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化新特征人間佛教新使命
王仲堯
從20世紀初以來迄今百余年間，中國佛教在求新求變中發展的曆史任務，是正視曆史與現實積弊，振起革新，積極應對現代化進程中的新文化特征，尋求把握人間佛教發展思路。20世紀上半期改革先驅太虛大師提出的“叁大革命”理論與實踐從當時看具有超前性，但隨著時間推移日益顯示珍貴價值。20世紀末至21世紀以來星雲大師繼承發展並創造性地從製度文化角度將太虛當年想做而囿于曆史條件之未竟事業推動發展，成就舉世矚目。分析比較二者發展軌迹及價值內涵，有助于認識人間佛教在現代世界新文化格局中之地位與方向。
一、曆史與現實：唐宋以來佛教之製度文化
中晚唐禅宗興盛後，佛教與本土文化互動中進一步在深度和廣度上的發展，開始更多表現爲對共住修行僧團製度的深刻反省，以此推演著寺院製度體系創新與完善。從百丈清規開始的叢林體製，發展到宋元時期，在寺院體製建設中邁上一個關鍵臺階，既是佛教在製度文化層面上與本土文化深刻會通的表現，也顯示了佛教中國化成熟階段到來。
兩宋時期與全國佛教中心南移基本同步，佛教生存方式出現叢林寺製爲主特征，建立起一套完整有效的寺院製度文化體系，教律各宗寺院也皆仿叢林建設寺院結構。叢林製度出現改變了早期佛寺面貌，隨著叢林規模擴大，內部組織日趨複雜並完善，元至元四年(1338)釋德輝參考諸家撰《敕修百丈清規》，由朝廷頒發各地寺院遵行，意味著叢林規則成爲正式製度體系之組成要素。
十方住持製度下的“十方選賢”規定要公舉賢能，通過製度程序操作的過程具有公開、公平、公正性特征。製度間世以來，曆代首肯居多。從發展環節看，南宋寺院之十方製度標志著到達高峰期，教門之內自覺地對相關製度程序遵行維護，外部環境則與行政部門之監督、管理機製密切關聯。無著道忠《禅林象器箋》日：“請諸方名宿住持，不拘甲乙，故爲十方刹也。《敕修清規·請新住持》雲：“凡十方寺院住持虛席，必聞于所司，伺公命下，庫司會兩序勤舊茶，議發專使修書、製疏，茶湯榜請書記爲之一，並引《翻譯名義集》日：“寺是攝十方一切衆僧修道境界，法爲待一切僧經遊來往，受供處所，無彼無此，無主無客，僧理平等，同護佛法故。其中飲食衆具，悉是供十方凡聖同有，鳴鍾作法，普集僧衆，同時共受，與檀越作生福之田。如法及時者，皆無遮礙，是宜開廓遠意，除蕩鄙懷，不吝身財，護持正法。如住持之位空缺，由本寺監寺負責向政府有關部門報告，政府部門接報後經了解核征求各方意見，然後啓動選賢機製。新住持通過公開推選産生，應是“諸方名宿”，被不一定從本寺物色，也不一定非本地人氏，只要叢林認可，諸方皆可，因此可能做到光比較開闊，選出優秀人才，接掌傳法宏法大業。
南宋《慶元條法事類》規定十方住持産生之法定程序：“諸州僧道正阙，副正遞遷，如無或不應遷，即以次選有行業、無私罪、衆所推服者充(並謂本州界內受業者)。七年無私罪，本屬保奏(已有師號者不奏)”。寺院住持任職程序與條件同，須由“公所推服者充”，規定寺院住持推選中薦舉擔保法定責任，參與期集的“諸寺觀主首”，責任重大，要保舉“衆所推服”之候選人，“次第保明”申報。其中與薦舉製相關的要點有二：其一，新住持候選僧人，必須具備規定的任職資格，由參加期集者共同保舉；二是僧(道)司將推舉出的差額候選人名單報當地政府，審查後上報朝廷定奪，所有期集者作爲擔保人在名單上署押。對甲乙寺院製度住持候選人也規定薦舉擔保：“諸非十方寺觀主首身死，或有故不應住持者，聽充弟。如有向上尊長應住持，從衆保明先差補。”。“從衆保明”，即根據較多保人意見，選擇合適人才。所有條款都規定要甜從衆保明差補”，又明確規定“諸僧道陳乞紫衣師號，保奏不依式或事節未備而辄奏者，杖一百，點勘官減二等。”這些都是要擔保人作保，若違反須依法嚴懲。
南宋宗曉編《四明尊者教行錄》載，明州延慶寺由知禮主持向朝廷申報，以天童、大梅寺等江南叢林爲楷模，原將原甲乙寺改爲十方製。祥符叁年(1010)七月賴額延慶院(南宋紹興十四年改爲延慶寺)，知禮成爲延慶寺改製後的首任十方製住持。改製後約十余年(天聖叁年，1023)，知禮在家居俗的父親向延慶寺施入一筆田産，這筆田産應成爲十方製度下“的延慶寺公産，知禮向明州太守表奏，希望按製度程序禀明朝廷，確任此筆田産永爲延慶寺十方寺産，文曰：
