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心、十善等修持思想来进行道德修养，从而在人间去染成净，以显真心。当然，这种行善的意义还在于，可以生发出般若智慧扫除邪迷，灭掉愚痴，从而令当下主体心性净化为天堂、上界，此如其所论：“自皈依者，除不善行，是名皈依。何名为千百亿化身佛
不思量性即空寂，思量即是自化。思量恶法化为地狱，思量善法化为天堂。毒害化为畜生，慈悲化为菩萨。智惠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自性变化甚明，迷人自不知，见一念善，知惠即生。一灯能除千年，一智能灭万年愚。莫思向前常思于后常，后念善名为报身，一念恶报却千年善心，一念善报却千年恶。灭无常已来后念善名为报身，从法身思量即是化身。念念善即是报身，自悟自修即名皈依也。”[1](P340)在慧能学派看来，当下主体应该去恶从善，生出智慧来剔除隐覆自家清净本性的愚暗，从而在当下人间呈现佛性，证悟佛道。进而言之，这种通过般若智与心净所获得的最终效果，就不仅仅在于真心(佛性)的呈现，还在于人间净土世界的显现，此如禅宗所再论：“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施大智惠，光明照曜，六门清净，照波六欲，诸天下照，三毒若除，地狱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1](P341)
应该注意到，现今学者从儒佛交流互动的角度指出，慧能学派注重道德层面的心性修养，表明了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所受到儒家心性论的影响。在笔者看来，若就人间佛教而言，禅宗受到此种互动关系的影响，其意义在于：能更加自觉地挖掘出自家理论资源，藉此丰富在人间呈现真心(佛性)、成就佛陀之道的意蕴。这也是禅宗力图契入人世间、实践菩萨道精神的历史体现。
总之，要明确的是：(1)禅宗慧能学派强调，学佛的目的与宗旨不是在于否认此生存在的意义，理想世界也并非存在于遥远的彼岸世界，就存在于对此世间自家真心(清净本性)的体悟与呈现上；(2)禅宗慧能学派力图将般若智慧与去恶从善的心性修养统一到当下个人在人间成佛的自信、自立实践中。从逻辑上看，这种将般若智慧与心性修养统一起来的路径，保证了当下个体依靠自身在人间成就佛陀之道的现实性。
三、禅宗慧能学派人间佛教思想的现代性思考
在崇尚现代性的今天，如何通过我们的知性去理解一个古老宗教思想在现代社会中所具有的现实性意义呢
对此，本部分将主要从“真心是净土”应具有何种现实性意义，以及禅宗是否具有社会性这两个层面做一探析。
(一)无论是东方道家“小国寡民”的设计、儒家“大同”社会的理念，还是西方意义上的理想国、乌托邦甚至共产主义等，都是为了追求一个理想世界而进行的思考乃至实践。那么，我们在探析禅宗慧能学派人间佛教思想时，自然也要追问其是否有一个关于理想世界的设想。如果有，这种设想有没有相关的现实性
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关涉到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去理解禅宗慧能学派倡导的“真心是净土”所具有的现实性意义。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真心是净土”，倾向于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以主观的心理状态来设想出一个理想的世界，即理想世界存在于人们的心理活动与精神状态中。显然，此种认识会使人们得出这样的印象：“真心是净土”的提法回避了现实矛盾，忽视外在环境的改善，用精神上的自我圆融消解客观世界的不完善，与建设一个客观现实的美好世界无关。在笔者看来，当我们追问如何通过心净修养来实现外境即外在世界之“净”时，有两点内涵需要注意去深思与界定：
首先是自然环境之净。自然环境之染污与干净都是对人而言。要让自然环境以净之形式出现，就必然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来理解。在笔者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可细分为两种：其一是人通过心净的修养而善待自然环境，从而使得自然环境达到生态环保洁净的效果，此应是一种“真心是净土”所有之义；其二是人改造自然，即人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从自然界中顺利获取资源，从而使得人们生活富裕充实。在此当中，心净就意味着以心之修养守卫着自己的本位，顺应自然法则，不去僭越，所有的实践活动既要合乎人自身发展的规律，也要符合自然界的规律。人与自然交往要合乎法度、良性互动，此应是“真心是净土”之另一义。
