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行菩萨行的真正目的，却是要积极引导众生循着定慧的正道回归本性，朝向超越人天并圆满无上菩提的成佛之道迈进；而非画地自限，长久陷溺于「人间」的欲界生死中。

　　既然「人间佛教」强调「不修禅定，不断烦恼」，那么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人间佛教」主张，利他的菩萨行应该是：

　　以慧行来说，说法以外，如日报、杂志的编发，佛书的流通，广播、电视的弘法；佛学院与佛学研究所，佛教大学的创办；利用寒暑假，而作不同层次(儿童，青年……)的集体进修活动；佛教学术界的联系……以福行来说，如贫穷、疾病、伤残、孤老、急难等社会福利事业的推行。(136)

　　一般的在家居士，没有太多的机缘深入三藏并实际修行定慧，「人间佛教」所提倡的这些菩萨行持，若能尽心尽力去做，的确也可以积聚福慧资粮。对于一个以出离为本而志求无上菩提的出家僧众来说，适时适量地推动弘法活动也是义不容辞的。但若不先讲求出离心与菩提心的长养，和戒、定、慧的落实，便汲汲营营于社会与弘法事务的关怀，那就显得太舍本逐末而深违佛意了。历来的高僧大德们，无论是印、汉、藏、缅、泰，几乎没有人作过这样的主张。即使是现代欧美著名的佛教学者如 G. Schopen, P. Harrison 和R. A. Ray 等人，也一致认为：打从一开始，大乘佛教的主流就是与出离有关的林栖禅修活动，而不是一般通俗的宗教活动。(137)

　　在《入菩萨行》中强调发菩提心、修菩萨行的寂天，一再勉励学人远离五欲，住阿兰若，修习止观。为弘扬佛法舍身西藏而闻名的阿底峡，虽然也认同「凡夫菩萨」可以集众说法，但他在《菩提道灯难处释》中，却明文界定了弘法凡夫菩萨的最低标准——「已得神通，已生修慧」(138)。这显然是指「加行道」暖位以上的菩萨，而非一般初学的中、下品「资粮位」菩萨。

　　民国初年的得道高僧虚云老和尚，也曾经语重心长地说：

　　虽然各方的佛学院也随时倡导，法师们日渐增多，可是根本问题从此弃之不顾，一天到晚专在求知解，不求修证。同时也不知修证一法是解决问题的根本。(139)

　　此外，曾经彻见心性并博得「世界禅者」美誉的铃木大拙，虽然仅是一位在家居士，却也同样十分感慨地说：

　　宗教团体也忙碌于经营各种类似救济事业般的活动，并且高唱所谓的「邻人爱」。结果，连宗教也不太留心个人的内在精神生活。我认为精神要求是宗教生活的本质——进而标举宗教的伦理层面才是宗教的一切。当然，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但若以为宗教的范畴仅止于此，那就难免会给人美中不足的感觉了。(140)

　　西藏最伟大的瑜伽行者密勒日巴(1052-1135)，在他圆寂前给弟子的一段开示，更值得身披袈裟的僧众深切反省：

　　行世法的动机，如果丝毫也不是为了利己，那是可行的。可是照这样行，实在太困难了。……所以在没有证得实相空性以前，最好不要谈利生的事业！己无修证，就要利生，等于瞎子引盲人，最后终究要堕入自私的深渊中去。……在未成就以前，你们应该以「清净意」发「大悲心」，为利益一切众生的缘故而勤求佛果。放弃衣食名利的思想，身耐劳苦，心负重荷，如是修行才是。(141)

　　*「人间佛教」方便趋下流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听从虚云老和尚等「圣位菩萨」的言教，还是当今人间「学问僧」的开示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若依笔者个人浅见，就一般常情而论，一个人如果不勤修禅定、不勤习内观，那么他对于自己起心动念的觉察力通常是比较差的。在这种情况下，身、口、意三业势必难以摆脱潜意识我执和三毒烦恼的掌控。既然正知的觉察力不够清晰敏锐，那么「欲念可能被误认为信仰，恋着可能被错认为慈悲。……利己之行可能被误认为利他之行」，(142) 以至于在自以为是的菩萨行中积累烦恼与罪业。

　　以此观之，则历代贤圣高僧大德的共同主张还是比较可靠的。除非我们否认，基于定慧的菩萨行才是大乘佛教的核心；否则，具有深度定慧经验的贤圣祖师之言教，永远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可靠性。

　　当然，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生活步调紧凑，物欲横流，人心浇薄，今古之间，一切的一切都已大大地改观了。时节因缘不同，众生的根器也不同，新时代有新时代的使命需要开创与承当。我们固然不宜再以古圣先贤的典型与标准，强加于现代的一般出家僧尼身上，但是身为一个现代的僧尼，对于自己无能继踵古德风范的羸弱行持，至少也该懂得心生惭愧才是。无论如何，总不能自己不知惭愧，反而还大言不惭地批判起苦心住持正法、续佛慧命的中国历代祖师「急求自证自了」啊！