(知禮)啓：揆日禱聖，滌硯熏毫寫意，上聞知府學士。伏念(知禮)夙緣熏習性，好天臺智者所說法門，故討尋其意，講說其文，如解而行，不閑寒暑；忍苦忘勞，于今四十余載。蓋知此教解圓行頓，理觀事儀合一，而進趣于解脫之門，可保任矣。切睹傳此宗處，講訓聚徒，乃戮力募緣，建造茲院，僅得成就永作十方住持，傳演天臺教法。此事雖遂，且阙蔬園，乃俗父經公，傳付本戶地段數百余丈，與常住種植，逐日供僧，且免他求。實匪無厭慮，恐將來不知之輩，忽有詞訟改更。恭乞學士，以洞達之心，爲禅教之主，流布多艱，許賜聞奏天廷，委達相府。然非受人舍施，亦非買置田園，乃是俗父授于男，不違條製。乞降敕命，俾此園地永在伽藍。(知禮)禮像持經，心祈口禱，特爲園事年深，果值學士行春，俯垂異顧。必期此際，克副願心，切望臺慈，念(知禮)苦行忘形，爲法特施巨力，構此勝緣。(知禮)一日遂心，萬死無慮。書不成字，語不成文，的寫懇誠，不避荒拙；幹冒威重，不勝悚懼。
(知禮)啓上，天聖叁年(1023)八月十五日
天聖叁年(1023)叁月，即知禮上表五個月前，“曾相公府”發文帖給付延慶院“置買莊田于明州鄞縣清道鄉”，並要求“贻遠子孫，次第置買，添歸常住，永遠供僧。”這部分田産數量不明，位置肯定在延慶寺近旁，用供僧衆日常口糧。知禮父親檀施之田，數量共“數百余丈”，位置在寺後，則用于寺衆常供菜蔬之田。此文上奏後原書墨迹保留在寺，由道因收藏。80年後，崇甯元年(1102)潤六月望日，道因展卷閱竟，感大師“其言懇至，其書勤劬，慕在興隆，廣茲形勝”，恐“陪其遺蹤，恐未及見聞”，乃刻石勒碑。
延慶寺改製成功，意味著代表當時先進文化的叢林製度內涵如公選、普請、經營之類皆成爲天臺教寺體製應有之義。由于這樣一種充滿活力與創造力的製度文化保障，延慶寺改製成爲宋代天臺宗承前啓後的裏程碑，繼承智者大師創造精神，引當時先進的製度文化注入新鮮活力。
二、近代佛教製度改革之時代呼聲
近代佛教寺廟衰落，運作製度敗壞，引起教內外人士憂慮。太虛大師以大願力“志在整理僧伽製度，行在瑜伽菩薩戒本”，一生爲整頓振興佛教製度奔走，先後發表《整理僧伽製度論》，《僧製今論》，《建僧大綱》，《建設現代中國佛教談》，《佛教之僧自治》，《對于佛教會之觀念》，《救僧運動》等文，形成佛教製度革命理論，傾向于將佛製從寺廟爲中心轉到以僧團爲中心運作。在主持金山寺、淨慈寺、雪窦寺等多所寺院過程中投入實踐，後又創建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漢藏教理院，希望培養人間佛教人才。同時期的來果、月霞、虛雲、谛閑、法尊、宗仰、應慈，恢虛、常惺、巨贊、震華、大醒、芝峰等也圍繞太虛的整理僧伽製度主張提出了各自思考。
人間佛教最初著眼點是希望佛教被現代政治製度體系容納，在現代社會生活與文化環境中得到一席地位。當時思想家和改革家們對世界潮流、中國現實、文化傳統及佛教生態思考中，多注意到佛教作爲宗教的一般社會功能，強調與社會共生共緣關系。但人間佛教從一開始提出就面對著一個衰敗的社會和一個衰敗的僧團這樣的現實問題，這種衰敗，因現代化對傳統社會的沖擊而彰顯。因此，現代性本來就是是人間佛教應運而生的根源。
近年不少不學者關注並探討著這個問題，梳理早期佛教製度改革倡導者的主張與活動，析太虛僧製改革的曆史教訓，認爲佛教內部新，舊兩種思想激烈沖突以及太虛自身性格的點、社會的動蕩與軍閥連年混戰，改革所需的經濟無著落等都是改革失敗的原因。並注分析總結太虛教製革命理論在當代的薪火傳遞。也有學者注意到當時對太虛教製革命理的不同意見，如歐陽漸主張，應恢複佛陀時代舊製，出家者應少爲俗務，不事生産；學者爲這種觀點既不能適應近代工商業的發展，也不適應近代民主化政治發展的時代潮流。
中國近代社會的劇烈變革，從經濟和政治的底層環境深刻撼動兩千多年曆史的佛教，時時代背景是外部環境惡化，內部條件破敗更甚，作爲“主持佛法”主體的僧尼隊伍素質遍低劣，叢林腐朽不堪，以人治爲特征的家長式寺廟管理與民間松散的佛教組織霸占佛教作。學者指出，近代佛教製度衰落體現了中國農業社會的宗教性、保守性、分散性，高僧、院間凝聚力和團隊精神很差，僧、寺之間爲爭奪徒衆而鬧矛盾，都表明以寺廟爲中心的傳佛教製度不能適應現代社會文化。
外部環境方面，近代持續近五十年的兩次“廟産興學”運動對佛教製度的變革所産生雕力最甚，張之洞，康有爲，章太炎等社會名流都曾倡導用寺廟籌辦近代教育，威脅到以癌爲中心運作模式的佛教生存，當時佛教界産生了不同回應。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隧製定《寺廟管理暫行規則》(1913)、《管理寺廟條例》(1915)、《修正管理寺廟條例令》：1921)、《寺廟管理條例》、《監督寺廟條例》(1929)、《寺廟興辦公益事業實施辦法》(1931)，廟財産，社會功能，運轉等，名義上是對寺廟保護與管理，實際上是對寺廟財産與權力的剝奪，這些法規條例漏洞百出，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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