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學派”，並不是“只學不修”的純哲理思想的“學派”，並不能只是偏重于義學的研究；而應該闡述並發揚其中的“實踐”面，也就是以正見導正行，並實際投入于人間利生的正行而入緣起中道智，而證悲智圓滿的究竟佛果的“即人成佛”的理想與目標才是。
有關中國佛教中特別強調某一修行方法的宗派，導師在《成佛之道》中就引用太虛大師的話，認爲修行不妨有宗門的偏重，然學佛則不能有宗派的偏執，而應重視整體佛教的圓滿發展。故雲：“福德資糧，則人天具攝；智慧資糧，聲緣相協；律及經論，皆所依止；僅取一分，不成菩提。”
接著，談到“印順學派”。從以上對于“學派”的定義，則導師判攝印度大乘佛教爲叁系，而宗本于性空唯名思想，並以“人間佛教”的學思與行持，重新抉發菩薩利生的大乘真義。以其思想的成就來說，稱爲“學派”則頗能相應。
既然提到了“學派”，也談一談我對“宗派”與“學派”這兩個詞的了解。簡要而言，所謂“宗”，是心有所崇，行有所主；“學”是析相入理，構作學說。從這樣的意義出發，來看佛教的各家主張，則若有明確主張以建構境行果之學理思想者，可稱爲“學派”，如印度之中觀學派、瑜伽行學派等；而特別舉揚某一行持法門，但無別有學理構作之說者，可稱爲“宗派”，如中國之禅宗、淨土宗等。依此，則日本之凝然，通泛地分立中國佛教爲八宗，但個人以爲，其中的天臺與華嚴，因其學理內容燦然，故可視爲學派；而如禅、淨、律等，因爲特別重視于某一修行方法，故可視爲“宗派”。
而有關“印順學派”的形成，我想這一股閱讀、學習與實踐導師著作與思想的風氣與潮流是自然形成的。以我個人爲例，當初學佛出家時，最先接觸到的是淨土法門，也用功了好一段時間，留下了早年美好的修行回憶。後來接觸到導師的著作，解答了我許多修行的疑惑，開啓了我學佛的正見，所以也就越讀越法喜，越學越深入；無論是投入護生的行動，還是護教與禅修，都能從導師思想中得到很大的啓發與指引。
十叁、筆者問：藍吉富教授2003年〈臺灣佛教思想史上的後印順時代〉，將弘揚印順思想的人物與道場劃分爲四：一是釋昭慧主導的弘誓弘法團體；二是釋傳道住持的妙心寺；叁是釋宏印主導的學佛團體；四是福嚴精舍及慧日講堂等(頁271)。沒有將釋證嚴(1937–)及其“慈濟功德會”列入討論，法師看法如何？
法師答：
這或許要看藍老師的定義範疇爲何。有關于學統或宗派的判立，像對于宋明理學與大陸新儒家的劃分與歸類，唐君毅(1909–1978)與牟宗叁(1909–1995)二位先生，他們對于哪些人要列入，哪些人要排出，哪些人是“別子爲宗”，哪些人是“同中有異”，自有他們從學理判准出發的不同看法，這是反映了學者敏銳的思辨風格所得的研究結論。
此一從同中辨異的取向所得的結論，導師自述一生治學的風格也多傾向于精嚴與辨異。我曾寫過一篇〈大乘禅波羅蜜“止觀法要”之抉擇──以智者大師與印順導師禅觀思想爲主軸之比較研究〉，也曾就“融貫”與“精嚴”兩個對比概念，來討論智者大師與導師二人治學的不同特色。
因爲有鑒于“融貫”、“圓融”在止觀修行次第與證量境界所可能産生的流弊，所以我在研究叁乘定慧學說與諸多止觀修行法門時，也多從“分析”與“辨異”的角度著手。然而對于大乘佛教悲心利生的精神與特德，對于肯定在人間修行的價值，則依人而成佛道的“人間佛教”理念與佛陀的根本教誨，近年來希望多從大處著眼，于各家各宗的不同主張中，試圖以“異中之同”的角度，肯定各家宗派的“利生心”與“人間性”，以求能整體彰顯大乘各宗各派的悲心與願行。比如印光大師提倡的“敦倫盡份，閑邪存誠”；又比如弘一大師所說：“念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這不都也是一種人間關懷的思想？
如果是從“分別”的角度，想把許多東西分別開來，則就會強調它們之間的“差異”──不同的那一面；如果是從“統合”的角度，想把許多東西彙合起來，則就會著眼于它們彼此之間的“共通”──相同的那一面。我近年多從南傳、藏傳與漢傳佛教中各宗門學派的利他面向去體會，並肯定佛在人間的殊勝價值，這並不是爲了維護導師思想，也不是爲了獨尊人間佛教，而是想如何讓佛法的正知見流傳人間，讓所有衆生離苦得樂，這才是真正的衆生之福。
以吃素來說，我就認爲一貫道做得很好。這是站在“吃素可以利益衆生”的角度所得的結論。又比如近年響應昭慧法師提倡“動物保護”，彼此攜手合作，推動立法與社教的對象，更擴及友教與生態保育、動物保護的朋友；我們心中存念的，應該是如何實踐佛陀護生的教誨，而不要本末倒置地以弘法利生爲手段，以之爲拓展自家學派宗門的“工具”。所以，我是將“人間佛教”做爲自己學佛的“正見”；而爲了實踐慈悲護生的理想，則多以“異中存同”爲方法，在天臺、華嚴、淨土、禅宗等，找到其中任何積極入世的觀點，與所有的佛弟子，共創正覺解脫的圓滿淨土。否則只是一味揚己抑他，將所有的力氣都拿來“製造”對立與敵人，這不但不是學佛的初衷與結果，也更會將自己的心胸越弄越窄。
