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故。赐金印、诰命。十七年，中官杨三保往使。……宣德二年，中官侯显往使。” “阐敦王者，必力工瓦僧也。……十一年，乃加号灌顶慈慧净戒大国师，又封其僧领真巴儿吉监藏为闽教王。……杨三保、戴兴、侯显之使，皆裔金币、佛像、法器赐焉。” “辅敦王者，思达藏僧也。其地视乌斯藏尤远。………永乐十一年封其僧南渴烈思巴为辅敦王，杨三保、侯显皆往赐其国，与诸法王等。”
从永乐朝到宣德朝，朝廷在乌斯藏地区共封八王，即：DBFW、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闱化王、赞善王、护教王、阐教王、辅敦王。八王之宣召、往赐、护送、抚问等诸事，大都皆由太监主持之。参与其事的太监，除侯显、刘允以外，尚有乔来喜、杨三保、戴兴等人。明初宣召乌斯藏僧，就朝廷而言，乃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举措。侯显、杨三保等太监之努力，于斯事之成甚有功焉。至武宗所遣太监刘允从西藏锻羽而还，此固与刘允个人之不善其事甚有关系，但内中之主因，实由于宣德、正德问国势之隆替矣。
㈡太监与汉地名僧的宣召、抚问
乌斯藏僧以外，又有汉地名僧的宣召。明初监于元代佛教之冒滥，致力建立与专制集权相适应的僧官制度，对僧团之发展，僧人之行为，出家之规定等等，都作出了较为严格的限定，但总的说来，在对佛教之发展施以节制及管束的基础上，注意发挥佛教对于翊助王化的作用及职能，仍是明代佛教政策的基点。明代帝王常常征召各地高僧大德，既备咨询、顾问，又示对佛教之珍重礼遇。而帝王宣召名僧，及与其酬答、问讯等任务，自然也就交给太监来完成。
这里稽举数例。如明初名僧智光之例：“师性行纯简，朝廷凡命修建大斋，惟诚惟恪，每人对，惟以利济万有为说。仁宗所赐仪仗出入，屏不用。上知之，遗中贵人问故，对以平生但持经戒，非有汗马之劳，宠锡所临，谨受藏之足矣，用之岂不过耶。”智光曾奉高祖之命，两使“西域”。永乐初年内官侯显出使乌斯藏，智光亦与其事。因其劳绩，仁宗曾特赐以“仪仗”。这里明仁宗遣使“问故”的“中贵人”，即是一位太监。
再如高僧慧进之例：“慧进：…：志慕出家，礼邑元大云寺渐公落发执经，由洪武新恩得度，入汴，依古峰究通《华严》宗旨，傍达《唯识》、《百法》诸论，意解心融，众所钦服，遂得法主之称。太宗皇帝知之，遣中宫驰驿召至南京，备问《楞严》大义，应对称旨，赐紫衣，命住天界寺，选俊秀僧徒从学。”慧进是元末明初一位义解高僧，精于《华严》、《唯识》、《百法》、《楞严》等经论。成祖遣“中官”将他召至南京，以备顾问。后来这位慧进法师随成祖至北京，被诏“领袖天下僧众”。慧进还是最早向成祖建议刊行藏经的人之一。
再如高僧能义之例：“能义字无言，别号损庵：…：仁宗皇帝在青宫，凝师补其处，令入朝，上见师道容，喜甚，除僧录左觉义，赐锦衣一袭，貉裘、暖帽、靴袜，并钞二百锭，遣中宫送回南京，于钟山第一禅林举唱宗乘，缁素悦服。未几复入朝，升左讲经，寓庆寿寺。疾作，上闻，赐医药，中使相望于道。”能义也是元末明初的义学高僧，以精于《楞严经》着称。能义去逝之前，仁宗皇帝不断派出“中使”，探望能义的病情。这些“中使”，也即是太监。
