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望、开导父母亲眷，为亡父扶棺送葬等身教。

　　以过好物质生活、伦理生活，做好人、受持五戒等为内容的“人乘正法”，无疑是佛陀教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虽然是世间法，多与婆罗门教、儒道诸家及基督教有关说法相通相近，属“共外道法”，却是出世间法的基础。犹如建造高楼，须先打好地基，世间法之基础不固，凭何出得世间

　　连人都做不好，谈何成佛

　　没有大量从事生产劳动，能自己过好生活的在家信众供养，出家众如何能专心修学出世间之道

　　何况佛陀的人乘正法虽多与外道相共的内容，而有其不同于外道法的特质，是佛法而非外道法。

　　然而，在佛陀灭度百年之后，佛陀教法中非常重要的人乘正法，被部派佛教的僧团所忽视。部派佛学总结阐释经教的论著，多以四谛为纲，以阐释出世间法为主，多未能将佛陀所说伦理政道等人乘正法纳入佛学体系而给予应有的地位。佛教教团的教风，表现出一种畸重出世、出家，亟求个人解脱、崇尚隐遁山林的风气，被后来兴起的大乘称为小乘。印顺法师认为，这是隐遁苦行派掌握僧团领导权的结果。大乘运动虽然对部派佛教的偏弊进行了革命，在义理上宣扬深入世间而行菩萨道，将人乘正法与出世间法统一于一体，但并未能将这一精神落实于广大佛弟子的日常生活，偏重出世间的风气依然很浓厚，这自与当时印度的历史条件和社会风气有关。佛教传入中国后，大德们尽量顺应中土极重现世生活和政治伦理的文化传统，高扬孝道，但中国社会的伦理教化向来由儒、道两家承担，儒学历受统治者尊崇，奉为治世之本，稳踞主体文化的优越地位，其三纲五常之说也更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的需要，佛教的人乘正法便难以得到社会的重视，有关人乘正法的经典尽管译出不少，然不被重视，社会影响很小。经过长期的斗争、交融，中国文化形成以儒学为轴心的儒佛道三元一体的稳定结构，佛教的职能，被分工定位于专管出世，治世之权被儒家专断。久而久之，佛教界也只好认同，法师们教给在家信众的佛法，率多是远尘离垢、薄荣利、安贫贱等出世间法，低者则只会教人烧香磕头、布施僧众，很少教人过好世俗生活，获得现法喜乐，不分别在家学佛与出家学佛之道。社会人士和许多佛教徒所理解的学佛，不外乎抛家弃业、住庙入山，敲打唱念、闭目静坐，实际是形式上的“学僧”。很多人一学佛便对家事、国事、世事消极，逃避责任，只求自己了生死，或则口念弥陀心不善，或则学佛几十年只学得些走调了的课诵唱念，不知学佛应以人乘正法为基，不知佛法的旨趣不在形式而在修德行善做好人。出家则被世人目为灰心失意、走投无路的活计，乃至“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一条捷径”。这种状况，使佛教蒙受消极自私迷信之讥，受到积极入世的儒家和社会进步人士的排拒抨击。佛教的这种状况，与当今建设两个文明、强国富民的大业更是难以谐调。

　　晚近中国佛教的这种弊端，过咎不在佛法，而是中国佛教在特定历史条件限制下偏离佛陀遗教、忽视人乘正法的结果，其远源可上溯于印度部派佛教。太虚大师等大德，对中国佛教忽视人乘正法的弊端作了深刻反省，努力恢复佛法本面，着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善生经》、《佛说玉耶女经》、《优婆塞戒经》等宣说人乘正法的经教。太虚通过判教，将人乘正法判为“五乘共法”，强调为三乘共法(出世间法)、大乘不共法的基址，批评了学佛只是住庙入山敲木鱼念经的误解，指出学佛应先好生做人，“完安物质的生活，增高知识的生活，完善道德的生活；再以此完成优美家庭、良善社会、和乐国家、安宁世界。”(《佛陀学纲》)被尊为莲宗十三祖的印光大师，以援引儒学，教人敦伦尽分，先作好人、善人著称。印顺法师对详说人乘正法的原始佛教教典《阿含经》作了深入研究，著书弘扬，提倡重恢佛陀注重人生、教人如法生活的平实教风。

　　按契理契机的原则，人乘正法的内容，不应仅局限于前人通常说的三归五戒，而应以树立正确合理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为宗要，教人珍视极为难得的人身，如实认识自身依天地、父母、国家、社会、众生而生存的实际，体认自身具理性扶择力、自制力、忍耐力等人类特性，知晓精勤劳动工作，尽心尽责，报答父母、国家、众生，是做人最起码的天职。应以互爱、互敬、自他俱利的原则，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应遵法守纪，遵守社会公德，做一个有价值、有德行、俯仰无愧的合格人。

