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答說：“我教育了他們，只要他們真正能爲國家爲人民謀幸福，比住在廟裏好得多。”太虛更直接了當指出，“世法都是佛法，背佛不是佛法，善識此意，任何經論，都可讀也。”
太虛、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提倡利他精神、服務精神，以使超脫精神不致遁入空幻和妄想，從思想內容講，這是它自身內部那種佛陀的宗教意識，那種慈悲道德的要求，從曆史角度看，又是佛教“小乘——大乘——禅宗”思想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
從上述佛教曆史沿革我們知道，早期佛教徒因爲出家而帶來一個很大的危險，就是很有可能出現隱遁傾向，逃避現實，清淨的山林，幽雅的精舍，舒適的自然環境往往使修行者們遺忘他們的使命，或者忽視釋迦牟尼佛當初出家的本旨，像小乘的“執著禅定”，末期禅宗的自我解脫，他們只滿足于主觀的自我，只顧自了，這又是最違佛陀本懷，最背大乘精義的。而實際情況呢，他們因爲逃避了現實，甚至這種“自了”也是落空的，禅定的枯坐也容易使人身心寂滅而成枯木死灰，缺乏生機，這些都給佛教的生存和發展帶來危機，佛教勢必要尋找新的出路。
大乘佛教認爲理想的實現終離不開塵世苦痛苦的生活，只有在煩惱中才有真正的覺悟，而個人的自由和解脫，也只有和芸芸衆生一道才能實現，大乘的“菩薩行”就是要回到塵世，指明拯救自己同胞的道路，而不是自個兒簡單的成佛，而是普度衆生，而之所以能成爲“菩薩”，也正是因爲在塵世間從事著普度衆生的事業，積有無量功德。“菩薩”的意思，智頭釋爲“用諸佛道，成就衆生故”，法藏釋爲“以智上求菩提，以悲下化衆生”，他們皆表明菩薩出世的精神不能和芸芸衆生分開，不能脫離人間現實。中國禅宗更是發揚大乘精神，要求回向人間，入世苦行。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大乘佛教以及禅宗要求回向人間，一方面是其理論的邏輯發展，是爲反對教義名相的煩瑣和僵化，與實際生活的脫節而作出的革新。
另一方面，也是爲了適應當時社會條件下貧民百姓對自自由的憧憬和渴望解脫的熱烈情緒是佛教的俗世化，但他們的回向人間並不表示他們改變舍離此世的基本立場，此世仍被當作佛負面，只是他們發覺此世對解脫具有重大的積極的意義。(注釋：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新禅宗。)只有用嚴肅而超越的精神盡在人世的本分，才是超截止現實此世的唯一途徑，再不必在寺廟裏山林裏苦修行了，不經過此世的磨練，也就甭想到那幸福的彼岸。這種思想和認識對後世的宗教和文學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最典型的如我國古代四大文學名著之一的《西遊記》以及民間流傳的關于“八仙”的故事，它們表達的基本思想就是，天上的神仙要下凡曆劫，在人間完成事業後才能成正果，歸仙位，同時凡人要成仙也必須在人間作善事，立功行。太虛、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繼承和發揚的其實也是這種思想，不過把它凝煉成一句話，這也就是所謂“以出世的精神從事入世的事業”，亦即一方面以入世事業爲中心，爲重點，主張一定要報務人生，對社會作貢獻，只有“服務和貢獻”才不致成爲“枯木死灰，毫毛生機”；另一方面，出世精神指導入世事業，而且入世事業也只有在出世精神的指導下才能實現和完成。這兩方面緊密聯系，不可分割，前者使後者得到落實，而後者又提升前者，星雲大師說“沒有智慧的慈悲是俗情，而沒有慈悲的智慧則是狂慧”，這裏“智慧”即指後一方面裏包含的超脫精神，“慈悲”即指前一方面裏包含的服務精神，星雲大師認爲只有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才可使人在入世的事業裏不貪求，不執著，看得開，想得遠，輕松自在，灑脫逍遙，隨緣放曠，任運自適。
我們從這裏發現從出世到入世的轉向，其中一個重大的精神機製就是佛教的慈悲道德，一種利他精神，一種服務精神，正是這種精神要求回到人間來，以大衆爲重，以社會爲重，以現實爲重，而這也正是人間佛教超脫精神必須的趨向和落腳點。爲了超越和自由，人不能只顧自我，必須沖破自我的局限，小我必須犧牲，必須奉獻給大我，才能實現其價值，應該說這是太虛、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中比較具有積極因素的思想之一，但也要看到我們這裏闡述的僅僅是佛教慈悲作用于社會所體現的一種精神或導向，我們並沒有窮盡它的全部內容，實際上更重要的問題並不是要不要回到人間來，要不要以現實爲重，要不要爲社會服務的問題，而是爲什麼人服務的問題，是服務于多數還是服務于少數人的問題。關于慈悲道德，下文還專門論述，這裏再不贅言。
