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故。賜金印、诰命。十七年，中官楊叁保往使。……宣德二年，中官侯顯往使。” “闡敦王者，必力工瓦僧也。……十一年，乃加號灌頂慈慧淨戒大國師，又封其僧領真巴兒吉監藏爲閩教王。……楊叁保、戴興、侯顯之使，皆裔金幣、佛像、法器賜焉。” “輔敦王者，思達藏僧也。其地視烏斯藏尤遠。………永樂十一年封其僧南渴烈思巴爲輔敦王，楊叁保、侯顯皆往賜其國，與諸法王等。”
從永樂朝到宣德朝，朝廷在烏斯藏地區共封八王，即：DBFW、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闱化王、贊善王、護教王、闡教王、輔敦王。八王之宣召、往賜、護送、撫問等諸事，大都皆由太監主持之。參與其事的太監，除侯顯、劉允以外，尚有喬來喜、楊叁保、戴興等人。明初宣召烏斯藏僧，就朝廷而言，乃是一項重要的政治舉措。侯顯、楊叁保等太監之努力，于斯事之成甚有功焉。至武宗所遣太監劉允從西藏鍛羽而還，此固與劉允個人之不善其事甚有關系，但內中之主因，實由于宣德、正德問國勢之隆替矣。
㈡太監與漢地名僧的宣召、撫問
烏斯藏僧以外，又有漢地名僧的宣召。明初監于元代佛教之冒濫，致力建立與專製集權相適應的僧官製度，對僧團之發展，僧人之行爲，出家之規定等等，都作出了較爲嚴格的限定，但總的說來，在對佛教之發展施以節製及管束的基礎上，注意發揮佛教對于翊助王化的作用及職能，仍是明代佛教政策的基點。明代帝王常常征召各地高僧大德，既備咨詢、顧問，又示對佛教之珍重禮遇。而帝王宣召名僧，及與其酬答、問訊等任務，自然也就交給太監來完成。
這裏稽舉數例。如明初名僧智光之例：“師性行純簡，朝廷凡命修建大齋，惟誠惟恪，每人對，惟以利濟萬有爲說。仁宗所賜儀仗出入，屏不用。上知之，遺中貴人問故，對以平生但持經戒，非有汗馬之勞，寵錫所臨，謹受藏之足矣，用之豈不過耶。”智光曾奉高祖之命，兩使“西域”。永樂初年內官侯顯出使烏斯藏，智光亦與其事。因其勞績，仁宗曾特賜以“儀仗”。這裏明仁宗遣使“問故”的“中貴人”，即是一位太監。
再如高僧慧進之例：“慧進：…：志慕出家，禮邑元大雲寺漸公落發執經，由洪武新恩得度，入汴，依古峰究通《華嚴》宗旨，傍達《唯識》、《百法》諸論，意解心融，衆所欽服，遂得法主之稱。太宗皇帝知之，遣中宮馳驿召至南京，備問《楞嚴》大義，應對稱旨，賜紫衣，命住天界寺，選俊秀僧徒從學。”慧進是元末明初一位義解高僧，精于《華嚴》、《唯識》、《百法》、《楞嚴》等經論。成祖遣“中官”將他召至南京，以備顧問。後來這位慧進法師隨成祖至北京，被诏“領袖天下僧衆”。慧進還是最早向成祖建議刊行藏經的人之一。
再如高僧能義之例：“能義字無言，別號損庵：…：仁宗皇帝在青宮，凝師補其處，令入朝，上見師道容，喜甚，除僧錄左覺義，賜錦衣一襲，貉裘、暖帽、靴襪，並鈔二百錠，遣中宮送回南京，于鍾山第一禅林舉唱宗乘，缁素悅服。未幾複入朝，升左講經，寓慶壽寺。疾作，上聞，賜醫藥，中使相望于道。”能義也是元末明初的義學高僧，以精于《楞嚴經》著稱。能義去逝之前，仁宗皇帝不斷派出“中使”，探望能義的病情。這些“中使”，也即是太監。