　　针对中国佛教界长期以来不区分在家、出家学佛之道的过失，人间佛教应分清在家学佛与出家学佛有所不同，着重在家学佛之道的弘扬，说明在家学佛应着重人乘正法的实践，选择符合佛法正旨的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精勤尽职，正命生活，孝养父母，教育子女，和睦家庭，服务社会，在尽责任、作奉献中创造人生价值，享受现法安乐。居家学佛应遵照佛陀所示的在家学佛之道，以在家庭和社会上做好人，依佛法的正见尽职尽责、积德行善为本，以善度人生、获现法安乐为先，不能从形式上效仿出家众之不营家事、世事，未必要像出家众一样早晚长时课诵、打坐而致影响学习、工作、家庭和睦。学佛的效用，应从慈悲心、责任心、精进、德行、贡献上衡量，而不在是否精于敲打唱念，不在会背多少经咒、法本。任何时代，在家众在佛弟子中都占了大多数，现代社会，在家学佛之道的弘扬更显重要，出家众的弘法应以弘扬在家学佛之道、教人善于“了生”为主。

　　人乘正法弘扬的重要问题，是五戒。五戒中的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三戒，与现代社会的法律、道德观念仍相符契，人们不难接受、持守。这三戒对制止现代社会泛滥成灾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偷税漏税、伪劣假冒、诈骗、嫖娼卖淫等丑恶现象，很有意义，应结合此类社会现象进行阐释。不饮酒一戒，应阐释为不吸毒、不用有害身心的麻醉品，而不宜拘执于“一切酒”。啤酒、果酒、药酒等有益于身体的酒，未必要禁绝。太虚《佛教人乘正法论》融合儒家五常，从止恶扬善两个方面，将五戒阐释为：“一不残杀而仁爱，二不偷盗而义利，三不邪淫而礼节，四不欺妄而诚信，五不服乱性情品而调善身心”，可谓善释。五戒中较难讲的是不杀生戒，若只限制杀人和打猎，自不难被现代人认可，若连蚊蝇蚤虱蟑螂老鼠和农田害虫等有害于人类的动物亦禁杀，并将禁止食肉亦列入不杀生戒或居士戒，则会给佛弟子造成诸多难堪和尴尬，招致社会人士的非议嘲讥，将许多人排拒于佛教的大门之外。对这一戒条的阐释，应以人类为本，重在仁慈心的培育，在戒相上以禁止杀人、猎杀动物及保护野生动物为主，对死刑犯、敌军、害虫不得已的杀害，可以菩萨戒的精神予以开许。苟嘉陵《现代的在家人五戒》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可谓契理契机：

　　“现代化佛教，应实际地讲究现代人类的文化习性，不应谈得太高远，……谈彻底一切众生的平等，是不切实际的。倒不如承认自己仍是以人类的生存为先，以自己和自己亲人的生存为先，反而较为真实，……故当人类的卫生环境真的受到了危害，我们就当果断去做环境清洁的工作……但我同时也主张人类当尽力注意清洁，而尽量避免有杀害虫鼠的必要。”

　　“至于讲到吃素的问题，也同样要讲究等差。人能考虑到众生的苦痛而节制自己的口腹之欲，这是慈悲的表现。但不能把吃肉和杀生画上等号，许多的中国佛教徒自己吃长素，就对其他不吃素的人不以为然，认为这些人五戒不清净，犯了杀生戒。这种看法是由对佛法中之戒了解不够深刻而产生的，也会制造许多不必要的困扰。”(《觉的宗教》，花城出版 社1997年，第166－168页)。

　　中国汉传佛教依《楞伽》、《楞严》、《梵网》等经教，特重素食，洵为优良传统，但没有必要将其增补入居士戒并作为是否学佛的标志。居士戒中需要增补的，大概应是不赌博、不吸咽、不打麻将、不破坏环境等条款。

　　(三)即人而佛、即世间而出世间之道

　　人乘正法，只是学佛的初基，佛法的宗旨，及多数佛弟子的信仰，终在了生死、出世间。佛法的文化价值，也主要在其彻底的出世间性。由于出世间、了生死向以发超离人间乃至超离三界火宅的“出离心”为本，出世间往往被世人误解为逃避世事意义上的出世，中国佛教界又特重学如何死得好，使佛教染上了一层非人间性的消极色彩。解决做人与成佛、发达人生与出世间、了生与了死的矛盾，成为人间佛教的中心课题。

　　根据佛法尤其是大乘谛理，修行、出世间、生净土、入涅槃、成佛果，与做人、发达人生、建设人间净土，并非水火不相容，而是一体不二，都必须以人身在人间、社会生活中去实现。生死涅槃不二、世间出世间不二、众生与佛不二，乃大乘诸法实相的究竟中道义，为诸多经论所宣说。慧能大师说得好：“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者觉也，正觉无上，自觉觉他，名为佛陀，佛陀正觉之佛法，无非是对世间万有本面的如实正觉。从做人的角度来看，只能出于人间的佛陀，乃是由正见正觉自塑而成的以智慧、慈悲、精进为主要特征的圆满人格典范，是对人本性潜能的圆满开发、实现。太虚大师偈云：“仰止在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乃深体佛法心髓的至理名言。从理上讲，虽说心、佛、众生本无差别，众生来本是佛，而实际成佛，须经精勤修行，圆满福慧。由人而佛、圆满人格之道，依大乘教义，以六度四摄为主。六度四摄，在《阿含经》中也有多处宣说。

　　就六度四摄而言，六度行的意义，大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事上以智慧磨炼自己，对治烦恼，培植德性，属修慧；一方面是利乐、摄化众生，属修福。第一布施度，以财物、安全感、身命、知识、技术、智慧等给予需要的众生为内容，而以充满贫穷、疾病、厄难、灾害、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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