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在假日也会带学员去精神病院、养老院、低收入户等处，做家访、社福的工作。这是因为受到导师“肯定佛法在人间”的思想影响，于是不再只是聚守在寺院里自修用功，而是主动投入社会，走入人群，期望佛法能抚慰苦难人心，引领世界思潮。
在护教方面，则是跟着昭慧法师的脚步，如杯葛国立艺专“思凡”戏曲的演出，抗议报章杂志讥毁僧尼的报导等。接连几起的护教行动，做得轰轰烈烈，也很起劲。
五、笔者问：在修行观念与作法上的转变又是如何？
法师答：
我个人很喜欢禅修，虽然长期投入弘法卫教的事务，然而一直没有减少对禅修的热爱，但是自从服膺“人间佛教”思想，就勉励自己要实际投入利益众生的行动；而将禅修定位为是个人的修为，就像吃饭睡觉等日常生活，应该自己安排时间调心净念，而一切活动仍以利生事务为主。
导师一生的成就是在义学思想，他老人家并非不要或不重视禅修，而是他所处的是战乱的时代，在那兵荒马乱的乱离之世，能心系圣教，努力寻找兴盛之方，已非常不容易了！只有社会安定、经济稳定的时候，才能有更好的禅修条件。然而平常时节，出家人躲在山里，不务世事，依然会给世间人打上很多问号，认为是逃尘避世。
到了后来，北伐、抗日、国共战争，谁又能躲避得了时代大环境的灾劫？在那样的环境，没有什么条件谈闭门修行，连弘一大师(1880–1942)都要说：“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导师一生的成就在义学，也很关心佛教传到中国来为什么会变质的问题，等到他研究印度佛教后，才明白这种改变，也是其来有自。虽然他治学的重心与成就，主要是在印度佛教，但他思思念念的还是如何振兴中国佛教的方法。
1986年，我们成立了“佛教弘誓协会”，开始定期讲授导师的《成佛之道》，这时，台湾佛教已然默默累积了二十多年的能量，也渐渐受到了社会的重视。当时没有刻意想过要如何让佛教变“强”？只是认为佛教不该只是关注个人修行，所以一直追随昭慧法师做了很多社会关怀与护教护生的事情。那段时间没有特别去想到禅修这个领域，因为每日静坐，本来就是出家人应有的定课。但是若仔细讨论，则佛法修行也牵涉到解门与行门，也就是理论与实践。在实践的部分，比方说念佛，在学习了导师的思想之后，我就没有特别固定于某一尊佛号名称，记着数目去念，而是常提醒自己忆念“三宝功德”、佛陀的“五分法身功德”，这是导师思想给我的启发。提醒自己要身心常与清净的三宝同在，而不仅是形式上的念佛与拜佛，而更要投入弘法与护生的工作，希望以实际的行动来体念佛德，报三宝恩、众生恩。
当时在繁忙法务的工作中，亦曾向几位法师学习静坐，并留意禅修的资讯与动态。那时教界较为风行的是泰国的阿姜查(1918–1992)、佛使比丘(1906–1993)与缅甸的马哈希的书；台湾也有很多人到泰国、斯里兰卡去学习南传的戒律与禅修，而接着就是葛印卡(1924–)的内观法门传到台湾。
我们一般很笼统地讲南传佛教或南传禅法，其实细分的话也可以发现其中有许多的差异。如同藏传、南传佛教或欧美人士看汉传佛教，若没有进一步的观察，则不能细分其中差别；如是，我们看待南传、藏传或日本佛教，若没有深入，也会觉得都是一样的。然而我们熟悉自己的环境，就知道其中尚有很多宗门、学派之间的不同。针对禅修法门而言，属于同一南传佛教系统的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等禅修法门，也是各有差异的。比如阿姜查与佛使尊者的禅法，其修行次第比较模糊，可以说是“重慧不重定”的学风。就我的所知与接触的经验，在教法上，比较重视次第的是葛印卡与马哈希的禅法。他们都依本于《阿含》的四念处，并对于观息与观身的方法，有较清楚的说明，并且在戒律与教法的说明上保留了原始佛教纯朴的一面。其中，对于戒定慧三学，马哈希较不重视禅定，故偏向于以刹那定而入于慧证；葛印卡虽然在说法上强调三学的均衡增上，但实际操作时，所教导学人的禅定仍停留在基础的层次。
我接触缅甸帕奥禅师(1934–)的因缘，是1997年的暑假，一群出家同道想结伴到缅甸去参学，也邀我同行。大家当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只想到了缅甸的首都仰光，先到华人住持的寺院挂单，再各处去参访禅修的道场。行前，我征询昭慧法师的意见，那时不知从哪里找到一份介绍缅甸各禅修道场与方法的资料，昭慧法师与我一同阅读里面的资料。其中有一项资料，提到了帕奥禅林的禅师能教导禅修的定慧次第，依次从色界以至于无色界禅，接着是五清净十六阶智的观智方法。昭慧法师建议我：不要到处游走浪费时间了，就直接去帕奥禅修处参学。
那时候，台湾知道帕奥禅师的人很少，我到了缅甸，没有同其他人四处参访道场，而是直接经仰光到毛淡棉，进入帕奥禅林，依止帕奥禅师座下学禅。
