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责任。”“梵二”会议也提出，“神国业已存在于此世”，所以，建设当代世界就是建设“天国”。
对“人”俗世义务的关注必然迈开宗教道德世俗化的步伐。传统上，宗教道德与人道主义带有明显悖逆倾向。“人”给予“神”的越多，他自己所存的就越少。费尔巴哈曾尖锐指出：“道德与宗教、信仰与爱，是直接互相矛盾的。谁只要爱上了上帝，谁就不再能够爱人，他对人间一切失去了兴趣。”而世俗化宗教道德中，宗教不再藐视今世，看重来世，而是力唱“淑世主义”，强调神学“伦理”化，神道“人道”化，力图以宗教道德教化指导世人的生活与实践。1993年，芝加哥第二届世界宗教会议上发表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在这份以各大宗教道德原则为基础的宣言中，明确指出：“它不是要反对任何人，而是要邀请所有的人，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一起来把这种伦理化为自己的道德，并且按照这种伦理去行动。”
同时，政教分离也使宗教不再享有“治外法权”，多元化的社会格局与平等民主的进步观念使宗教团体成为社会组织中独具特色一员，与其他机构一样，它分享同等的权利，承担同等的义务。
世俗化运动中，俗世生活的重要性得以彰显，各种宗教团体广泛参与世俗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升公民素质，改善生活环境。在发展中国家，广大信徒要求合理解决种族、妇女、儿童教育、劳资冲突、福利待遇等问题，并付诸实施，卓有成效。而反对军备竞赛，祈盼世界和平业已成为世界各国信徒的共同呼声。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人类的救世主》一文中也宣称，今日罗马教皇有责任凭借那种公认为属于教会的道德权威，来帮助人们拯救受到威胁的文明，来帮助人们对旧世界进行改造，帮助新秩序降临。
同样，“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的主旨是“人””，而非“鬼””、“神””。太虚大师曾不无偏激地说：“向来之佛法，可分为“死的佛教”与“鬼的佛教””。“死的佛教”与“鬼的佛教”实质上是一层意思，它表明中国传统佛教，尤其是明清佛教已偏离改善现实人生的正道，或误人受“鬼”、“神”摆布的绝巷；或混同于迷信巫术，成为愚民工具，丧失救世本怀。太虚大师认为，“若要死得好，只要生得好；若要做好鬼，只要做好人。所以与其重“死鬼”，不如重“人生””，而解决“人生”问题，应以广阔的“世间”为其场所。太虚大师说：“学佛，并不一定要住寺庙、做和尚、敲木鱼，果能在社会中时时以佛法为轨范，日进于道德化的生活，就是学佛。”这又回到了慧能《坛经》中一再强调的“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的主张。简言之，太虚强调：(1)佛教应重人生，轻鬼神。“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此即“学佛先做人”。(2)既重人生，就当改造世间，出家与否，并不是最主要的。“佛教的本质，是平实切近而适合现实人生的，不可以中国流传的习俗习惯来误会佛教是玄虚而渺茫的。……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改善人生的生活行为，使合理化、道德化，不断地向上进步，这才是佛教的真相。”“你要去服务社会，替社会谋福利，凡是社会各种辛苦事业，你要耐劳的去做。”着眼于“人生”的改善与“世间”的改造始终是太虚念兹在兹的改革重心。
太虚又说：“人间佛教，是表明并未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这与世俗化宗教的“淑世主义”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太虚大师并未明确否定“鬼神”的存在，但反对装神弄鬼，“神通”惑人。他深知中国传统佛教堕落的根源就在于“鬼气”太浓，“人气”太淡，重死轻生，本末倒置。所以，他力倡的“人生”佛教，正着眼于此。他说：“向来学佛法的，以为只要死的时候死得好，同时也要死了之后好，这并非佛法的真义，不过是流布上的一种演变罢了。……所谓死，实即生的一部分；我们要能了生，才能了死。相反的，若只了死，非唯不能了生，而且也不能了死。”过分倚重“鬼神”，不惟难得解脱，反将“生”的机缘也给丧失了。太虚大师提出的“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佛即成，是名真现实”，正可作如是观。