　　在宗教界有一句通俗的话说：「一切宗教皆导源于创教人之直接宗教体验及认识。」(143) 同样地，佛法也是释尊从现证空性与解脱的甚深定慧经验中开展出来的。舍离了依定而得的般若空慧和解脱，根本没有「正觉」的佛法可谈。其实，深度的定慧经验不仅是佛教创生的根因，也是整个佛教得以持续发展的主要能源与命脉。倘若深刻的定慧体验普遍在佛弟子的心灵中萌芽滋长，那么佛教势必会随之而日渐发展茁壮。

　　反之，如果佛弟子的定慧体验愈来愈贫乏，愈来愈浅薄，那么佛教内在精神的生命力也将随着源头活水之枯竭而逐渐衰弱、老化。即使表面的行事上看起来依然有声有色，非常活跃，但本质上已名存实亡。

　　准此而言，则大乘定慧经验已然衰竭而更加依依不舍于人世间的「老年佛教」，应该不像印老所说，是曾经孕育无数圣贤的印度「后期大乘」、「秘密大乘」以及传统的汉、藏佛教，(144) 而是某些不重视定慧修习的现代俗化「新兴佛教」。

　　*回归重禅悟的佛教传统

　　佛教起源于印度，而后逐渐传播到中国等亚洲各地。印度和中国同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各自拥有独特的文化传统。把源自印度的佛法移植到中国来，让它在完全不同类型而且根深蒂固的文化地区生根、抽芽、成长和茁壮，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华夏的祖师，凭着他们高度的智能和无比的毅力，顺利地完成了这项非常艰巨的使命。不但使印度的无上菩提树苗在中土开花、结果，欣欣向荣地传承了一千多年，还成功地移植到日本和韩国等地，在亚洲成就了难以数计的菩萨圣众。这的确是了不起的一项成就，值得中国的佛教徒引以自豪。

　　尽管如此，但在依缘而起的世俗层面，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十全十美的。任何一件事，都只能就某一特定的时空、某一特定的角度而说是理想或不理想。同样地，传统的中国佛教和其它任何佛教传统一样，虽然有它便于当时华人直了见性、悟道解脱的优点，但总免不了有它的限制和缺陷。针对它不合时宜的缺点加以批判，予以导正，或取人之所长，补己之所短，以期尽善尽美，这是任何一位有心住持正法的僧俗义不容辞的责任。但也不宜因此而求全责备，倘若爱深责切，矫枉过正，或在对治上产生偏差，而动摇了传统中国佛教的根本，造成教界更多的迷惑，更大的矛盾、不安与混乱，那就得不偿失了。

　　笔者以为，传统的中国佛教，无论其形式多么不合印度「佛法」的外貌，在将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流中，毕竟已经实际造就了许许多多的贤圣高僧大德，利益了无量无边的有情众生，也深深影响了中、日、韩三国文化的诸多层面。比起到目前为止只能培养出通俗弘法师、慈善家和佛教学者的「人间佛教」来说，传统的中国丛林佛教，无论如何总要强上百千万倍。

　　笔者十分肯定，慈善事业、教育学位和通俗弘法，自有它们不容否认的正面意义和价值，但那毕竟不是佛法的大根大本所在。佛法的根本，奠基在加行位和见、修、无学位的无漏圣道上。僧团中如果缺少了慈善家和博、硕士，中国的佛教并不会因此而衰亡；但若少了大乘悲智双运的无漏圣道，中国佛教便名存实亡了。藏、缅、泰、锡等佛教僧团之所以受到高度的尊重，吸引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去参学，显然不是因为他们有举世闻名的慈善家与佛教学者，而是因为他们有许多定慧成就的高僧大德。

　　上述道理虽然显而易见，但是，水流湿，火就燥；烦恼的众生喜爱轮回，贪欲的人类热爱人间；这是世间不易的常情。自古以来，无论祖师大德多么强调「住兰若，修定慧」的重要，有勇气耐得住艰困、平淡与孤寂，并且坚决朝向解脱道迈进的行者，毕竟总是凤毛麟角。

　　可是，纵使二千年来不曾有祖师大德提倡过「人间佛教」，迎合世俗的「人间佛教」还是自自然然地发展出来了。《道德经》说得好：「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同样地，僧团中证道的成就者少了，学佛者修证无门，世俗的「人间佛教」必然应运而生。

　　这是时下世间人心的共同趋势，即使佛陀出世，恐怕也难以挽回。因为机法总须相扣，佛陀只有在人心普遍纯朴敦厚、向往解脱、追求正觉的时空中应化而降生，才派得上用场；导向正觉与解脱的佛法也只有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才能发挥它们真正的效用。阿姜查就曾经感慨地说：

　　世间就是如此。如果你尝试过简单、修习佛法且平静的生活，他们会说你怪诞、反社会、妨碍社会进步；他们甚至会威胁你。最后，你可能会开始相信他们，并且回到世俗的方式，愈陷愈深，直到无法摆脱……。这便是社会的趋势，并不珍惜佛法的价值。(145)

　　毋庸讳言，「人间佛教」之所以一呼百应，并不是因为它比传统的佛教更纯净、更理性、更完美、更符合佛陀的本怀；而是它更能满足现代一般社会大众的世俗心理需求，更切合国家政经体制的现实考量。

　　所以，在台湾佛教未来的发展中，「人间佛教」大行其道早已经是预料中的事了。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或许只是设法保住中国佛教那股堪能培…

《台湾佛教界学术研究、阿含学风与人间佛教走向之综合省思(释如石)》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