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学派”，并不是“只学不修”的纯哲理思想的“学派”，并不能只是偏重于义学的研究；而应该阐述并发扬其中的“实践”面，也就是以正见导正行，并实际投入于人间利生的正行而入缘起中道智，而证悲智圆满的究竟佛果的“即人成佛”的理想与目标才是。
有关中国佛教中特别强调某一修行方法的宗派，导师在《成佛之道》中就引用太虚大师的话，认为修行不妨有宗门的偏重，然学佛则不能有宗派的偏执，而应重视整体佛教的圆满发展。故云：“福德资粮，则人天具摄；智慧资粮，声缘相协；律及经论，皆所依止；仅取一分，不成菩提。”
接着，谈到“印顺学派”。从以上对于“学派”的定义，则导师判摄印度大乘佛教为三系，而宗本于性空唯名思想，并以“人间佛教”的学思与行持，重新抉发菩萨利生的大乘真义。以其思想的成就来说，称为“学派”则颇能相应。
既然提到了“学派”，也谈一谈我对“宗派”与“学派”这两个词的了解。简要而言，所谓“宗”，是心有所崇，行有所主；“学”是析相入理，构作学说。从这样的意义出发，来看佛教的各家主张，则若有明确主张以建构境行果之学理思想者，可称为“学派”，如印度之中观学派、瑜伽行学派等；而特别举扬某一行持法门，但无别有学理构作之说者，可称为“宗派”，如中国之禅宗、净土宗等。依此，则日本之凝然，通泛地分立中国佛教为八宗，但个人以为，其中的天台与华严，因其学理内容灿然，故可视为学派；而如禅、净、律等，因为特别重视于某一修行方法，故可视为“宗派”。
而有关“印顺学派”的形成，我想这一股阅读、学习与实践导师著作与思想的风气与潮流是自然形成的。以我个人为例，当初学佛出家时，最先接触到的是净土法门，也用功了好一段时间，留下了早年美好的修行回忆。后来接触到导师的著作，解答了我许多修行的疑惑，开启了我学佛的正见，所以也就越读越法喜，越学越深入；无论是投入护生的行动，还是护教与禅修，都能从导师思想中得到很大的启发与指引。
十三、笔者问：蓝吉富教授2003年〈台湾佛教思想史上的后印顺时代〉，将弘扬印顺思想的人物与道场划分为四：一是释昭慧主导的弘誓弘法团体；二是释传道住持的妙心寺；三是释宏印主导的学佛团体；四是福严精舍及慧日讲堂等(页271)。没有将释证严(1937–)及其“慈济功德会”列入讨论，法师看法如何？
法师答：
这或许要看蓝老师的定义范畴为何。有关于学统或宗派的判立，像对于宋明理学与大陆新儒家的划分与归类，唐君毅(1909–1978)与牟宗三(1909–1995)二位先生，他们对于哪些人要列入，哪些人要排出，哪些人是“别子为宗”，哪些人是“同中有异”，自有他们从学理判准出发的不同看法，这是反映了学者敏锐的思辨风格所得的研究结论。
此一从同中辨异的取向所得的结论，导师自述一生治学的风格也多倾向于精严与辨异。我曾写过一篇〈大乘禅波罗蜜“止观法要”之抉择──以智者大师与印顺导师禅观思想为主轴之比较研究〉，也曾就“融贯”与“精严”两个对比概念，来讨论智者大师与导师二人治学的不同特色。
因为有鉴于“融贯”、“圆融”在止观修行次第与证量境界所可能产生的流弊，所以我在研究三乘定慧学说与诸多止观修行法门时，也多从“分析”与“辨异”的角度着手。然而对于大乘佛教悲心利生的精神与特德，对于肯定在人间修行的价值，则依人而成佛道的“人间佛教”理念与佛陀的根本教诲，近年来希望多从大处着眼，于各家各宗的不同主张中，试图以“异中之同”的角度，肯定各家宗派的“利生心”与“人间性”，以求能整体彰显大乘各宗各派的悲心与愿行。比如印光大师提倡的“敦伦尽份，闲邪存诚”；又比如弘一大师所说：“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这不都也是一种人间关怀的思想？
如果是从“分别”的角度，想把许多东西分别开来，则就会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异”──不同的那一面；如果是从“统合”的角度，想把许多东西汇合起来，则就会着眼于它们彼此之间的“共通”──相同的那一面。我近年多从南传、藏传与汉传佛教中各宗门学派的利他面向去体会，并肯定佛在人间的殊胜价值，这并不是为了维护导师思想，也不是为了独尊人间佛教，而是想如何让佛法的正知见流传人间，让所有众生离苦得乐，这才是真正的众生之福。
以吃素来说，我就认为一贯道做得很好。这是站在“吃素可以利益众生”的角度所得的结论。又比如近年响应昭慧法师提倡“动物保护”，彼此携手合作，推动立法与社教的对象，更扩及友教与生态保育、动物保护的朋友；我们心中存念的，应该是如何实践佛陀护生的教诲，而不要本末倒置地以弘法利生为手段，以之为拓展自家学派宗门的“工具”。所以，我是将“人间佛教”做为自己学佛的“正见”；而为了实践慈悲护生的理想，则多以“异中存同”为方法，在天台、华严、净土、禅宗等，找到其中任何积极入世的观点，与所有的佛弟子，共创正觉解脱的圆满净土。否则只是一味扬己抑他，将所有的力气都拿来“制造”对立与敌人，这不但不是学佛的初衷与结果，也更会将自己的心胸越弄越窄。
