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佛教与台湾佛教的主体性探索
——读江灿腾新著《台湾近代佛教的变革与反思》
何建明
一
建设人间佛教是二十世纪初期太虚大师发动佛教改革以来中国佛教发展的主要目标，也是近百年来中国佛教发展的主要趋势。目前，这一趋势不仅没有衰减或转向的迹象，更酝酿着新一轮发展的生机，有几个重要的标志足可以说明这—点。
一是随着中国大陆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要求建设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人间佛教新形态的呼声越来越高，由各道场主办的佛教学术研讨会不仅逐年增多，而且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如何继承传统、建设现代人间佛教这一主题来展开，来自政界、学界和教界的与会代表非常活跃。
二是自1987年台湾解严以来，台湾地区的佛教学术界积极寻求与民主社会多元化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台湾佛教的主体性问题，也就是探索如何建设—个适应民主化多元化社会发展要求的现代主体性佛教。这已成为台湾佛教学术界、特别是学术精英分子比较普遍的一种学术追求与历史自觉。
三是与这种佛教主体性探索相伴随并作为其发展之重要标志，近几年来台湾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教界人士不满足于现有的台湾佛教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开始自觉地探讨“后印顺时代”的问题，努力寻求“后印顺时代”如何继承和发扬由印顺、星云等所发展的太虚大师“人间佛教”传统。
这也就是说，海峡两岸的佛教界和佛教学者都在新千年之初努力寻求人间佛教的新路向和历史转型。
在两岸追寻中国人间佛教现代转型与主体性问题的队伍中，台湾地区的学者，如蓝吉富、杨惠南、江灿腾和释昭慧、释传道、释惠空等所作的学术探讨，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他们的人间佛教理念和佛教主体性意识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都服膺于太虚、印顺一系人间佛教传统，并具有高度的历史自觉。而蓝吉富、杨惠南和江灿腾更可称之为当代台湾居士佛教学术界之“三杰”。这其中，蓝氏最年长且学术资历最深，而江氏涉足学术最晚但后来居上。之所以这么说，不仅因为江氏是迄今为止出版有关学术著作、特别是台湾佛教研究著作最多的一人，而且他也是真正最系统最深入地探讨了台湾佛教百年史并对当代台湾佛教现状最敢建言的人。最近刚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的《台湾近代佛教的变革与反思——去殖民化与台湾佛教主体性确立的新探索》一书，就足以说明江氏的学术研究不仅保持其一贯厚重的历史意识，且充满着透过历史审察而对当代台湾佛教之主体性的深刻反省。
江氏新著由“战前篇”、“战后篇”、“相关研究与批评反思”和“相关访谈录及重要参考文献”等四个部分即四辑共二十一组文章汇集而成。其主体部分都是他在出版历史巨著《日据时期台湾佛教文化发展史》之后最近三年学术研究与学术对话的记录，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最近三年来，当代台湾的各方面，包括佛教发展的大趋势在内，却正逢二十世纪百年刚结束之后，二十一新世纪又展开风暴与纷争不断的坎坷三年。而其间，我不但深入其境地精细观察过当代台湾佛教的变革与发展，甚至还亲自执教于僧团学园或亲自参与其间作出现的重要佛教改革运动。所以我既是一位当代台湾资深的佛教历史观察者和佛教事件的参与者，同时也是新台湾佛教诠释史的重要建构者之一，因而本书的全部内涵与研究观点，即是在我亲历这样过程后忠实反映。”(江著《自序》，以下引江著只注页码)
二
江著的一个显著特色，仍然是对文献资料极为重视及其对史料分析所持有独特的问题意识。
江灿腾先生历来非常重视史料的搜集，力求遍求史料，使论据有充分的说服力。翻开江先生的任何一部著作，读者都会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史料非常丰富。你可以不同意他的结论，但是你不能不重视他对大量史料的处理与分析。
在江氏的新著中，从其《自序》到各部分篇章，都体现出他对史料的重视及其史料处理的创新意识。《近五十年来台湾近代佛教史料的搜集与研究现况》和《台湾本土宗教百年研究经验的论战烟火录——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跨学科批评与学术对话》两文，最集中地体现了他对台湾近代佛教史料学的立场、观点和独特分析视角及其多年孜孜以求的学术三昧。
研究台湾佛教史的人多半只是就某个时期某个专题的史料进行比较集中的搜集与处理，这当然符合现代学术要求，无可厚非。但江先生不满足于此，他是要对整个近百年的台湾佛教史料进行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与分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把握台湾近代佛教变革的轨迹与存在的问题，才能够真正探讨台湾佛教的主体性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他可以称得上是迄今为止第一个真正全面深入地了解台湾近百年佛教历史并融会贯通的人。因此他的文章对台湾佛教诸多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如数家珍，这也使得他对当代台湾佛教的审察，包涵着深厚的历史意识，因而常常发人之所未发。
