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新特征人间佛教新使命
王仲尧
从20世纪初以来迄今百余年间，中国佛教在求新求变中发展的历史任务，是正视历史与现实积弊，振起革新，积极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文化特征，寻求把握人间佛教发展思路。20世纪上半期改革先驱太虚大师提出的“三大革命”理论与实践从当时看具有超前性，但随着时间推移日益显示珍贵价值。20世纪末至21世纪以来星云大师继承发展并创造性地从制度文化角度将太虚当年想做而囿于历史条件之未竟事业推动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分析比较二者发展轨迹及价值内涵，有助于认识人间佛教在现代世界新文化格局中之地位与方向。
一、历史与现实：唐宋以来佛教之制度文化
中晚唐禅宗兴盛后，佛教与本土文化互动中进一步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开始更多表现为对共住修行僧团制度的深刻反省，以此推演着寺院制度体系创新与完善。从百丈清规开始的丛林体制，发展到宋元时期，在寺院体制建设中迈上一个关键台阶，既是佛教在制度文化层面上与本土文化深刻会通的表现，也显示了佛教中国化成熟阶段到来。
两宋时期与全国佛教中心南移基本同步，佛教生存方式出现丛林寺制为主特征，建立起一套完整有效的寺院制度文化体系，教律各宗寺院也皆仿丛林建设寺院结构。丛林制度出现改变了早期佛寺面貌，随着丛林规模扩大，内部组织日趋复杂并完善，元至元四年(1338)释德辉参考诸家撰《敕修百丈清规》，由朝廷颁发各地寺院遵行，意味着丛林规则成为正式制度体系之组成要素。
十方住持制度下的“十方选贤”规定要公举贤能，通过制度程序操作的过程具有公开、公平、公正性特征。制度间世以来，历代首肯居多。从发展环节看，南宋寺院之十方制度标志着到达高峰期，教门之内自觉地对相关制度程序遵行维护，外部环境则与行政部门之监督、管理机制密切关联。无著道忠《禅林象器笺》日：“请诸方名宿住持，不拘甲乙，故为十方刹也。《敕修清规·请新住持》云：“凡十方寺院住持虚席，必闻于所司，伺公命下，库司会两序勤旧茶，议发专使修书、制疏，茶汤榜请书记为之一，并引《翻译名义集》日：“寺是摄十方一切众僧修道境界，法为待一切僧经游来往，受供处所，无彼无此，无主无客，僧理平等，同护佛法故。其中饮食众具，悉是供十方凡圣同有，鸣钟作法，普集僧众，同时共受，与檀越作生福之田。如法及时者，皆无遮碍，是宜开廓远意，除荡鄙怀，不吝身财，护持正法。如住持之位空缺，由本寺监寺负责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政府部门接报后经了解核征求各方意见，然后启动选贤机制。新住持通过公开推选产生，应是“诸方名宿”，被不一定从本寺物色，也不一定非本地人氏，只要丛林认可，诸方皆可，因此可能做到光比较开阔，选出优秀人才，接掌传法宏法大业。
南宋《庆元条法事类》规定十方住持产生之法定程序：“诸州僧道正阙，副正递迁，如无或不应迁，即以次选有行业、无私罪、众所推服者充(并谓本州界内受业者)。七年无私罪，本属保奏(已有师号者不奏)”。寺院住持任职程序与条件同，须由“公所推服者充”，规定寺院住持推选中荐举担保法定责任，参与期集的“诸寺观主首”，责任重大，要保举“众所推服”之候选人，“次第保明”申报。其中与荐举制相关的要点有二：其一，新住持候选僧人，必须具备规定的任职资格，由参加期集者共同保举；二是僧(道)司将推举出的差额候选人名单报当地政府，审查后上报朝廷定夺，所有期集者作为担保人在名单上署押。对甲乙寺院制度住持候选人也规定荐举担保：“诸非十方寺观主首身死，或有故不应住持者，听充弟。如有向上尊长应住持，从众保明先差补。”。“从众保明”，即根据较多保人意见，选择合适人才。所有条款都规定要甜从众保明差补”，又明确规定“诸僧道陈乞紫衣师号，保奏不依式或事节未备而辄奏者，杖一百，点勘官减二等。”这些都是要担保人作保，若违反须依法严惩。
南宋宗晓编《四明尊者教行录》载，明州延庆寺由知礼主持向朝廷申报，以天童、大梅寺等江南丛林为楷模，原将原甲乙寺改为十方制。祥符三年(1010)七月赖额延庆院(南宋绍兴十四年改为延庆寺)，知礼成为延庆寺改制后的首任十方制住持。改制后约十余年(天圣三年，1023)，知礼在家居俗的父亲向延庆寺施入一笔田产，这笔田产应成为十方制度下“的延庆寺公产，知礼向明州太守表奏，希望按制度程序禀明朝廷，确任此笔田产永为延庆寺十方寺产，文曰：
(知礼)启：揆日祷圣，涤砚熏毫写意，上闻知府学士。伏念(知礼)夙缘熏习性，好天台智者所说法门，故讨寻其意，讲说其文，如解而行，不闲寒暑；忍苦忘劳，于今四十余载。盖知此教解圆行顿，理观事仪合一，而进趣于解脱之门，可保任矣。切睹传此宗处，讲训聚徒，乃戮力募缘，建造兹院，仅得成就永作十方住持，传演天台教法。此事虽遂，且阙蔬园，乃俗父经公，传付本户地段数百余丈，与常住种植，逐日供僧，且免他求。实匪无厌虑，恐将来不知之辈，忽有词讼改更。恭乞学士，以洞达之心，为禅教之主，流布多艰，许赐闻奏天廷，委达相府。然非受人舍施，亦非买置田园，乃是俗父授于男，不违条制。乞降敕命，俾此园地永在伽蓝。(知礼)礼像持经，心祈口祷，特为园事年深，果值学士行春，俯垂异顾。必期此际，克副愿心，切望台慈，念(知礼)苦行忘形，为法特施巨力，构此胜缘。(知礼)一日遂心，万死无虑。书不成字，语不成文，的写恳诚，不避荒拙；干冒威重，不胜悚惧。