太虛、星雲大師超越的出世精神裏孕育了強大的入世沖動，而入世事業又在出世精神的指導下實現和完成，兩者有機地融和在一起，使佛教真正成爲現代化的人間佛教，生活的佛教，現代化的生活佛教不僅肯定現實生活的價值，而且賦予現實生活以超越的宗教意義，使人們腳踏實地，“世間人道未成，怎能完成出世的佛道”？“仙鄉帝邦雖然逍遙惬意，但比不上雙腳踩在大地上落實”。太虛、星雲大師把出世精神深深植根于大地中，以現實生活爲道場，化高深于平淡，使生活中的一切苦痛紛擾、挫折阻礙都成爲修道的“逆增上緣”，人們因而過著既不俗氣，然又非不切實際的生活，人們追求的幸福超越又落實。然而，這一切是如何達到的呢？請看下文。
四、入世的宗教倫理
“入世宗教倫理”是連接出世精神與入世事業的，它負責貫徹出世精神于入世事業當中，是入世生活的思想指導和行爲規範，在科技昌明、社會生産力發達、人民知識水平普遍提高的今天，太虛、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入世宗教倫理立足于現實，放眼未來，把人們的生活建立在“合理而不邪見、科學而不迷信、進步而不保守、實有而不玄想”的基礎上。以“度生重于度死、奉獻重于祈求、事業重于廟堂、大衆重于個人、國情重于私情”爲原則，配合國家發展的需要，提高生活品質的內涵，建設心理健康的道德，“以最巧妙的方便，將佛陀慈悲的精神普示于社會”，這是入世宗教倫理的“職責”，也是佛教現代化的真含義。星雲大師說：“所謂佛教現代化，目的即將佛教慈悲容忍的精神提供給社會作參考，如果透過佛法的指引因而充實了內涵品質，提高精神層次，那麼佛教對于這個時代社會才具有存在的意義，社會的進步化，才真是佛教現代化的宗旨所在。”太虛、星雲大師的新佛教不再是過去那樣囿守山林，遠離社會人群，孤芳自賞的山林佛教，他們在時代浪潮的沖擊下呐喊出“打開山門，下山去”的口號，他們要求和時代社會一同進步，而他們真正目的則是爲了社會進步。
這裏爲了研究方便，我們用最素樸的分類辦法把現代人的入世生活分成物質和精神兩大塊。物質生活主要考察“經濟倫理”，它最能體現人世宗教的現代性，人間佛教的出世精神既給了人們入世的沖動，要爲社會和人生服務，那麼它給現代社會經濟以及與之連貫來的物質財富有什麼作用和導向呢？它對現代社會金錢的魔力有什麼看法呢？至于精神生活，人間佛教提供的主要是“宗教道德”，它關涉的是人格的塑造、道德的培養、人際關系的處理、人與社會的關系、人生的理想和信仰等等。
１、經濟倫理
原始的佛教經濟倫理是出于印度，是主張以托缽爲生，佛教傳入中國後，因國情、社會習慣和文化心態等等的不同，爲避免“托缽”乞食被誤解爲好吃懶做，或被指責爲“寄生蟲”，勞動作務成爲禅門老傳統，甚至如碾磨、炊事、砍柴挑水在學道的人那裏也有不了尋常的意義，龐蘊居士的“神通妙用，擔水及砍柴”，流行得幾乎成了“口頭禅”。後來百丈懷海禅師創建叢林製度，訂立清規，推行“農禅”生活，更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作務精神，把入世的勞動製度化、品德化。
根據余英時的研究，勤勞和節儉成爲禅宗經濟倫理的兩大支柱。在以後的社會裏，它們不僅成爲佛教徒，也成爲整個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直到今天，我們的社會還提倡發揚創業的精神，保持艱苦樸素的作用。降至近代，太虛大師又倡導“工禅”生活，經營起織布工廠來。中國人生的佛教一直處在“因應時代和衆生需要”的變革中，關心實際的生活，注重自給自足。
現在，星雲大師繼承發揚佛陀的優秀精神，提出經營佛教事業不僅要有宗教家的熱情，更要有企業家的精神，要想發財，除了勤勞儉樸外，還要寬厚有信心，還要結善緣廣布施等。星雲大師要求信徒們都要有一套生活的本領，服務社會的本領，不要指望人家來施舍和供養，也不要被人家責爲可憐巴巴的寄生蟲，“過去多少年來我有個想法，就是佛教出家衆做比丘的，至少要會教書，有當教師的資格，或者要能行醫，有替人看病的能力。做比丘尼的，要會從事護理工作，或從事慈善幼教。總之，不到仰賴施舍生活，大家要發心，要能奉獻社會，光大佛法，不要寄望賴佛教以生存，不要把佛教寺院當作收容所……”(注釋：《星雲大師講演集》第一冊。)星雲大師在這裏鼓勵的是出家衆要去自力更生，去發心奉獻社會。但它的適用對象又何于此呢？它對在家衆乃至非信徒不是同樣的有效嗎？
星雲大師激發信徒奉獻社會的同時，猛烈批判老朽保守的佛教徒，“現在佛教界有一個現象，有一些人還在那裏自我陶醉，自求安閑，好像只要有幾個知己，一間精舍就感到滿足，沒有大乘菩薩普濟社會的悲心，沒有爲大衆謀取福利的精神，佛教如何能受到社會重視呢？”(注釋：《星雲大師講演集》第二冊。)星雲大師認爲這批“老朽”自以爲得到佛教真傳，其實他們根本就沒有領會佛陀和菩薩的真精神，“它們太保守，太故步自封，太墨守成規，沒有一點積極的精神，沒有一點進取的熱心，沒有像觀音菩薩那種大慈大悲的精神，地藏那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願力，他們的思想充其量仍停滯在小乘階段”。
星雲大師又把佛教和基督教作比較，“沒有入世…
《太虛、星雲的人間佛教與中國佛教的現代化(張華)》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