我返台之后，陆陆续续有台湾的出家众到缅甸的帕奥禅林修学，其中有禅修者热心邀请帕奥禅师来台弘法，但因为是年轻的僧侣，没有在寺院里担任重要职务，所以场地、人力与物资上的支援是很薄弱的。因为我是帕奥禅师在台湾较早期的学生，他们就问我要不要加入礼请禅师莅台弘法的事务。由于我们一行人离开帕奥道场时，曾一同礼请禅师有机缘时来台湾弘法，而我个人因为主持寺院，可以承担申办入台手续与场地筹措的事务，也有许多学生可以帮忙，所以听到禅师应允到台湾来的消息，就欢喜地承担下来。以此开端因缘，由佛教弘誓学院主办了五届的帕奥禅修营，帕奥禅师分别在新竹壹同寺、基隆月眉山、台南妙心寺与弘誓学院教授禅法。
在缅甸禅修系统中，帕奥禅法是近几十年来才渐渐传开来的，其教法之特色是定慧境界高深、法相分别严谨而又阶段次第分明。现在坊间较流传的南传禅法，多以观身为入门基础，在定慧二学的修习上，多强调观智的获得；认为只有无漏慧才是解脱正途，故主张以少分的刹那定而专意投入观智的修学。这虽然不离《杂阿含经》的主要精神，然而相对来说，对于禅定力的均衡修学与发展，则未免薄弱。如此，则所证之观智境相，是否能明晰肯定，则是有所疑虑的。依我的经验，帕奥禅法是南传禅修系统中最重视三学均衡增上的，其依戒清净得心清净；依心清净，得慧解脱。“心清净”就是定学范围，教导学人修习色界“四禅”与无色界“四空定”。即依此较深定力，转入五蕴、六处、六界与缘起法的觉观修行。我觉得这样的方法是比较如实遵循《清净道论》七清净十六阶智的修行方法。
帕奥禅师的禅法非常锐利而明晰，我个人在禅修的基础概念与实地操作上，受到帕奥禅师很大的启发；但在整体大乘禅法精神的掌握上，则是从导师对修行的观念与态度上，得到了最根本的指引。有关于我对导师禅学思想的体会，在写作《人间佛教禅法及其当代实践──印顺导师禅学思想研究》一书时，已经尝试将这些观念整理出来。
六、笔者问：导师思想是否有所不足，所以需要帕奥禅法来补充？
法师答：
我们并不认为是导师的思想有所不足，所以才去学习帕奥禅法；也不曾将帕奥禅法视为是与大乘禅法截然对立的法门。在导师的《成佛之道》中有说：“依下能起上，依上能摄下。”以禅修来说，有五乘共法、三乘共法与大乘不共法等三个不同系统的止观法门；此中，五乘禅法的“依慈住净戒，修定最为乐。”与三乘禅法的“能发真慧者，佛说有七依，……道同随机异，或是浅深别，……三乘诸圣者，一味涅槃城。”二者同是大乘禅法的入门与基础。导师的禅学思想，主要在于仰体佛陀悲心济世的胸怀，擘划整体大乘三昧法门，引以为入世利生的开阔正见与修行鸿图，这是他老人家所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思想遗产。
所以，如果将南传的帕奥禅法视为声闻定慧二学的代表，则阐扬大乘入世精神的人间佛教禅法，其基础的定慧二学知见，就正是这三乘共学的内容；而并没有另辟他途，别开路径。此一问题，在我的相关讲演与论文中，都曾提及。所以，我是将帕奥禅法视为三乘共学的定慧基础学门，于此基础上，再进修以大悲心为主的，入深法界，得不思议解脱的大乘诸多利生三昧法门。大乘修学的精神是不厌法门深广，凡是能利人利己者，皆当修学，故云：“法门无量誓愿学”。所以我们学习帕奥禅法，不能误解为是导师思想的不足，故需向外取经；此一菩萨三昧涵摄声闻定慧二法的学风，在初期大乘龙树的《大智度论》，乃至天台智顗(538–597)的“十乘观法”中，都尚可见其流风遗绪。
再者，禅法修行，相当重视技巧的操作，需要技巧操作的知识，单只是看书，依文索骥，则语言文字有时而穷，未必能尽其意，故需要有老师亲自指导。
我们提倡人间佛教，除了导师思想外，不是就完全排斥其他；我们采用了其他的一二法门，也并不表示就是自己的不足。再从学术思想的演变以观，古今中外集大成的大思想家，没有一位是完全自行创新，而都是兼容并蓄的。如西方苏格拉底(469–399 B.C.)、柏拉图(427–347 B.C.)、亚里斯多德(384–322 B.C.)三位师生，他们的学问是总结了先苏时期哲人们的所有思想，才进一步提出理想国或理型界的主张。又如康德(1724–1804)，他是总结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集其大成者。而释迦佛陀所教导的禅定层次，也与当时印度的禅修文化有密切的关联。又如天台的智者大师，其圆教三种止观中，声闻禅法也摄为其中，在其《摩诃止观》“十乘观法”的“道品调适
”中，专门讲三十七道品，在“二十五方便”中更可以看到从《阿含经》到《清净道论》里面声闻佛教的修行方法；而所著之《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其内容则专…
《人间佛教禅修行——性广法师访谈录(邱敏捷)》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