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钱财、利养、名誉故，亲近国王、王子、大臣、百官，恃作形势，乞索打拍牵挽，横取钱财”。交易中不得缺斤少两，不得依仗权势夺人财物，也不得嫉妒成功者，反对“害心系缚，破坏成功”(第三十二损害众生戒)。反对“为利养贩卖男女色”(第二十九邪命自活戒)。要舍己为人，更不许据财物为己有(第二十六独受利养戒、第二十七别受请戒)。要注意节俭，反对挥霍财物，反对为了财物的使用而争讼不息(第二十五不知善众戒)。不得自恃门第高贵或者年资较长而对先学师长采取傲慢的态度(第二十二骄慢不请法戒)。不得冤冤相报，以暴止暴：“不得以嗔报嗔，以打报打。若杀父母兄弟六亲，不得加报；若国王为他人杀者，亦不得加报。杀生报生，不顺孝道。”(第二十一嗔打报仇戒)戒经中还宣扬佛教的博爱思想：“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第二十不行放生戒)，从而与儒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伦理价值观相通了。不得诽谤攻击他人(第十三谤毁戒)。提倡治病救人，“见一切病人，常应供养，如佛无异。”“见病不救济者，犯轻垢罪。”(第九不看病戒)要热情地招待法师、同学及来访者(第六不供给请法戒)。此外还有不得饮酒、食肉、杀生等。
(四)《四分律》。《四分律》关于比丘、比丘尼的戒条有数百条之多，此处无法一一具引。我们且按照其中涉及的个人行为准则的内容，略加分析。
《四分律》的内容都是佛陀在苏罗婆等诸国游历以及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安居时，就诸比丘的言行举止是否合乎法度提出的要求，从而成为规范僧尼行为的戒条。根据法砺《四分律疏》卷二，其正宗的内容包括比丘、比丘尼二部戒和二十犍度。其二部戒中，比丘戒有四波罗夷法、十三残僧法、二不定法、三十舍堕法、九十单堕法、四悔过法、百众学法、七灭争法，凡八类二百五十戒；比丘尼戒有八波罗夷法、十七残僧法、三十舍堕法、一百七十八单堕法、八悔过法、百众学法、七灭争法，凡七类三百四十八戒。这些类别划分的依据是所犯戒条罪行的严重程度和具体内容，如波罗夷法最重，残僧法次之，残僧是指僧团中的伤残者。不定法是指需要证据确定而定的罪行，因为只涉及比丘非礼于女性的行事，所以此法不适合于比丘尼。舍堕法是有关衣食、金钱、医药的戒条。单堕法是关于不得妄语、两舌、杀生、饮酒类的戒条。悔过法是有关“食事”的。百众学法涉及到日常生活的细则，诸如衣食起居、行为举止方面的威仪。灭争法是关于泯灭僧团内部冲突和纠纷的规定。二十犍度除了关于僧团内部的制度和规约外，还从作持的角度对于僧侣的行为做了规定。
虽然以上这些主要是针对僧尼个人威仪制定的法则，但是，对于世俗社会的个人修养也有很大影响。比如，它要求僧尼入室不要跳行，不要向塔吐唾液、大小便，不要在水中大小便，不要穿拖鞋绕塔行走，不要口里含着饭说话，不要用舌头舔食，不要用脏手拿饭具，等等。所有这些戒条，我们几乎都能从后世教育子女的“礼貌”教育中看到它的影子。
五、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融变
应该指出，中国佛教的伦理规范是西域佛教逐渐中国化的产物。中国化了的佛教伦理及其修养规范除了保留了印度佛教本身的一些内容外(比如五戒、十善之类)，也充分地吸收和学习了中国的世俗伦理主要是儒家伦理。中国佛教对儒家伦理的吸收，并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契理契机地进一步加以发展，使之更加丰富和具体化了。要一一分疏出中国佛教伦理的华梵渊源是很困难的，但是，无论是学习儒家还是将固有戒律发展，都可以视为佛教中国化的一种需要和一个结果。佛教通过对儒家伦理的融变而中国化，完成了从出世的宗教向为现实人生幸福服务的世俗化的宗教的转变。本节不打算具体讨论佛教世俗化的过程，而是以《中庸》的倡导和《二十四孝图》的形成和推广为例，讨论佛教是如何从固有伦理价值出发，吸收、融合并且发展儒家伦理规范的。
(一)《中庸》的“发明”
《中庸》是《礼记》的一篇。宋代理学家把它独立为篇，与《大学》、《论语》、《孟子》同为“四书”之一。《中庸》是儒家伦理的重要篇章，然而最早将《中庸》提出来加以强调，乃是著名佛教皇帝、三次舍身佛寺的梁武帝。他撰写的《中庸讲疏》等著作，周一良曾有专门论述。[20]北宋最早提倡《中庸》的也是佛教高僧孤山智圆(976-1022)，对此陈寅恪亦早有发明：
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先导。如天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其徒梁敬之(肃)与李习之(翱)之关系，实启新儒学开创之动机。北宋之智圆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号中庸子，并自为传以述其义(孤山《闲居篇》)。其年代犹在司马君实(光)作《中庸广义》之前，似亦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21]
