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生。这是佛教无法全球化的最主要原因之首。
㈡高谈空论,少于实践。佛世时,佛陀与圣弟子们十分重视佛法在生活中的实践,但后来的佛子为将教理建构为繁复的理论,以致佛教走入学术的象牙塔,佛理成为谈玄说妙之资。星云大师曾在(怎样做个佛光人·第七讲)中说:
佛教之所以衰微的主要原因,在于毅界人士只知空谈高论,不切实际,深奥玄妙的道理说太多了,
反而使佛教教义中利益众生、服务社会的方法渐渐被人忽略淡忘,以致于世人轻垢佛教,以为只是
普通心性之学或消极悲观之说,不足以经世济民匡正人心。
所谓“己不作,教他作,未之有也”,自己都无法实践,又如何能化导他人呢
这些话不仅是佛教,也是所有宗教在全球化上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
㈢佛教失去了以人为本的立场。哲学大师梁漱溟先生本钻研佛教,但是后来弃佛就儒,成为儒家的代表性人物。有次太虚大师在汉藏数理院请他演讲,梁漱溟在黑板上写了“此时、此地、此人”六个大字,对佛教的不重“此时、此地、此人”做了严厉的批判。他说:“我为什么走入儒家,就是为了这六个字。讲时间,佛教谈过去、现在、未来、无量的阿僧只劫,但是我们生命当下的现世很重要。佛教讲到空间、地方,说有此世界、他世界、十方无量诸世界,世界虽然讲了那么多,但我们相处的这个世界,需要我们去净化它。佛教讲到众生,不但是人,十法界的众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在无量无边的众生中,以人最为重要。”
梁漱溟的话正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声,而这件事情也说明了,佛教在清末民初时期的确已被曲解,太虚大师及后继的星云大师之所以力倡“人间佛教”,强调佛教的“人间”性及实践陆,实有其对治之目的。而这种对于佛教“不以人为本”的误解,也正是佛教无法全球化约重大漳凝。
㈣神棍假借佛教之名敛财。台湾近几年富裕后,神棍横行,甚至有一阵子报章杂志成篇累牍是神棍诈财新闻,这在国际上形成很深的误解,不明白伪教真谛的外国人,总以为东方的宗教具有神棍诈财的阴暗面,因此却步不前,让正派宗教也遭到了池鱼之殃。
神棍的兴起,在于二十世纪末的后工业时代,物质文明愈发达,人类精神愈匮乏;器用层次的依赖沉溺,造成心灵需索的茫然无助。人心的难苏息,导致心身困顿旁徨,情绪躁动急浮,当知识对此心灵沉痢束手无策之际,各种灵修和神通隐运而生,于是今人幻化真神的一造神运动一,在二十世纪末蔚为风潮。这种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偏执,不独台湾为然,美国大卫教派、比利时太阳神殿信徒、日本奥姆真理教,皆为显例。
佛教本来是最为理性的宗教,但却常被神棍借用为名作为敛财之实,其最根本之原因还是在于佛子没有将“人间性”的教义阐扬开来,以致不法之徒利用其幽微难明之处大行诈骗之卖,形同“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
其实,正派的宗教信仰,都是教人反求自心,推己及人,佛教亦然。天下哪有顿悟得证保证班,即身成佛速成班。佛曰:“心内求法则正。”与其求本尊放光,何不在自己心中点一盏瞪,照亮美丽的人生。
布施获福的观念本无可厚非,也合乎因果法则,唯其先决条件是必须具有正知正见。试问哪有人心存歹念,仅凭布施就可以坐享福寿!佛陀教人布施如种田,拣选良田而耕之才能获得丰收,同样,布施也要以智慧抉择,否则失财吃亏事小,家破人亡,乃至陷于万劫不复之地方是人生最悲惨之事。所谓福慧双修,智慧的布施将自己的生命延长与深化,这样的福德长存不朽,才是真正的福德。
于今,如何消除神棍藉神佛之名行敛财之实,当务之急唯有回归宗教的软化本旨,加强“人间性”的教育面,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㈤经典浩瀚,艰涩难懂。有意亲近佛教的外国人士仅见佛教庞大而难解的经典就退避三舍。外国人的认知很单纯,一本圣经就是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南针:一本可兰经就是回教徒的指引,钻研不难,经义简单明了,人人可诵。
但是佛教典籍如汗牛充栋,大藏经就有九千余卷,梵巴汉藏版本不下数十种,现代佛学著作也有数干种,皓首穷经也未必能探究其中堂奥。如此庞博的经典中,让外国人能够完整性地了解佛教的思想体系,绝不可能。因此,推行白话经典,并将其中义理艰深的部分作深入浅出的讲解,将“人间性”的部分阐扬出来,也是佛教界不容忽视之事。
㈥缺乏全球性的组织凝聚力量。星云大师曾回忆,他幼年时曾听大醒法师说过这么一句话:“佛教只要有十个出家人团结起来,就会有办法了!”当我们审视二十世纪以前的佛教时,确实发现未曾有全面性、自发性的统一组织出现,而且不独出家组织如此,在家组织亦然,以致始终无法将力量凝聚起来,因此尽管佛教如何兴盛,但总难以发挥全面的作用,顶多仅能盛及一时,遑论能够跨出一地、一国、一洲,而普利全球了。