还可举出天泉祖渊的例子：“(祖渊死)太上皇闻之，遣太监吴弼赐以白金，香币，钞万缙。”天泉祖渊是明宣德、正统年间的一位律学宗师。他在宣德年问曾住持京师大功德寺，正统中并担任过万寿戒坛的传戒宗师。祖渊死时，明英宗遣太监吴弼讣问，上引材料中的“太上皇”，指英宗皇帝。
宣召、抚问藏、汉名僧，从明初至正德年间，都是朝廷一项重要的国事活动。我们有理由相信，太监参与了这项活动的始终。这使得生活在内廷的太监，有机会深入接触当时第一流的僧人。明代内廷太监群体普遍的佛教信仰，与太监承担宣召藏、汉名僧的特殊任务，当不无关系。
三、太监与内廷佛事活动
明代内廷又设有汉经、番经二厂，例设若千员内官，备皇室佛事活动的需要。
刘若愚记汉经厂事如下：“皇城内旧设汉经厂，内臣若干员。每遇收选宫人，则拨数十名念习释氏经忏，其持戒与否，则听人自便。如遇万寿圣节，正旦、中元等节，于宫中启建道场，遣内大臣瞻礼，扬幡挂榜，如外之应付僧一般。其僧伽帽、袈裟、缁衣，亦与僧人同。惟不落发耳。圆满事毕，仍各易内臣服色。”又记番经厂事如下：“番经厂习念西方梵暝经咒，宫中英华殿所供西番佛像，皆陈设近侍司其香火。其隆德殿、钦安殿香火，亦各有司也。凡做好事，则悬挂幡榜。本厂内官皆戴番僧帽，穿红袍，黄领黄护腰，一永日或三昼夜圆满。万历时，每遇八月中旬神庙万寿圣节，番经厂虽在英华殿，然地方狭隘，须于隆德殿大门之内跳步叱。而执经诵念梵咀者十余人，妆韦陀像，合掌捧杵，向北立者一人，御马监等衙门牵活牛黑犬围侍者十余人。而学番经、跳步叱者数十人，各戴方顶笠，穿五色大袖袍，身被缨络。一人在前吹大法螺，一人在后执大锣，余皆左持有柄圆鼓，右执弯椎，齐击之。缓急疏密，各有节奏。按五色方位，鱼贯而进，视五色伞盖下诵经者以进退若舞焉。跳三、四个时辰，方毕。”
汉经厂内宫，平时习释氏经忏。番经厂内官，平时习“西方梵暝经咒”。遇到帝王诞辰，正旦、中元等节，两经厂内官则于内廷置办道场，做法事，其仪规、作法与汉僧、番僧的专业佛事活动，几无二致。由于大内除皇室成员、太监、宫女以外，一般严禁外人出入，而宫廷内庆寿、祝禳一类的佛事活动，在当时又事属必须，这就使得番经厂、汉经厂的设置，成为内廷必不可少之事。与此相应，一部分内官也就成为专事内廷佛事活动的准职业僧侣。
明代内廷中专事宗教活动的机构，番经厂、汉经厂以外，尚有“演习玄敦诸品经忏”的道经厂。刘若愚记万历时三厂举办法事的具体程式如下：“凡做好事一昼夜，或七昼夜，各有钦赏钱锭为榇，一总事毕，易服叩头谢恩。凡三经厂将做好事之前，须先颁旨意，传各衙门答应钱粮。其所诵经卷，所费纸札，司礼监也。桌凳、香炉等件，内宫监也。钤杵等件，御用监也。旖、桌围，针工局也。拜单，围幞，伞，司设监也。香烛，油米，内府供用库也。炭饼，柴炭，惜薪司也。斋供、饮食，尚膳监也。钟磐，锣鼓，铙钹，兵仗局也。凡遇癸亥，神庙景命三经厂各做好事一永日，遣管事牌子瞻礼。凡做好事，则司礼监掌印，掌东厂秉笔、管事牌子各进素盒点茶。每厂掌厂太监：贝，贴厂、司房各数十员，于各衙门带衔。”三经厂内宫每作一次“法事”，均须内府各衙门提供物力，予以协助。法事举行当中，皇帝会遣一管事牌子” (管事太监)前来瞻礼。法事完毕，则各有钦赏钱锭作为酬劳。