十四、筆者問：法師今天(2010年4月17日)發表的〈智顗大師圓頓止觀特色之研究〉一文，特別指出導師
與智顗大師在弘揚佛法上的不同，這也是筆者覺得很珍貴的研究。可否請法師概述其要？
法師答：
對于導師的學說思想，我個人認爲可以從兩個角度去繼承與發揚。一是學說思想的深化與廣化，二是實踐依于慈悲心投入人間利生行動的初期大乘精神。前者是學理思想的討論與研究，它能累積研究能量，形成學派更廣大深刻的理論成果。後者則是導師“人間佛教”的理想所在，也是佛陀應化于人間的本懷。
在“人間佛教”思想的深化與廣化方面，弘誓文教基金會已經舉辦了九屆的導師思想研討會，每次我都會提供一篇論文以共襄盛舉。論文主要的研究方向，多是根據我個人的學問興趣，慢慢地累積一些對止觀、修行，從理論到實踐的研究心得。在第四屆的研討會上，我曾爲文討論智顗大師的圓教止觀與導師的禅學思想中，對于大乘禅波羅密基礎法要的不同觀點。這是從“比較”的方法，去討論導師思想的特色。當然，做爲比較的“對照組”，亦應具足相當的“可比性”，才能構成分析與討論的份量。之前的那篇論文，主要是著眼于智顗的止觀思想，與導師同樣立足于龍樹中觀學，目標並同樣爲闡揚大乘佛教；然而“天臺圓教”與“人間佛教”，卻又對于大乘止觀法要，有不同法門取舍與修行偏向。因此緣故，引發了我對天臺圓頓止觀的注意，這是我後來博士論文，選擇以天臺圓頓止觀爲研究主題的原因之一。而訪問者邱教授所說的論文，則是節取其中段落再加以增訂而成。
在導師思想的研討會上，爲何會發表天臺止觀的論文？這主要是從中國禅觀思想的發展史來看問題。我認爲，要能進一步掌握導師禅學思想的特色，以及他的重要性跟特殊貢獻，應該從整體漢傳佛教禅學思想的流變中，去研究、比較才得以凸顯。
在漢傳佛教的禅學思想史上，智者大師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大德，他在止觀方面的成就，一是對于實修的重視與親證，二是他依循經教並加上他個人特殊的融貫治學方法，開展出了大乘圓頓止觀思想。這與後來發展出來的，多偏向于“教外別傳”的禅宗，可以並列爲中國人吸收印度佛教後的偉大成果。與禅宗不同的是，智顗大師非常重視禅修過程中，依經教以印證自己修證過程與成果的如不如法，合不合于正見。
對于整個印度的禅學經論與傳統，智者大師做了非常深刻、廣博的研究，也完成了相當有分量的著作，重要的比如《釋禅波羅蜜次第法門》、《六妙法門》，以及《摩诃止觀》等。可以說，在漢傳的禅學(止觀)思想史上，智者大師的成就是非常顯著且重要的。
以下約略說明我今天所發表的論文中，學界比較少注意的幾個角度：
第一，討論定力淺深的優劣及其功德。什麼是“叁昧”？“叁昧”跟“禅那”有何區別？“禅那”與“叁昧”都是對于心專注與安靜狀態的一種描寫。“禅那”這個專有名詞──名相在佛典中出現時，常是特指色界的四種定心狀態；而“叁昧”──等持，平等持心，則泛指從欲界的未到地定，以至色界四禅，而到無色界四空定，都屬于“叁昧”的範圍。從禅定深淺的角度來看，依于(色界)四禅力而說的“禅(定)”，比寬泛包羅下地(欲界)的“叁昧”，其定力來得專注、穩固而深細。如此一來，則“禅(定)”與“叁昧”，哪一種的定力比較好呢？若只是強調定力的高深，則一般人的直覺常會認爲“禅定”優于“叁昧”。幾年前，有些人不就對于導師提出的“不入深禅定，不斷盡煩惱”這句話，認爲是導師不重修行的證據。我在另一篇論文中，就曾指出，其實導師這樣的主張，在經論中是有依據的。現在我們再從菩薩從事利生事行的實際需要，來探討甚麼樣淺深程度的定力，對于菩薩行是切要而有用的。
試舉個例子：金塊很值錢，可是拿金塊來做什麼？你說桌腳不穩，拿金塊來墊桌腳，可以嗎？當然可以！但是這未免太浪費了吧！拿個紙板或木片就能墊桌腳的事，爲何要動到金塊呢！當然，譬喻只是譬喻，修行禅定，不是拿金塊或木片墊桌腳的事；但是我覺得此喻有深刻凸顯的效果。在原始經典中，空、無相、無作之“叁叁昧”，在《雜阿含經》中，是邁向聖法印、得解脫的主要修行法門；而被譽爲開發名色觀慧最有力道的根本定──四禅定，則在重視定慧分別的《中阿含》中，得到了更全面的說明。然而到了大乘時代，諸多菩薩叁昧法門，則是更廣泛，更多樣地被宣揚、贊歎起來，並且成爲大乘…
《人間佛教禅修行——性廣法師訪談錄(邱敏捷)》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