余英时教授在其近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序言中更进一步指出：《中庸》的发现与流传与南北朝以来的道家或佛教徒的关系最为密切。认为是宋代的佛教徒影响到崇尚佛教的士大夫。为什么佛教提倡《中庸》呢？智圆做了很直率的回答：“儒家之《中庸》，龙树所谓“中道义”也”[22]。著名高僧契嵩(1007-1072)《镡津集·中庸解第三》也充分肯定“中庸之道”。在智、契的提倡下，《中庸》一书受到那些崇尚释氏主考官的青睐，被宋代作为赐给学子的必读书。
智圆和契嵩都以儒僧知名。为什么他们要从儒家经典中寻找佛教的“中道义“呢？正如智圆所论述的：“儒释者，言异而理贯，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蚩蚩生民，岂越于身心哉。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嘻！儒呼，释呼，其共为表里呼！”[23] 可见，佛教融合、吸收和发挥儒家伦理，具有十分理性的明确目的。
(二)二十四孝的编纂
二十四孝故事曾经被认为是儒家孝道文化的代表。其实，二十四孝故事的编纂也与佛教密切相关。如果说《中庸》的发明属于形而上层面；那么，二十四孝故事的编纂则是形而下层面。
一般认为《二十四孝》故事图画早在宋代就已经流传，编辑成书当是在元代[24]。现今最早提到“二十四孝”的文献是敦煌佛教的变文，即《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圆鉴即云辩卒于后周广顺元年(951年)，则这个二十四孝的故事编纂很可能在晚唐成型，五代宋初已广泛流行，敦煌卷子写本之外，还有一个是印本，可为旁证。[25]这个卷子对于理解佛教对孝道伦理的宣传十分重要，兹录文如下：
世间福惠，莫越如来。相好端严，神通自在。
佛身尊贵因何得？根本曾行孝顺来。须知孝道善无疆，三教之中广赞扬。
若向二亲能孝顺，便招千佛护行藏。目连已救青提母，我佛肩儒净饭王。
万代史书歌舜王，千年人口赞王祥。慈鸟返哺犹怀感，鸿雁才飞便著行。
郭巨愿埋亲子息，老莱欢著采衣裳。最难诳惑谩衷恳，不易欺轻对上苍。
泣竹笋生名最重，卧冰鱼跃义难量。若能自己除讥谤，免被他人却毁伤。
犬解报恩能碾草，马能知主解垂缰。休贪贿货耽淫欲，莫恼慈亲纵酒狂。
男女病来声喘喘，父娘啼得泪汪汪。两肩荷负非为重，千绕须弥未可偿。
勤奉昼昏知动静，专看颜色问安康。吐甘咽苦三年内，在腹怀耽十月强。
试出去遥和梦逐，稍归来晚立门旁。孝慈必感天宫福，五逆能招地狱殃。
勤苦却须知己分，资财深忌入私房。须忧阴骘相摩折，莫信妻儿说短长。
自是情意无至孝，却怨庚甲有相妨。四邻忿怒传扬出，五逆名声远近彰。
若是弟兄争在户，必招邻里暗迁墙。至亲骨肉须同食，深分交碰尚并粮。
祗对语言宜款曲，领承教示要参详。试乖斟酌亏恩义，稍错停腾失纪纲。
切要抚怜于所使，倍须安恤向孤孀。姑姨舅氏孤孀子，收向家中赐宠光。
贫阙亲知垂济惠，崎岖道路置桥梁。佛道若能依此教，号曰慈悲大道场。
晨昏早遣妻儿起，酒食先教父母尝。共住不遥还有别，相看非久即无常。
生前直懒供茶水，没后虚劳酹酒浆。志意顺从同信佛，美言参问胜烧香。
柔和谏要慈亲会，丑漏名须自己当。正酷热天须扇枕，遇严凝月要温床。
残年改易如流速，甘旨供承似火忙。若解在生和水乳，却胜亡后祭猪羊。
争无里巷明宣说，自有神祗暗记将。共树共枝争判割，同胞同乳忍分张。
如来演说五千卷，孔氏谭论十八章。莫越言言宣孝顺，无非句句述温良。
孝心号曰真菩萨，孝行名为大道场。孝行昏衢为日月，孝心苦海作梯航。
孝心永在清凉国，孝行常居悦乐乡。孝行不殊三月鱼，孝心何异百花芳。
孝心广大如云布，孝行分明似日光。孝行万斋咸可度，孝心千祸总能禳。
孝为一切财中宝，孝是千般善内王。佛道孝为成佛本，事须行孝向耶娘。
见生称意免轮回，孝养能消一切灾。能向老亲行孝足，便同终日把经开。
善言要使亲情喜，甘旨何须父母催。要似世尊端正相，不过孝顺也唱将来。
全文大体有三个层次的意思。首先，宣传“孝”是成佛积善之本，列举了许多孝子的行为，包括目连、释迦牟尼、舜、王祥、郭巨、老莱等等人物。其次，对于孝的行为做了比较广泛的说明，即个人行为要检点(“休贪贿货耽淫欲，莫恼慈亲纵酒狂”等)、家庭关系要和睦(如不要将资财入私房，不要听信妇人之言，兄弟要团结不要相争)、为人要慈善(如要爱怜所使唤的人，接济穷苦亲戚，安恤孤孀亲友等)；此外，还要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孝心，生前对父母的关爱远胜过死后的烧香祭祀。这些已经涉及到了世俗治家格言的一些主要问题。最后，强调孝是儒家和佛教共同的人伦准则(孔氏谭论十八章指《孝经》)，奉行孝道能消灾、能成佛。
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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