又据《酌中志》的记载，宫中每遇收选宫女时，例拨数十名于三经厂下，由三经厂内官负责敦习经忏、梵暝，故内官专司的这些佛事活动，有时亦可以专业训练的宫女为之。如载：“神庙曾选择经典精熟、心行老成持斋者数员，敦习宫女数十人，亦能于佛前作法事，行香念经，若尼姑然。” “神庙初，欲选宫女数十人，令习玄教，为女道士，而掌坛内臣李升、白忠、林朝执奏曰不可，佛教慈悲，凡些微简亵尚或耽待，若玄教诸天神将，恐女子无知，惹咎不便，是以中止。”
据此，神宗初年，似尚不可以宫女从事道经厂之职事。明人陈惊在《天启宫词注》中记：“天敔甲子岁，吴地大水，上命道经厂内官敦宫女数十人演习禳醮，氅服云墩，与羽流无异。仍选躯体丰硕者一人，饰为天神，仗剑登坛行法。不能胜介胄之重，结锦绣为之。”又如：“番经厂内宫，遇万寿、元旦等节，于英华殿作佛事。”据此，天启年问，番经、道经厂的佛事活动，则似乎已改成由宫女来专司。
万历初年张居正所撰《番经厂记》，谓番经厂“在禁内东偏，与汉经并列，岁久亦渐圮矣。穆宗庄皇帝尝出帑金，命司礼监修葺。今上登大宝，复以慈圣皇太后之命，命终其事。经始隆庆壬申，至八月而告成事。因为文馋于石，垂诸久远焉”。番、汉经厂在穆宗时代已是“岁久渐圮”，由此可知，二经厂的建置渊源悠久，有可能自明初开始，内廷中即有其事。至于两经厂之所以在嘉靖、隆庆之间圮坏，则当与明世宗一朝厉行排斥佛教的政策有关。
又，两经厂的执事内宫，虽规定持戒与否，由各人自便，做法事时僧服僧帽，法事毕即换回内臣服色，然而长久学习番、汉经咒，从事专门佛事活动之职业，其生活及信仰也自必要受到佛教的影响。如刘若愚所记韩长老、王定安二例：“惟番经厂韩长老，神庙极所信礼，称长老而不名，又王定安清修能琴，为先监器重云。”这位受到明神宗“信礼”的番经厂内官“韩长老”，及受到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炬“器重”的道经厂内宫“王定安”，就是在其经厂内官职业中，生活及信仰受到佛教、道教深刻影响的显例。因此，明代内廷太监群体的普遍佛教信仰，应当与番、汉二经厂的设置关系甚巨。
四、太监与皇家寺庙的建筑及管理
这里所说的皇家寺庙，指皇室以内帑建置或修复的寺庙。这些寺庙是明帝及皇室其他重要成员的祝厘之所。皇家寺庙的建筑、修复及管理，往往由太监主持其事。
这里酌举数例。如明代宗景泰年问，以太监尚义、陈祥、陈谨等，会同工部官员，督造大隆福寺：；尿泰三年六月，命造大隆福寺，以太监尚义、陈祥、陈谨，工部左侍郎赵荣董之，凡役夫数万人。”
永乐初年，有西域梵僧贡金身诸佛之像、金刚宝座之式，成祖为之建立真觉寺，宪宗时则督修殿宇，并创金刚宝座。新近出土太监钱义之墓志文记：“公尝奉敕建真觉寺于都城西香山乡，语润、兴曰：身后务痉我于斯，使体魄有依，尔等识之，至是，润、兴卜以是岁八月十八日，扶柩葬于寺侧，从夙愿也。”据此，则宪…
《明代太监与佛教关系考述——尤其以明代北京地区佛教为中心的考察》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