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越南佛教史略
在中国邻近的国家之中，越南和韩国及日本相同，同样是接受了中国的文化而成长的国家，若从政教的关系及地理的接壤而言，越南则更类似韩国之与中国的渊源。
所以，由中国人来写越南的佛教史，特别有亲切感。
打开中国的历史地图，我们就可看到，今日越南的河内，本是属于中国版图的一个地方：
秦始皇时代，河内称为象郡。
汉武帝时代，河内称为交趾郡。
西晋时代，越南称为交州。
唐代的越南，设立安南都护府，及静海节度使。
不过，当时的越南，仅指现在的北越而言。佛教的输入，亦即沿着中国向南的路线，渐次到了越南。
一、佛教传入的初期
现在的越南，位于中国广西及云南的南邻，她的西邻是寮国及柬埔寨，东面及南面则临南海，由北至南，是一个细长形的国家。
佛教传入越南的最早传说，也有很多。
一般相信，第一个将佛教传到越南的人，是汉献帝初平年间(西元一九○─一九三年)，有一位苍梧(今之广西梧州)人叫牟子，他精通儒、道，而醉心于佛教，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五(《大正藏》四九‧五一○页中)说他：「会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牟子常以五经难之。」这就是牟子理惑论的成因。唯以牟子的年代，近世学者，多有置疑，故以仅作参考。
其次，见于《梁高僧传》卷一的〈康僧会传〉：「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会年十余岁，二亲并终，至孝服毕出家。」「笃至好学，明解三藏。」根据这一记载，康僧会时，越南已经有人出家，并且有了三藏教典。他的生年虽不详，圆寂是在晋武帝大康元年(西元二八○年)。
到了晋惠帝永平四年(西元二九四年)，有天竺沙门耆域至洛阳，这是一位神异僧，《佛祖历代通载》卷六(《大正藏》四九‧五一八页下)记有他的事迹，并说：「初域来交广，并有灵异。」可见耆域也到过交州及广州弘传佛法的了。根据越南的《古珠法云佛本行语录》的资料说，和耆域同来交广之地的，尚有一位丘陀罗。
从这些资料之中，我们仅能找到零星的记载，却不能证实当时越南佛教的如何盛行。
此后，越南即因中国与印度方面由海路发生直接的交往，而成了中途站，到了西元第八世纪之顷，其受印度的影响很多。主要的资料，见于义净三藏《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大正藏》五一‧三页下)
明远法师，是益州(今之四川)清城人，梵名振多提婆，「既慨圣教陵迟，遂乃振锡南游，届于交址，鼓舶鲸波，到诃陵国(今之爪哇)，至师子洲(锡兰)。」(卷上)
僧伽跋摩，康居国人，他是唐高宗时代来华的，后来奉高宗敕令：「往交址采药，于时交州，时属大俭，人物饿饥。于日日中，营办饮食，救济孤苦，悲心内结，涕泣外流，时人号为常啼菩萨也。纔染微疾，奄尔而终，春秋六十余矣。」(卷上，《大正藏》五一‧四页下)
昙润法师，洛阳人：「善咒术、学玄理、探律典、玩医明」，「振锡江表，拯物为怀，渐次南行，达于交址，住经载稔，缁素钦风。」(卷上，《大正藏》五一‧四页下─五页上)
慧命禅师，从海路赴天竺，船经占波(今之南越)，遇风暴。(卷下，《大正藏》五一‧七页中)
智弘律师，洛阳人，及荆州江陵的无行禅师，相伴至交址，过了一夏，再往室利佛逝国(今之印尼苏门答腊)。(卷下，《大正藏》五一‧九页上)
在交州出身的僧人，见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也有好多。例如：运期、解脱天、窥冲、慧琰等四人即是。
运期：「交州人也，与昙润同游，仗智贤受具，旋回南海，十有余年，善昆仑音，颇知梵语。」(《大正藏》五一‧四页上)运期也是成都会宁律师的弟子，会宁尝与诃陵岛的智贤(若那跋陀罗)共译出小乘《涅槃经》，送回京师之后，又还往交趾。(《宋高僧传》卷二)
解脱天的梵名为木叉婆提，此人：「泛船南溟，经游诸国，到大觉寺，遍礼圣踪，于此而殒，年可二十四、五耳。」(卷上，《大正藏》五一‧四页上)
窥冲是明远的弟子，随师游南海，经师子洲，向西印度：「其人禀性聪睿， 善诵梵经。」「到王舍城，遘疾竹园，淹留而卒，年三十许。」(卷上，《大正藏》五一‧四页中)
在我们见到的资料来说，越南的初期佛教，没有系统可求，仅从过往该地及其僧人游学的零星记载中，得到若干消息而已。
二、佛教的发展与朝廷