其次是人类社会之净。它不仅仅是局限于清净的层面，还可意谓着使各种关系顺畅圆融，即人们以道德保持交往，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使得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健康发展，从而社会实现和谐与幸福。具体来看，大致存在两种理解和途径：
(1)禅宗“真心是净土”强调的是内在心性建设，在现代社会可转换为内在道德的建设。依照禅宗的理论逻辑，人的内在道德建设好后，可以促使他们所在行业内部或者行业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净化与和谐，从而使得社会各方面建设都能有序进行。也就是说，健全的社会要由健全的关系构成，而健全的关系则最终是由健全的个体担当。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的现代社会中，怎样消弭竞争所导致的各种关系的紧张、冲突，保证社会整体的健全发展
这就应由健全的个体来承担。因为，从某种层面上而言，社会出了问题，可能与制度设计有关，但根本还在于社会运行的承担者——当下个体出了问题。
(2)将“净土”信仰中彼岸的神秘性进行悬隔，开显出其中的神圣性，将智慧介入到我们所做的事业中，其目的是使人类社会各项建设呈现出真善美的纯净与圣洁之质。应该说，“知识就是力量”的观念深入人心以及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促使世人逐步将智慧与知识相分离，智慧被放逐到思想之外，知识不仅成了思想追求的核心，而且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涵与动力。然而，近代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告诉人类：科学知识可以提高生活质量，也可以将人类置于死地。因此，在当代社会中，应该明确知识不是博取狭隘私利与实现贪婪的工具，对科学知识寄予一种神圣的情怀，重新让其在智慧的引导下，为人类社会建设提供出至善效应，此犹如康德所言：“智慧从理论上来看意谓着对至善的知识，而从实践上看意谓着意志对至善的适合性。”[3](P178)
另外，人类社会充满了各种矛盾，这些矛盾导致人与人之间冷漠甚至仇恨，也可能导致国家之间的冷战乃至战争，使得人类的文明建设充满艰辛与苦涩，甚至是黑暗。怎样才能使未来人类社会踏上康庄大道
笔者认为，在个人心性修养的道德基础上，禅宗意义上的般若智慧无疑会为现代社会解决复杂的矛盾提供利刃，让人们能迅速理清头绪，抓住重点，将各种冲突因素化解为进步的动力，从而促进人类社会走上持续健康发展之道。
简而言之，从德、慧两个维度促使当下社会日趋完善，这应是“真心是净土”在现代社会中所具有的实践意义。
(二)当我们探讨禅宗人间佛教思想的时候，实际上也在逼近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即其是否具有社会性。在世人看来，禅宗门人出家修持，是一种显而易见的遁世之举，西方学者西美尔就此批判道：“佛教中根本没有社会环节，其理想是隐退，当然，其中偶尔也不排除出现为他人献身或受难，但绝对不是为了他人着想，而是为了主体和其灵魂得救。佛教教导人们要彻底遁世。佛教所谓的自我拯救仅仅是要把自己从一切此在，包括社会此在和自然此在中抽身出来；佛教只知道关照自己，如果他人的幸福一同包括在其中，那肯定是“普天大众的喜乐”——这与社会义务在整个古典世界和非基督教世界，以及绝大部分基督教世界中所作的政治-社会区分形成鲜明的对比。……它是关于获救的学说，这种获救，追求者只要依靠其独自愿望和思考就可以获得。如果追求者满足了完全扎根在其灵魂观念中的条件，获救也就得到了。佛教的惟一内容就是要把个体从苦难中解救出来，而且不需要任何超验力量，不需要任何中介；这种获救不是能够实现的，它表现为灵魂放弃一切生命意志的逻辑结果。由此看来，社会义务和宗教义务之间在这里之所以没有发生它们在基督教文化的某些领域之外一直存在的相互作用，原因就在于，佛教中不具备产生这种相互作用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说，佛教既没有社会规范，也不是一种宗教。”[4](P103) 显然，西美尔站在西方宗教学的语境中认为，佛教由于只关心自身解脱，以遁世来逃避建设世俗社会的责任，故缺少一种社会关系环节上的义务意识。
禅宗作为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产物，其最终目的也是成佛作祖，并为此采取一种偏重于自家心性显示真心的宗教修行方式。那么，这种注重当下主体之自信、自救，是不是就缺少一种社会义务的责任意识
一般而言，西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语境中强调一种选民意识，作为上帝的选民必须忠诚于上帝的诫命，在尘世间勤劳工作以完成上帝的任务，实现上帝的荣耀。这种与上帝所订立的契约往往使人们在社会中的工作充满了一种天职式的社会义务意识。显然，在禅宗人间佛教思想底蕴中，是不存在着这样一种向一个最高权威负责的契约意识。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禅宗缺失一种社会义务感并由此凸显出社会性的不在场