傅斯年先生在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曾提倡“史学就是史料学”，从而确立了中国近代以来影响深远的历史语言学术传统。从早期的王国维，到后来的陈垣、陈寅恪、向达、汤用彤、周一良、唐长孺等等，都是这—传统的形成与发展的重要代表。可是这—传统先后遭遇到大陆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哲学流”和当代“问题意识流”的激烈挑战。“政治哲学流”习惯于从现实政治立场和哲学高度对具体历史进行宏观的把握与考察，不计较于具体的历史细节与事实真相，因此贬低史料对史学的根本价值，从而导致了空疏浮泛之学风漫延，直到今天余韵犹存。当代“问题意识流”是指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学者都开始重视对西方学术方法、特别是当代问题意识的引入，但同时也出现以当代人的时代问题意识强加于历史的现象，以至于蓄意剪裁史料、歪曲史实。
江先生显然力图避免以上两种偏弊。他一方面自觉继承前辈学者重视史料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强调必须从多角度来“呈现历史的真貌”，反对“学者间习见的套概念游戏”。比如他对日据时期台湾佛教史的关照，就强调“应扩大视野——以近代东亚发展史的观察角度来研究台湾佛教近代史”，试图改变过去那种纯粹揭示被殖民者受宰制的研究方式，而“兼顾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双方的不同历史面相与价值观”，“探明其中所涉及的日中台本角交流的佛教新秩序，并揭发其中有关台湾本土佛教曾被宰制、联络、辅导和强迫改造的各种问题”，在此基础上“突现被殖民者力争上游的能动性或相对地去呈现台湾本土佛教的主体性”。(页48—49)因此，他对台湾佛教史的研究，非常注重“政治、经济、教育的脉动，比较是社会学的角度”，并在具体探讨日据时期台湾佛教史时，特别强调日本宗教政策的影响。
江先生的问题意识，显然关注到历史主体的多样性及其所处的多重时空境况，有利于呈现历史的丰富性和真实性，从而使他对台湾近代宗教改革家林德林及其相关的以《鼓鸣集》为代表的台湾儒释知识社群冲突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不仅详实生动，更力图创造性地揭示其中所呈现出的台湾佛教主体性与自主性特征。
二
江著的最大贡献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说明的，即对去殖民化与台湾佛教主体性确立的新探索。
过去对台湾佛教主体性的探讨多集中于1949年以后，江著则延伸到日据台湾前期。
三
台湾佛教的殖民化，正值日本近代佛教世俗化时期，因此，台湾佛教的近代殖民化，不仅接受日本统治者的“殖民化”，也是接受日本佛教的世俗化。曾景来、李添春、高执德和林秋梧等大批台湾僧侣赴日留学，以及日本梅山玄秀、高林玄宝和，东海宜诚等日僧来台传教，并建立南瀛佛教会等在台日本佛教机构，都促使日据时期台湾佛教的“殖民化”和世俗化。江著对日僧东海宜诚与近代高雄佛教的发展的个案分析，说明日僧如何突破台南开元寺与大陆涌泉寺法派的传统关系而使之转变成为高屏地区佛教日本化的大本营，并在后来日殖法令的允许和保护下如何在高屏地区大力推动“皇民化”。
对于接受日本化影响的台湾寺僧，江著以林德林为个案作了极为深入和详尽的阐述。林德林虽然没有去日本留学，但是他深受“可被视为是一位具有日本佛教法脉的准日僧”——曾留学日本的师兄沈德融的指导和影响，“素来就醉心于日本佛教的信仰方式，有意将其原貌引入台湾佛教内部，作为日台融和的第一步”。(页99)因此，他公然打破台湾佛教原有的大陆佛教出家传统，在弘法道场“台中佛教会馆”娶妻食肉、养儿育女，甚至爆发“桃色疑云”，终于导致儒生社群的激烈批评。
江著的重点并没有停留在李丁赞、陈慧剑等人对日据时期台湾佛教研究那样只在说明台湾佛教的日本化或“殖民化”，而在于揭示在这种日本化或“殖民化”的过程中，台湾佛教如何呈现其主体性和自主性。他基于近代社会政治变动的背景，明确地将日据台湾佛教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肯定前一时期深受日本化影n向的曾景来、林秋梧、高执德和林德林等人，“大体都在强调人性化，强调此岸(人间)的净土，高举理性之光，反对迷信。”因此，这一时期的台湾佛教，与当时各种社会文化的启蒙运动相一致，大方向是以理性和知识作为后盾的宗教改革运动，并不是照抄日本佛教。他认为，台湾佛教此一主体性和自主性的丧失，则是后一时期即日本帝国主义配合发动侵华战争而实行全面的“皇民化”之后。这一分析虽然尚有可商榷之处，但是反映出作者试图排除政治障隔而努力呈现当时与大陆佛教改革运动相呼应的台湾佛教界积极探索现世化与理性化的良苦用心。
台湾佛教的去殖民化，是在国民政府在台实施“去日本化”的统治方针之后。特别是1949年后大批大陆高僧来台，他们籍著国民党扶持的“中国佛教会”这个唯一中央教会，大力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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