以上六端阻碍了佛教的全球化发展,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人间佛教”的教化没有广布,“人间佛教”的法义没有落实。
五、基督教的全球化方式与困境
毫无疑问,在今日的宗教中,基督教是全球化最成功的典范。基督教自以色列发端以后,先是经希腊、罗马,此时面临一个关键时期,本来受到逼迫的基督教自康士坦丁帝的治世起,除了遭受犹利安帝为期甚短的倒行逆施外,基督教独享帝王青睐,宣教遂以破竹之势横扫地中海一带。然后蔓延至美洲新大陆,再扩大及中南美洲,非洲等蛮荒世界,只有在东方古文明世界中梢稍受挫,但也生根立足。
基督教与佛教一样,多年来存有出世与人世的争论,林治平先生将之分为“纯福音派”
(以戴德生为代表)及“社会福音派” (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纯福音派著重灵魂的拯救,而
社会福音派著重办学校,建医院,藉社会改革将人类带向一个更高的精神生活面。
福音派批评社会福音派俗世化,而力奉修道主义。事实上修道主义本身也带有浓厚的人世色彩。例如不少中古的修道士从事历史写作:修道院是当时最主要的学校,不但提供有心上进的民众接受初级教育的机会,甚且是哲学与神学研究的温床,以致人才辈出,在西欧兴起经院哲学和大学之后,最负盛誉的第一流学者多为修道士出身:修道院也是中古美术的领导与保存者。
修道士是中古农耕、工艺与工程技术的开拓者,以当时最科学的方法开辟农地,改良农作物,水产与牲畜的品种,教授农民耕种、栽培、养鱼、毛织及牲畜的交配,训练出木匠、陶匠、石匠、油漆匠与其他行业的熟练工人,并且拓建公路,兴建当时最佳的建筑物。
细察基督教全球化的方式,在利用宣教手段,而主要的宣教方式有三种:
㈠成立教会,以散发物资、提供影片及书籍的方式,吸引民众走向教会,藉以宣扬福音。
㈡教育导向:建立教会学校或以教堂为校,提供优惠或免收学费,尤其以外语教学吸引,在教育过程中宣扬主的恩典。
㈢医疗服务导向:藉成立医疗院所从事宣教工作,此在偏远落后国家特别有效。
但是,基督教的宣教在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迈向顶峰,在二十世纪末却发生“全球化撤退”的运动,宣教运动受到空前挫败,谢勒(James Scherer)就写了一本书——《宣教士,滚回去!》而震动了整个宗教界。
基督教的全球化撤退,原因当然很多,学界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说”,其立论是指宣教方向攻击或破坏了某些传统观念与社会习俗,加速了传统社会的瓦解,而此种瓦解正促成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于是西方之政治、经济、思想潮流、甚至风俗,均渐渐取代固有的一切。从这个立论点出发,又引衍出“社会达尔文主义”,让落后国家在心理层面逐渐对原本单纯的宣教事业,起了反感。
事实上,从实务面上审视,基督教宣教事业的全球性撤退,主因有五:
㈠宣教事业一向是从落后地方发展,当年至美洲大陆也是一样,以物质与知识上的给予,也就是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双重满足。可是今日第三世界大大进步,这种“给予”的手段已经失效。贾礼荣牧师(Dr.J.Hebbert Kane)在其名著The christion World Mission: Today andTomorrow中就指出:“时过境迁,第三世界在物质上,知识上大大进步。而教会却变成老态龙钟。今日我们所面对的难题和冲突,比十九世纪所面对的难题是更加的复杂,更加难以处理。”
㈡教会本是一个庇荫的场所,但是被动地等待人们前来告解,缺乏主动出击的力量,而且以服务教徒与教友为对象,有其针对性的局限,造成教会的功能与力道大减。
㈢缺乏组织的规模以及有计画的规画。基督教的宣教一直缺乏大规模的整合,流于单一地方教会的单打独斗,力量无法有效集中使用,也缺乏系统的规画,系列的推动,造成千年来宣教方式一直未能有重大变革。
㈣教育与医疗本是宣教的两大柱石。以前教会学校是宣教的基石,尤其是去教会修习法文与英文是极大的诱因,但是今天基督教学校所享受的福利已不再存在。英文与法文虽然还是有需要,但他们可以到大学里去学。年轻人欢喜时代教育,而不再去教会所办的学校。多数的教会学校早已民族化了,有的要接受政府的津贴才能生存。
以中国为例,在一九三O至一九四O年代,中国学生在基督教所办大学中念书的,占中国全体大学生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今日已急遽衰退中。
同理,随著时代的进步,医疗的普及,在缺乏重大资金的奥援之下,教会医院的优势也在消退之中。
㈤在职训练的欠缺。教士们凭著一腔的热诚在全球宣教,但是缺乏进修的管理及一以贯之的完整训练体系。
毫无疑问,基督教在追求全球化的过程中,对人类文明的建立以及人们心灵的安慰,带来重大的力量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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