(知礼)启上，天圣三年(1023)八月十五日
天圣三年(1023)三月，即知礼上表五个月前，“曾相公府”发文帖给付延庆院“置买庄田于明州鄞县清道乡”，并要求“贻远子孙，次第置买，添归常住，永远供僧。”这部分田产数量不明，位置肯定在延庆寺近旁，用供僧众日常口粮。知礼父亲檀施之田，数量共“数百余丈”，位置在寺后，则用于寺众常供菜蔬之田。此文上奏后原书墨迹保留在寺，由道因收藏。80年后，崇宁元年(1102)润六月望日，道因展卷阅竟，感大师“其言恳至，其书勤劬，慕在兴隆，广兹形胜”，恐“陪其遗踪，恐未及见闻”，乃刻石勒碑。
延庆寺改制成功，意味着代表当时先进文化的丛林制度内涵如公选、普请、经营之类皆成为天台教寺体制应有之义。由于这样一种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制度文化保障，延庆寺改制成为宋代天台宗承前启后的里程碑，继承智者大师创造精神，引当时先进的制度文化注入新鲜活力。
二、近代佛教制度改革之时代呼声
近代佛教寺庙衰落，运作制度败坏，引起教内外人士忧虑。太虚大师以大愿力“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一生为整顿振兴佛教制度奔走，先后发表《整理僧伽制度论》，《僧制今论》，《建僧大纲》，《建设现代中国佛教谈》，《佛教之僧自治》，《对于佛教会之观念》，《救僧运动》等文，形成佛教制度革命理论，倾向于将佛制从寺庙为中心转到以僧团为中心运作。在主持金山寺、净慈寺、雪窦寺等多所寺院过程中投入实践，后又创建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希望培养人间佛教人才。同时期的来果、月霞、虚云、谛闲、法尊、宗仰、应慈，恢虚、常惺、巨赞、震华、大醒、芝峰等也围绕太虚的整理僧伽制度主张提出了各自思考。
人间佛教最初着眼点是希望佛教被现代政治制度体系容纳，在现代社会生活与文化环境中得到一席地位。当时思想家和改革家们对世界潮流、中国现实、文化传统及佛教生态思考中，多注意到佛教作为宗教的一般社会功能，强调与社会共生共缘关系。但人间佛教从一开始提出就面对着一个衰败的社会和一个衰败的僧团这样的现实问题，这种衰败，因现代化对传统社会的冲击而彰显。因此，现代性本来就是是人间佛教应运而生的根源。
近年不少不学者关注并探讨着这个问题，梳理早期佛教制度改革倡导者的主张与活动，析太虚僧制改革的历史教训，认为佛教内部新，旧两种思想激烈冲突以及太虚自身性格的点、社会的动荡与军阀连年混战，改革所需的经济无着落等都是改革失败的原因。并注分析总结太虚教制革命理论在当代的薪火传递。也有学者注意到当时对太虚教制革命理的不同意见，如欧阳渐主张，应恢复佛陀时代旧制，出家者应少为俗务，不事生产；学者为这种观点既不能适应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也不适应近代民主化政治发展的时代潮流。
中国近代社会的剧烈变革，从经济和政治的底层环境深刻撼动两千多年历史的佛教，时时代背景是外部环境恶化，内部条件破败更甚，作为“主持佛法”主体的僧尼队伍素质遍低劣，丛林腐朽不堪，以人治为特征的家长式寺庙管理与民间松散的佛教组织霸占佛教作。学者指出，近代佛教制度衰落体现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宗教性、保守性、分散性，高僧、院间凝聚力和团队精神很差，僧、寺之间为争夺徒众而闹矛盾，都表明以寺庙为中心的传佛教制度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文化。
外部环境方面，近代持续近五十年的两次“庙产兴学”运动对佛教制度的变革所产生雕力最甚，张之洞，康有为，章太炎等社会名流都曾倡导用寺庙筹办近代教育，威胁到以癌为中心运作模式的佛教生存，当时佛教界产生了不同回应。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隧制定《寺庙管理暂行规则》(1913)、《管理寺庙条例》(1915)、《修正管理寺庙条例令》：1921)、《寺庙管理条例》、《监督寺庙条例》(1929)、《寺庙兴办公益事业实施办法》(1931)，庙财产，社会功能，运转等，名义上是对寺庙保护与管理，实际上是对寺庙财产与权力的剥夺，这些法规条例漏洞百出，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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