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望、開導父母親眷，爲亡父扶棺送葬等身教。
以過好物質生活、倫理生活，做好人、受持五戒等爲內容的“人乘正法”，無疑是佛陀教法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雖然是世間法，多與婆羅門教、儒道諸家及基督教有關說法相通相近，屬“共外道法”，卻是出世間法的基礎。猶如建造高樓，須先打好地基，世間法之基礎不固，憑何出得世間
連人都做不好，談何成佛
沒有大量從事生産勞動，能自己過好生活的在家信衆供養，出家衆如何能專心修學出世間之道
何況佛陀的人乘正法雖多與外道相共的內容，而有其不同于外道法的特質，是佛法而非外道法。
然而，在佛陀滅度百年之後，佛陀教法中非常重要的人乘正法，被部派佛教的僧團所忽視。部派佛學總結闡釋經教的論著，多以四谛爲綱，以闡釋出世間法爲主，多未能將佛陀所說倫理政道等人乘正法納入佛學體系而給予應有的地位。佛教教團的教風，表現出一種畸重出世、出家，亟求個人解脫、崇尚隱遁山林的風氣，被後來興起的大乘稱爲小乘。印順法師認爲，這是隱遁苦行派掌握僧團領導權的結果。大乘運動雖然對部派佛教的偏弊進行了革命，在義理上宣揚深入世間而行菩薩道，將人乘正法與出世間法統一于一體，但並未能將這一精神落實于廣大佛弟子的日常生活，偏重出世間的風氣依然很濃厚，這自與當時印度的曆史條件和社會風氣有關。佛教傳入中國後，大德們盡量順應中土極重現世生活和政治倫理的文化傳統，高揚孝道，但中國社會的倫理教化向來由儒、道兩家承擔，儒學曆受統治者尊崇，奉爲治世之本，穩踞主體文化的優越地位，其叁綱五常之說也更符合中國封建社會的需要，佛教的人乘正法便難以得到社會的重視，有關人乘正法的經典盡管譯出不少，然不被重視，社會影響很小。經過長期的鬥爭、交融，中國文化形成以儒學爲軸心的儒佛道叁元一體的穩定結構，佛教的職能，被分工定位于專管出世，治世之權被儒家專斷。久而久之，佛教界也只好認同，法師們教給在家信衆的佛法，率多是遠塵離垢、薄榮利、安貧賤等出世間法，低者則只會教人燒香磕頭、布施僧衆，很少教人過好世俗生活，獲得現法喜樂，不分別在家學佛與出家學佛之道。社會人士和許多佛教徒所理解的學佛，不外乎抛家棄業、住廟入山，敲打唱念、閉目靜坐，實際是形式上的“學僧”。很多人一學佛便對家事、國事、世事消極，逃避責任，只求自己了生死，或則口念彌陀心不善，或則學佛幾十年只學得些走調了的課誦唱念，不知學佛應以人乘正法爲基，不知佛法的旨趣不在形式而在修德行善做好人。出家則被世人目爲灰心失意、走投無路的活計，乃至“中國農民脫貧致富的一條捷徑”。這種狀況，使佛教蒙受消極自私迷信之譏，受到積極入世的儒家和社會進步人士的排拒抨擊。佛教的這種狀況，與當今建設兩個文明、強國富民的大業更是難以諧調。
晚近中國佛教的這種弊端，過咎不在佛法，而是中國佛教在特定曆史條件限製下偏離佛陀遺教、忽視人乘正法的結果，其遠源可上溯于印度部派佛教。太虛大師等大德，對中國佛教忽視人乘正法的弊端作了深刻反省，努力恢複佛法本面，著力弘揚長期被忽視的《善生經》、《佛說玉耶女經》、《優婆塞戒經》等宣說人乘正法的經教。太虛通過判教，將人乘正法判爲“五乘共法”，強調爲叁乘共法(出世間法)、大乘不共法的基址，批評了學佛只是住廟入山敲木魚念經的誤解，指出學佛應先好生做人，“完安物質的生活，增高知識的生活，完善道德的生活；再以此完成優美家庭、良善社會、和樂國家、安甯世界。”(《佛陀學綱》)被尊爲蓮宗十叁祖的印光大師，以援引儒學，教人敦倫盡分，先作好人、善人著稱。印順法師對詳說人乘正法的原始佛教教典《阿含經》作了深入研究，著書弘揚，提倡重恢佛陀注重人生、教人如法生活的平實教風。
按契理契機的原則，人乘正法的內容，不應僅局限于前人通常說的叁歸五戒，而應以樹立正確合理的人生觀、價值觀、倫理觀爲宗要，教人珍視極爲難得的人身，如實認識自身依天地、父母、國家、社會、衆生而生存的實際，體認自身具理性扶擇力、自製力、忍耐力等人類特性，知曉精勤勞動工作，盡心盡責，報答父母、國家、衆生，是做人最起碼的天職。應以互愛、互敬、自他俱利的原則，處理好各種人際關系，應遵法守紀，遵守社會公德，做一個有價值、有德行、俯仰無愧的合格人。
針對中國佛教界長期以來不區分在家、出家學佛之道的過失，人間佛教應分清在家學佛與出家學佛有所不同，著重在家學佛之道的弘揚，說明在家學佛應著重人乘正法的實踐，選擇符合佛法正旨的有價值、有意義的工作，精勤盡職，正命生活，孝養父母，教育子女，和睦家庭，服務社會，在盡責任、作奉獻中創造人生價值，享受現法安樂。居家學佛應遵照佛陀所示的在家學佛之道，以在家庭和社會上做好人，依佛法的正見盡職盡責、積德行善爲本，以善度人生、獲現法安樂爲先，不能從形式上效仿出家衆之不營家事、世事，未必要像出家衆一樣早晚長時課誦、打坐而致影響學習、工作、家庭和睦。學佛的效用，應從慈悲心、責任心、精進、德行、貢獻上衡量，而不在是否精于敲打唱念，不在會背多少經咒、法本。任何時代，在家衆在佛弟子中都占了大多數，現代社會，在家學佛之道的弘揚更顯重要，出家衆的弘法應以弘揚在家學佛之道、教人善于“了生”爲主。