還可舉出天泉祖淵的例子：“(祖淵死)太上皇聞之，遣太監吳弼賜以白金，香幣，鈔萬缙。”天泉祖淵是明宣德、正統年間的一位律學宗師。他在宣德年問曾住持京師大功德寺，正統中並擔任過萬壽戒壇的傳戒宗師。祖淵死時，明英宗遣太監吳弼訃問，上引材料中的“太上皇”，指英宗皇帝。
宣召、撫問藏、漢名僧，從明初至正德年間，都是朝廷一項重要的國事活動。我們有理由相信，太監參與了這項活動的始終。這使得生活在內廷的太監，有機會深入接觸當時第一流的僧人。明代內廷太監群體普遍的佛教信仰，與太監承擔宣召藏、漢名僧的特殊任務，當不無關系。
叁、太監與內廷佛事活動
明代內廷又設有漢經、番經二廠，例設若千員內官，備皇室佛事活動的需要。
劉若愚記漢經廠事如下：“皇城內舊設漢經廠，內臣若幹員。每遇收選宮人，則撥數十名念習釋氏經忏，其持戒與否，則聽人自便。如遇萬壽聖節，正旦、中元等節，于宮中啓建道場，遣內大臣瞻禮，揚幡挂榜，如外之應付僧一般。其僧伽帽、袈裟、缁衣，亦與僧人同。惟不落發耳。圓滿事畢，仍各易內臣服色。”又記番經廠事如下：“番經廠習念西方梵暝經咒，宮中英華殿所供西番佛像，皆陳設近侍司其香火。其隆德殿、欽安殿香火，亦各有司也。凡做好事，則懸挂幡榜。本廠內官皆戴番僧帽，穿紅袍，黃領黃護腰，一永日或叁晝夜圓滿。萬曆時，每遇八月中旬神廟萬壽聖節，番經廠雖在英華殿，然地方狹隘，須于隆德殿大門之內跳步叱。而執經誦念梵咀者十余人，妝韋陀像，合掌捧杵，向北立者一人，禦馬監等衙門牽活牛黑犬圍侍者十余人。而學番經、跳步叱者數十人，各戴方頂笠，穿五色大袖袍，身被纓絡。一人在前吹大法螺，一人在後執大鑼，余皆左持有柄圓鼓，右執彎椎，齊擊之。緩急疏密，各有節奏。按五色方位，魚貫而進，視五色傘蓋下誦經者以進退若舞焉。跳叁、四個時辰，方畢。”
漢經廠內宮，平時習釋氏經忏。番經廠內官，平時習“西方梵暝經咒”。遇到帝王誕辰，正旦、中元等節，兩經廠內官則于內廷置辦道場，做法事，其儀規、作法與漢僧、番僧的專業佛事活動，幾無二致。由于大內除皇室成員、太監、宮女以外，一般嚴禁外人出入，而宮廷內慶壽、祝禳一類的佛事活動，在當時又事屬必須，這就使得番經廠、漢經廠的設置，成爲內廷必不可少之事。與此相應，一部分內官也就成爲專事內廷佛事活動的准職業僧侶。
明代內廷中專事宗教活動的機構，番經廠、漢經廠以外，尚有“演習玄敦諸品經忏”的道經廠。劉若愚記萬曆時叁廠舉辦法事的具體程式如下：“凡做好事一晝夜，或七晝夜，各有欽賞錢錠爲榇，一總事畢，易服叩頭謝恩。凡叁經廠將做好事之前，須先頒旨意，傳各衙門答應錢糧。其所誦經卷，所費紙劄，司禮監也。桌凳、香爐等件，內宮監也。钤杵等件，禦用監也。旖、桌圍，針工局也。拜單，圍幞，傘，司設監也。香燭，油米，內府供用庫也。炭餅，柴炭，惜薪司也。齋供、飲食，尚膳監也。鍾磐，鑼鼓，铙钹，兵仗局也。凡遇癸亥，神廟景命叁經廠各做好事一永日，遣管事牌子瞻禮。凡做好事，則司禮監掌印，掌東廠秉筆、管事牌子各進素盒點茶。每廠掌廠太監：貝，貼廠、司房各數十員，于各衙門帶銜。”叁經廠內宮每作一次“法事”，均須內府各衙門提供物力，予以協助。法事舉行當中，皇帝會遣一管事牌子” (管事太監)前來瞻禮。法事完畢，則各有欽賞錢錠作爲酬勞。