笔者认为，禅宗将对一个外在最高权威的负责转化为向自家心性(真心)负责。从表象上看，这似乎缺少介入社会并履行相应角色义务的实践逻辑，然而这种偏向于自身的明心见性，并不是灰身灭智散入无常，亦不是祈求佛陀施恩解救，而是要通过般若智慧与去恶行善在世间获得彻底的解放，这就注定了看似向内的孤寂自省，其实质却是基于一种心灵自由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注定了禅宗相关思想充满了一种活泼自由的精神。此种活泼自由的精神则预示了禅宗所内蕴的理论主旨不是封闭的教义演绎，而是面向一切存在的敞开。
禅宗慧能学派以上的理论逻辑，必然将显示真心成就佛道的眼光与实践投入到当下现实之社会中，实际上禅宗门人也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恶之人。在家若修行，如东方人修善，但愿自家修清净即是恶方。”[1](P340)正是禅宗慧能学派这种重视当下主体在人间社会中成就佛道的精神，促使了以后的禅宗学人更加注重“不离世谛，随顺世间”，此如文献所记载：“僧问南泉，如何是道
泉云，平常心是道，如达平常道也。见山即是山，见水即是水。信手拈来，草无可无不可，设使风来树动，浪起船高。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有何差异
但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边方宁静，君臣道合，岂在麒麟出现凤凰来仪，方显祥瑞哉
但得理归其道事乃平实，无圣可求无凡可舍，内外平怀，泯然自尽。所以诸圣语言：不离世谛，随顺世间。会则途中受用，不会则世谛流布。”[1](P310)笔者想指出的是：此时禅宗以不著分别、当下即是的平常心充实真心的内涵，就是要进一步表明自身坚决安住人间，建设理想社会的立场。不过，这种平常心的理论除了直接承接空宗“即世间即涅癭”的无分别思想外，也演绎了道家齐物论心声，此诚如有学者所论：“后期禅宗所提出的“平常心是道”，“无心是道”的思想，终于在自然主义的旗帜下与老庄会合了。”[5](P258)
当然，这种平常心因其“但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边方宁静，君臣道合”[1](P310)，而不在乎“麒麟出现凤凰来仪，方显祥瑞哉”[1](P310)，故而在更坚定建设人间社会的宗旨层面与儒家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目标相契合。从历史的维度看，禅宗此种积极构建人间社会的意义与价值的追求，其实质就不仅在于回应儒家“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工夫。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6](P286)的批判，还可以看做是对于近人如西美尔指责的一种千年回应。
很显然，从印度传来的异质佛教发展到禅宗这里，在理论与实践上，已经要求佛教修行者以“不分凡圣，内外平怀”的平常心积极介入到现实社会各个层面的建设与发展上，如茶道、音乐、书法、建筑、绘画、武术、文学等，并藉此丰富、充实人们的精神内涵与物质生活。总而言之，面向一切存在的敞开，使得禅宗门人在现实中不拘一格，张扬着自由的精神，将解救自身的权力与方式交予自身。成佛千条道，就在当下。人们可以融入社会的各行各业中，在勤劳的工作中感悟禅机，呈现真心，以此在人间成就佛陀之道。因此，从某种层面上而言，禅宗给中国人带来了如行云流水般的灵性，促进了社会的粘合，催发了社会的生机与活力，这在客观上使中国传统社会更加注重相互交往与依存的社会“集体性”。
应该说，在节奏越来越快的现代社会中，竞争使得社会日益条块化而分裂成众多孤立的单元，社会呈现出单调性的冷漠，这或多或少对现代人产生一种封闭甚至是桎梏的压抑。该怎样解决这些让社会失去健康活力与开放的现代性难题
对此，我们不难看出，禅宗慧能学派所内蕴的人间佛教精神与思想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禅宗并不是游离于现代社会中的孤魂野魄，它由人们健全的内心外延出一个健康、祥和的社会关系[7]，这无疑在一个破碎而单调甚至充满戾气的现代社会中具有独特的作用与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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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龙迪勇】
出自: 《江西社会科学 》 2010年12期
《禅宗人间佛教思想内在理路探析及其现代性审视(缪方明)》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