人乘正法弘揚的重要問題，是五戒。五戒中的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叁戒，與現代社會的法律、道德觀念仍相符契，人們不難接受、持守。這叁戒對製止現代社會泛濫成災的貪汙、賄賂、挪用公款、偷稅漏稅、僞劣假冒、詐騙、嫖娼賣淫等醜惡現象，很有意義，應結合此類社會現象進行闡釋。不飲酒一戒，應闡釋爲不吸毒、不用有害身心的麻醉品，而不宜拘執于“一切酒”。啤酒、果酒、藥酒等有益于身體的酒，未必要禁絕。太虛《佛教人乘正法論》融合儒家五常，從止惡揚善兩個方面，將五戒闡釋爲：“一不殘殺而仁愛，二不偷盜而義利，叁不邪淫而禮節，四不欺妄而誠信，五不服亂性情品而調善身心”，可謂善釋。五戒中較難講的是不殺生戒，若只限製殺人和打獵，自不難被現代人認可，若連蚊蠅蚤虱蟑螂老鼠和農田害蟲等有害于人類的動物亦禁殺，並將禁止食肉亦列入不殺生戒或居士戒，則會給佛弟子造成諸多難堪和尴尬，招致社會人士的非議嘲譏，將許多人排拒于佛教的大門之外。對這一戒條的闡釋，應以人類爲本，重在仁慈心的培育，在戒相上以禁止殺人、獵殺動物及保護野生動物爲主，對死刑犯、敵軍、害蟲不得已的殺害，可以菩薩戒的精神予以開許。苟嘉陵《現代的在家人五戒》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可謂契理契機：
“現代化佛教，應實際地講究現代人類的文化習性，不應談得太高遠，……談徹底一切衆生的平等，是不切實際的。倒不如承認自己仍是以人類的生存爲先，以自己和自己親人的生存爲先，反而較爲真實，……故當人類的衛生環境真的受到了危害，我們就當果斷去做環境清潔的工作……但我同時也主張人類當盡力注意清潔，而盡量避免有殺害蟲鼠的必要。”
“至于講到吃素的問題，也同樣要講究等差。人能考慮到衆生的苦痛而節製自己的口腹之欲，這是慈悲的表現。但不能把吃肉和殺生畫上等號，許多的中國佛教徒自己吃長素，就對其他不吃素的人不以爲然，認爲這些人五戒不清淨，犯了殺生戒。這種看法是由對佛法中之戒了解不夠深刻而産生的，也會製造許多不必要的困擾。”(《覺的宗教》，花城出版 社1997年，第166－168頁)。
中國漢傳佛教依《楞伽》、《楞嚴》、《梵網》等經教，特重素食，洵爲優良傳統，但沒有必要將其增補入居士戒並作爲是否學佛的標志。居士戒中需要增補的，大概應是不賭博、不吸咽、不打麻將、不破壞環境等條款。
(叁)即人而佛、即世間而出世間之道
人乘正法，只是學佛的初基，佛法的宗旨，及多數佛弟子的信仰，終在了生死、出世間。佛法的文化價值，也主要在其徹底的出世間性。由于出世間、了生死向以發超離人間乃至超離叁界火宅的“出離心”爲本，出世間往往被世人誤解爲逃避世事意義上的出世，中國佛教界又特重學如何死得好，使佛教染上了一層非人間性的消極色彩。解決做人與成佛、發達人生與出世間、了生與了死的矛盾，成爲人間佛教的中心課題。
根據佛法尤其是大乘谛理，修行、出世間、生淨土、入涅槃、成佛果，與做人、發達人生、建設人間淨土，並非水火不相容，而是一體不二，都必須以人身在人間、社會生活中去實現。生死涅槃不二、世間出世間不二、衆生與佛不二，乃大乘諸法實相的究竟中道義，爲諸多經論所宣說。慧能大師說得好：“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佛者覺也，正覺無上，自覺覺他，名爲佛陀，佛陀正覺之佛法，無非是對世間萬有本面的如實正覺。從做人的角度來看，只能出于人間的佛陀，乃是由正見正覺自塑而成的以智慧、慈悲、精進爲主要特征的圓滿人格典範，是對人本性潛能的圓滿開發、實現。太虛大師偈雲：“仰止在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乃深體佛法心髓的至理名言。從理上講，雖說心、佛、衆生本無差別，衆生來本是佛，而實際成佛，須經精勤修行，圓滿福慧。由人而佛、圓滿人格之道，依大乘教義，以六度四攝爲主。六度四攝，在《阿含經》中也有多處宣說。
就六度四攝而言，六度行的意義，大略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在事上以智慧磨煉自己，對治煩惱，培植德性，屬修慧；一方面是利樂、攝化衆生，屬修福。第一布施度，以財物、安全感、身命、知識、技術、智慧等給予需要的衆生爲內容，而以充滿貧窮、疾病、厄難、災害、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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