自从西元第二世纪至第十世纪前半纪，为佛教的第一期，也即是移入期；从第十世纪之后半纪至第十四世纪之末，为佛教的第二期，也即是发展期。
佛教在越南的发展，颇得力于越南朝廷的拥护。越南主统之成立，是在宋太祖开宝元年(西元九六八年)，由丁部领成立了大瞿越，是为丁朝，历两主而亡，计十二年(西元九六八─九八○年)。
丁先皇崇信佛教，于太平二年(西元九七一年)，定文、武、僧之三道的品阶，并赐僧统吴真流以匡越大师之号，另授张麻尼为僧录，邓玄光为崇真威仪之职衔。
丁朝亡后，即为黎朝代起。
黎朝第一位皇帝，叫作大行皇帝黎桓(西元九八一─一○○五年)，唯其也仅三主二十九年而亡，在第三主黎龙钺应天十四年(西元一○○七年)之春，遣其弟明昶及掌书记之官黄成雅，入宋进献白犀，并乞《大藏经》，二年后，如愿而归。
佛教黄金时代之出现，是在李朝王统继起之后。
李公蕴为李朝的太祖(西元一○一○─一○二八年)，定都于升龙城(今之河内)，改国号称大越，文治武功，都很卓越。因他幼时受教育于佛教僧侣，曾住于古法寺，他的父亲李青云，亦为僧统万幸禅师的弟子，故其亲炙佛教，殊为深刻。当他即位，便赐衣服于僧人。顺天元年(西元一○一○年)，诏出府钱二万缗，于天德府建寺八所，并立碑录功；又于首都升龙城内，营造宫殿，建筑兴天御寺、五凤星楼，及其他的寺院，城外则创建胜严寺、天王寺等的寺院。更下诏诸邑，使之修复寺观。顺天二年，又于城外建四大寺。
佛教由于太祖之保护，便打下了盛大及发展的基础。而其接受宋朝的影响很大，或迎三藏教典，或仿宋制，以考试天下百姓而度为僧，并设戒场以传授戒法。太祖则亲幸建于升龙城内的真教寺，可见其皈依佛教之虔诚了。
第二主太宗(西元一○二八─一○五四年)，他对佛教之崇奉，也不让于其父。天成四年(西元一○三一年)之秋，亲向无言通系下的禅僧禅老，参学禅
学，同时他也建了好多座的寺院，于寺院落成，便设法会，诏赦天下。前后大赦，计有三次。又于干符有道二年(西元一○四一年)十月，命工匠雕刻佛像千余，绘画佛像千余，制作宝幡万余，竣工之时，开罗汉会，又行大赦，并免天下税钱之半。除此之外，尚有许多的佛事，据说由王室饬建的寺观达九十五幢，因佛事而豁免人民之税者，先后两度。最后于西元一○四九年，因梦见观世音菩萨带往瞻拜莲花法座，便敕建延佑寺，该寺仿照莲花形，建于河内城人造湖中的木柱上，所以俗称独柱寺，可惜此寺的三宝座，已于西元一九五四年法军将行撤退时，被暗行破坏了。
第三主圣宗(西元一○五四─一○七二年)，圣宗不但信奉佛教，甚至被越南人形容为越南的阿育王。当他御宇之前三年，宋朝的军队初与占城交锋，奏凯班师后，将俘虏分发各官为仆役，承受此优待的官僚中，有一僧官，一日因事外出，归时即见在他的语录帙上，有被修改的字迹，不禁愕然；经查问之后，始知是一俘虏来的囚兵所为，此僧官即将事启奏朝廷，上宣此一囚兵入朝，以佛理诘之，应对如流，至是方知此囚兵乃是中国的一位禅师，法号草堂，因在占城行化而被当作俘虏逮捕了。朝廷即命其入越南僧籍，住于开国寺，大张法筵，并得圣宗之崇敬而执弟子礼。
圣宗信奉佛教而行仁政，尝于某冬因观音现身宫中，即以大悲之旨，眷念贫苦民众，以及狱中囚犯之疾苦，故其每行赈济及恩赦之盛举。龙瑞太平三年(西元一○五六年)，建立崇度报天寺，并筑十二层塔，又以铜万二千斤，铸造洪钟，帝亲作钟铭。又因幸寺观，求后嗣应验，乃大喜而再行大赦。
同时，在圣宗之际，儒教也开始受到尊崇，于神武二年(西元一○七○年)，敕修文庙，塑周公及孔子等像，并画七十二贤之像。唯到了仁宗之时，才下诏初设科举制度，而使儒教获得了普遍流行于民间之机运。
第四主仁宗(西元一○七二─一一二七年)，仁宗于广丘三年(宋哲宗元佑二年，西元一○八七年)击退宋朝大军之侵略，又进攻了南方的真腊及占城，并使之来朝纳贡，可知此是一位英主。他对佛教也备极崇奉，除了修理许多佛寺，并以枯头禅师为国师，参与国政，而与丁黎二朝的匡越大师无异。其他佛事，也不比以前诸王为差。他在位六十五年，择才用人，内治外征，实为李朝的鼎盛时代。
第五主神宗在位十年。
第六主英宗(西元一一三八─一一七五年)，对于佛教，亦颇崇信，师事毗尼多流支系下的明空禅师，建立了永隆圣福寺，又修理了首都的真教寺。
第七主高宗(西元一一七六─一二一○年)，虽亦皈信佛教，但是此时的国内各地，盗贼蓬起，内乱频仍，国势日衰。致到第八主惠宗(西元一二一一─一二二四年)时，饥馑遍野，民生困苦，帝遂因发狂，终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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