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经印顺法师学理上拓展，赵朴初先生实践上探索，已为海峡两岸教内外人士广泛认同，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旋律。几十年来，海峡两岸“人间佛教”薪火相传，推陈出新，有力推动中国佛教的良性拓展。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第四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将“人间佛教”思想确定为中国佛教的指导思想。赵朴初先生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当代提倡“人间佛教”就要发扬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即农禅并作，学术交流、国际交往)”。他说：“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是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1989年，赵朴初先生与星云法师会晤时，也将“人间佛教”界定为20世纪中国佛教的主流和精神特质，乃至未来佛教的发展方向和目标。而星云法师本人更是筚路蓝缕，率先垂范，以佛光山为基地汲汲于“人间佛教”提倡与推广，成果丰硕，有目共睹。星云法师在“人间佛教”理论上也时发高论，洞见迭出。他曾说：“人间佛教是现实重于玄谈、大众重于个人、社会重于山林、利他重于利己；凡一切有助于增进幸福人生的教法，都是人间佛教。”
四
宗教世俗化是西方工业化的产物，是对神权专制的抗争与挑战，是对人生价值的确认与提升；“人间佛教”是对佛法人本宗旨的回归，是佛教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太虚大师志存高远，胸襟磊落，是中国近现代第一位向西方传播佛法要义的高僧，他曾与欧美、日本教内外名流切磋佛法精义，增进了后者对中国佛教的理解。他涉猎广泛，学识渊博，对欧美哲学、宗教思想多所评判，成一家之言。从上文对二者(宗教世俗化与“人间佛教”)特质的分析看，宗教世俗化运动的目标与“人间佛教”的理念在诸多层面或完全一致，或相互印证，相得益彰。
太虚大师佛教改革思想的形成早于其西游欧美之旅。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他把自己的佛教改革分为四个时期，而对第一期影响自己思想的学术流派阐述最详。他说：“余在民国纪元前四年起，受康有为《大同书》，谭嗣同《仁学》，严复《天演论》、《群学肆言》，孙中山、章太炎《民报》，及章(太炎)之《告佛子书》、《告白衣书》，梁启超《新民丛报》、《佛教与群治关系》，又吴稚晖、张继等在巴黎所出《新世纪》上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之学说等各种影响，及本其得于禅与般若、天台之佛学，尝有一期作激昂之佛教革新运动。”与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太虚大师此时如饥似渴阅读社会上流传的中外著述，内容斑驳庞杂，宗旨各异。
第二期“从民国三年到十七年间。……对于律藏和小乘的经论，大乘曼殊、龙树的一系经论，弥陀、天亲一系的经论，以及台、贤、净、密、禅诸部，都一一作有系统的研究。我国固有的诸子百家的学说，和从西洋译来的新文化，亦时加以浏览。”这段时期内阅读对象集中于佛教经论与中国本土经典著述，对译介过来的西方文化也有目的浏览，但明显减少。
第三期与第四期已不再言及影响其改革的思想流派，而是重在新佛教的建设与拓展。该文并未言及源自马丁·路德的西方宗教改革运动。1928年8月—1929年4月太虚大师曾对法、英、比、德、美等国进行访问，但晤谈对象多为学界名流，如著名哲学家罗素、留美学者晏阳初、陈焕章等，少见宗教人士。所以，太虚“人间佛教”思想即或受到西方宗教改革思想影响，也是间接或短暂的。
太虚大师佛教改革的初衷是不满中国传统佛教的窳败与走人歧途。他深谙晚清佛教之蔽，不忍其毁于一旦，欲起而救之。面对强大阻力，九死一生，百折不回。虽有“政治和尚”之称，但恪守“议政不干政”原则，光明磊落，善始善终。他见多识广，圆融万法，旁摄儒道，学贯中西。在《新与融贯》一文中，他说自己“非研究佛书之学者”、“不为专承一宗之徒裔”、“无求即时成佛之贪心”，而是“为学菩萨发心修行者”。对佛法宗旨的深刻理解使他认识到近现代佛教已经走到了一条十字路口，因循守旧，陈陈相因，只能重蹈印度佛教覆辙。而佛教新生的路径只有两条，即(1)回归佛陀人间解脱的宗旨，走人生佛教的道路，此即“契理”。他说：“佛教，并不脱离世间一切因果法则及物质环境，所以不单是精神的；也不是专为念经拜忏超度鬼灵的，所以不单是死后的。