又據《酌中志》的記載，宮中每遇收選宮女時，例撥數十名于叁經廠下，由叁經廠內官負責敦習經忏、梵暝，故內官專司的這些佛事活動，有時亦可以專業訓練的宮女爲之。如載：“神廟曾選擇經典精熟、心行老成持齋者數員，敦習宮女數十人，亦能于佛前作法事，行香念經，若尼姑然。” “神廟初，欲選宮女數十人，令習玄教，爲女道士，而掌壇內臣李升、白忠、林朝執奏曰不可，佛教慈悲，凡些微簡亵尚或耽待，若玄教諸天神將，恐女子無知，惹咎不便，是以中止。”
據此，神宗初年，似尚不可以宮女從事道經廠之職事。明人陳驚在《天啓宮詞注》中記：“天敔甲子歲，吳地大水，上命道經廠內官敦宮女數十人演習禳醮，氅服雲墩，與羽流無異。仍選軀體豐碩者一人，飾爲天神，仗劍登壇行法。不能勝介胄之重，結錦繡爲之。”又如：“番經廠內宮，遇萬壽、元旦等節，于英華殿作佛事。”據此，天啓年問，番經、道經廠的佛事活動，則似乎已改成由宮女來專司。
萬曆初年張居正所撰《番經廠記》，謂番經廠“在禁內東偏，與漢經並列，歲久亦漸圮矣。穆宗莊皇帝嘗出帑金，命司禮監修葺。今上登大寶，複以慈聖皇太後之命，命終其事。經始隆慶壬申，至八月而告成事。因爲文饞于石，垂諸久遠焉”。番、漢經廠在穆宗時代已是“歲久漸圮”，由此可知，二經廠的建置淵源悠久，有可能自明初開始，內廷中即有其事。至于兩經廠之所以在嘉靖、隆慶之間圮壞，則當與明世宗一朝厲行排斥佛教的政策有關。
又，兩經廠的執事內宮，雖規定持戒與否，由各人自便，做法事時僧服僧帽，法事畢即換回內臣服色，然而長久學習番、漢經咒，從事專門佛事活動之職業，其生活及信仰也自必要受到佛教的影響。如劉若愚所記韓長老、王定安二例：“惟番經廠韓長老，神廟極所信禮，稱長老而不名，又王定安清修能琴，爲先監器重雲。”這位受到明神宗“信禮”的番經廠內官“韓長老”，及受到司禮監掌印太監陳炬“器重”的道經廠內宮“王定安”，就是在其經廠內官職業中，生活及信仰受到佛教、道教深刻影響的顯例。因此，明代內廷太監群體的普遍佛教信仰，應當與番、漢二經廠的設置關系甚巨。
四、太監與皇家寺廟的建築及管理
這裏所說的皇家寺廟，指皇室以內帑建置或修複的寺廟。這些寺廟是明帝及皇室其他重要成員的祝厘之所。皇家寺廟的建築、修複及管理，往往由太監主持其事。
這裏酌舉數例。如明代宗景泰年問，以太監尚義、陳祥、陳謹等，會同工部官員，督造大隆福寺：；尿泰叁年六月，命造大隆福寺，以太監尚義、陳祥、陳謹，工部左侍郎趙榮董之，凡役夫數萬人。”
永樂初年，有西域梵僧貢金身諸佛之像、金剛寶座之式，成祖爲之建立真覺寺，憲宗時則督修殿宇，並創金剛寶座。新近出土太監錢義之墓志文記：“公嘗奉敕建真覺寺于都城西香山鄉，語潤、興曰：身後務痙我于斯，使體魄有依，爾等識之，至是，潤、興蔔以是歲八月十八日，扶柩葬于寺側，從夙願也。”據此，則憲…
《明代太監與佛教關系考述——尤其以明代北京地區佛教爲中心的考察》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