道”、“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要积极地介入日常的生活事务，强调实际的生产性的生活；但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禅宗偏重了个体的明心见性，偏爱了自然，忽略了大悲，其末流更是重智轻悲，偏向接引上机，和平民关系疏远，另方面影响所及形成清谈，无补实际。这就是说，禅宗虽然完全中国化，与中国人的心理习尼与社会现实结合了起来，有强烈的入世倾向，可是修禅的人，他们向往的生活仍是那种远离尘嚣的自我解脱。柳田圣山曾在《禅与中国》一书中写道，“一般说来，中国人习惯于认为禅具有逃避现实的生活态度，唐朝的诗人把醉酒中的忘却世间烦恼的办法称作“逃禅”……这些当然不能穷尽中国禅的全部内容，但可以承认，中国人对禅的关注是一种对于世俗的绝望和深沉的慰藉，所以，中国的诗人们把禅看作进隐的途径，他们多数人赞美沉迷于禅的独居生活，留下“乐在道中的颂歌”，他们的传记几乎都不可考，但作品却流传至今……禅的魅力，一方面来自它严格的自我否定的伦理性，另一方面则在于它这种脱俗超凡的乐天性”。柳田为我们揭示了禅宗的魅力所在及其弊端，说明中国的禅宗末流也有类似于小乘的消极避世，个人解脱的倾向。
佛教作为世界性的宗教，源远流长，而上面我们对佛教发展的历史只是浮光掠影，限于篇幅不可能详细地描绘，所以下面的揭示还需要我们丰富具体的佛教背景知识。
２、超脱精神
由上述佛教发展的历史沿革，我们发现：一、佛门弟子的出家乃至出世，是基于对现实世界苦、空、无常的价值判断。众所周知，释迦牟尼佛就是因为深深感触到了此生不得不忍受的无数苦难和生生轮回的无穷痛苦而出家，并且通过勤勉的思考与精神实践得来的智慧拯救自己以及苦海中的同胞。二、他们的出家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解脱和自由，达到涅槃境界，我们把这种追求就称作“超脱精神”。
这种超脱精神在太虚、星云大师的生活佛教里就是超脱世俗，用太虚，星云大师的话，即“了生死、断烦恼、戒虚妄”等，它们的具体意思实际上就是前面说过的透破功名利禄，权执尊位的执着，摆脱尘世的虚荣等等，星云大师认为功名利禄是虚妄不实，如过眼烟云，人们如果孜孜以求并且执着于它，那么不仅会有“斩不断，理还乱”的无穷无尽的痛苦和烦恼，而且还会迷失自我，丧失真性，更不用说人生的解脱自由和美满幸福了。星云大师这种思想酷似于道家庄子的精神和风骨，《史记·老庄韩列传》记载，楚威王慕庄子才，以千金聘他作宰相，他却对使者说，千金重利也，卿相尊位也，但这好比祭祀用的牛一样，畜养多年，衣以文绣，但当被牵进太庙作祭品时，就是想做个自由的小猪也不可能了。“你快走开，不要玷污我，我宁愿像条小鱼，在污泥浊水中自得其乐，也不愿受国君们的束缚”，庄子一生至多只做过小小的漆园史，他鄙视权贵，视功名如粪土，辛辣地嘲讽那些没有人格，丧失自我的“舔痔者”，对当时现实深为不满。遗憾的是，庄子并没由这种对现实不满而走上积极反抗的路，他只是采取了消极不合作的态度，逃避现实痛苦过终生隐居的生活，而在这一点上，太虚、星云大师与庄子不同，他们所谓的“超脱精神”除了用于帮助人们彻悟庸庸碌碌人生之虚妄，教人们自我觉醒，并升华人的人格和生命，把在名利中打滚，在欲海里浮沉的人解救出来以外，它并没有抛弃这个烦恼的尘世，并没从现实世界撤退；相反，他们更主张用这种超尘脱俗的精神来从事入世的事业，服务于现代社会和人生，以使它得到落实。
３、服务精神
在“人间佛教”看来，所谓菩萨，虽是出凡入圣之超人，但绝非远离尘俗，不食人间烟火的，而应该同时是“社会的道德家”、“社会之改良家”，不论菩萨之入俗，抑或佛陀之应世，其所本者，“能舍己利他耳”，因此，“人间佛教”把“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释为“爱他”、“悯他”、“赞他”、“助他”，一言以蔽之——“利他”，亦即服务于社会和人生，并把此作为整个佛法的道德基础，太虚、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注重把这种“利他精神”、“服务精神”贯彻于现代的社会实践中，提倡“学佛应当去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在〈怎样建设人间佛教〉等文章中，太虚大师反覆告诫众信徒们，现在国家处在灾难之中，凡是国民都应该出来为救国救民尽一分责任，当有人问他：“你领导新佛教运动，为什么有的学生不住在庙里而从事其他工作呢？”他回…
《太虚、星云的人间佛教与中国佛教的现代化(张华)》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