十四、笔者问：法师今天(2010年4月17日)发表的〈智顗大师圆顿止观特色之研究〉一文，特别指出导师
与智顗大师在弘扬佛法上的不同，这也是笔者觉得很珍贵的研究。可否请法师概述其要？
法师答：
对于导师的学说思想，我个人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继承与发扬。一是学说思想的深化与广化，二是实践依于慈悲心投入人间利生行动的初期大乘精神。前者是学理思想的讨论与研究，它能累积研究能量，形成学派更广大深刻的理论成果。后者则是导师“人间佛教”的理想所在，也是佛陀应化于人间的本怀。
在“人间佛教”思想的深化与广化方面，弘誓文教基金会已经举办了九届的导师思想研讨会，每次我都会提供一篇论文以共襄盛举。论文主要的研究方向，多是根据我个人的学问兴趣，慢慢地累积一些对止观、修行，从理论到实践的研究心得。在第四届的研讨会上，我曾为文讨论智顗大师的圆教止观与导师的禅学思想中，对于大乘禅波罗密基础法要的不同观点。这是从“比较”的方法，去讨论导师思想的特色。当然，做为比较的“对照组”，亦应具足相当的“可比性”，才能构成分析与讨论的份量。之前的那篇论文，主要是着眼于智顗的止观思想，与导师同样立足于龙树中观学，目标并同样为阐扬大乘佛教；然而“天台圆教”与“人间佛教”，却又对于大乘止观法要，有不同法门取舍与修行偏向。因此缘故，引发了我对天台圆顿止观的注意，这是我后来博士论文，选择以天台圆顿止观为研究主题的原因之一。而访问者邱教授所说的论文，则是节取其中段落再加以增订而成。
在导师思想的研讨会上，为何会发表天台止观的论文？这主要是从中国禅观思想的发展史来看问题。我认为，要能进一步掌握导师禅学思想的特色，以及他的重要性跟特殊贡献，应该从整体汉传佛教禅学思想的流变中，去研究、比较才得以凸显。
在汉传佛教的禅学思想史上，智者大师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大德，他在止观方面的成就，一是对于实修的重视与亲证，二是他依循经教并加上他个人特殊的融贯治学方法，开展出了大乘圆顿止观思想。这与后来发展出来的，多偏向于“教外别传”的禅宗，可以并列为中国人吸收印度佛教后的伟大成果。与禅宗不同的是，智顗大师非常重视禅修过程中，依经教以印证自己修证过程与成果的如不如法，合不合于正见。
对于整个印度的禅学经论与传统，智者大师做了非常深刻、广博的研究，也完成了相当有分量的著作，重要的比如《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六妙法门》，以及《摩诃止观》等。可以说，在汉传的禅学(止观)思想史上，智者大师的成就是非常显著且重要的。
以下约略说明我今天所发表的论文中，学界比较少注意的几个角度：
第一，讨论定力浅深的优劣及其功德。什么是“三昧”？“三昧”跟“禅那”有何区别？“禅那”与“三昧”都是对于心专注与安静状态的一种描写。“禅那”这个专有名词──名相在佛典中出现时，常是特指色界的四种定心状态；而“三昧”──等持，平等持心，则泛指从欲界的未到地定，以至色界四禅，而到无色界四空定，都属于“三昧”的范围。从禅定深浅的角度来看，依于(色界)四禅力而说的“禅(定)”，比宽泛包罗下地(欲界)的“三昧”，其定力来得专注、稳固而深细。如此一来，则“禅(定)”与“三昧”，哪一种的定力比较好呢？若只是强调定力的高深，则一般人的直觉常会认为“禅定”优于“三昧”。几年前，有些人不就对于导师提出的“不入深禅定，不断尽烦恼”这句话，认为是导师不重修行的证据。我在另一篇论文中，就曾指出，其实导师这样的主张，在经论中是有依据的。现在我们再从菩萨从事利生事行的实际需要，来探讨甚么样浅深程度的定力，对于菩萨行是切要而有用的。
试举个例子：金块很值钱，可是拿金块来做什么？你说桌脚不稳，拿金块来垫桌脚，可以吗？当然可以！但是这未免太浪费了吧！拿个纸板或木片就能垫桌脚的事，为何要动到金块呢！当然，譬喻只是譬喻，修行禅定，不是拿金块或木片垫桌脚的事；但是我觉得此喻有深刻凸显的效果。在原始经典中，空、无相、无作之“三三昧”，在《杂阿含经》中，是迈向圣法印、得解脱的主要修行法门；而被誉为开发名色观慧最有力道的根本定──四禅定，则在重视定慧分别的《中阿含》中，得到了更全面的说明。然而到了大乘时代，诸多菩萨三昧法门，则是更广泛，更多样地被宣扬、赞叹起来，并且成为大乘…
《人间佛教禅修行——性广法师访谈录(邱敏捷)》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