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改善人生的生活行为，使合理化、道德化，不断地向上进步，这才是佛教的真相。”他反复强调，“佛陀之说法，其动机虽是很广大的——普为一切众生，而说法的中心对象，则仍是人类众生，故佛法实是人类众生的佛法，佛所说的一切学理与道德，都是不离开人间的。”(2)顺应时代潮流，走“人生”之路，此即“契机”。他说：“昔之宗教，皆以一理想之超人神物为教本，或以古帝王贤圣为标准而有所谓圣道王者，今则降一切神圣贤圣于吾人之身，非超物之思想而为人本之思想。……欲顺今世之潮流而契机以行教，则其必含“人生的”、“群众的”与“科学的”意味矣。故居今而欲契时机以行真理，造成现代之佛学者，则佛学中人生的佛学最宜。”重视“人生”价值、改善“群众”生活、发展“科学”，所有这些都是现代社会的主流趋势，太虚大师敏锐意识到这一点，除旧布新，破立结合，引领中国佛教紧跟时代步伐，成为中国现代佛教改革运动中一面光辉旗帜。
人类思想发展的总趋势是从愚昧进化到文明，从“神本”走向“人本”，从专制渐人民主，虽然在历史发展的某些时期或许有短暂逆流，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发展总方向是不可逆转的。宗教世俗化从特定角度反映了这一变化，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如前文所述，“人间佛教”并非完全(整)意义上的“宗教世俗化”，但它倡导的宗旨与追求的目标与后者不谋而合，都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
无论从教义、仪轨，还是从制度层面看，基督教与佛教之间的歧义是明显的，某些方面二者甚至是根本对立的。然而，宗教解决的基本问题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虽然它们对“神”的理解或观念上存有巨大分歧，但这并不妨碍在解决“人”的问题上二者进行“合作”的可能。现代科学技术为人类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方便条件，但工具理性的泛滥扩张也给人类发展与社会和谐带来隐忧。因此，如何因应现实，发挥宗教在心理慰藉方面的“平衡”功能与道德教化方面的“引领”作用，就成为当代宗教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佛教与基督教在这方面可大有作为，更需要对话与合作。
现代化与全球化互为因果，深刻改变着当代社会的精神风貌，宗教世俗化正是这一大环境“缔造”的产物。“从西方文明的内部来看(比如在一个忧心忡忡的西班牙乡村教士看来)，世俗化最初的“载体”是现代经济过程，即工业资本主义的运动。”当然，宗教世俗化既是宗教谋得在现代社会生存的必然选择，又参与构建了现代化的价值结构与伦理规范。世俗化宗教对人性的张扬，对弱视群体的重视，对社会和谐的鼓唱，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等等，都可以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诸多层面的参考性资源。今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民族素质的稳步提高，必须建立在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需要诸多社会资源的整合与参与。经过世俗化风雨的洗礼，包括人间佛教在内的中国五大宗教必然会在这一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近一个世纪以来，经过教内外高僧大德的辛苦耕耘与不懈努力，“人间佛教”之花已经开遍神州大地，“人生佛教”理念深入人心。在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正确引导下，长期以来，我国各大宗教相互尊重，和睦相处，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正在稳步推进，宗教必将在其中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引领时风，独得先机，既给佛教发展开辟了光明的前途，也给我国其他宗教的改革与创新树立了榜样，必将为中国宗教的发展带来更多有益的启迪。
《宗教世俗化与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戴继诚)》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