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越南佛教史略
在中國鄰近的國家之中，越南和韓國及日本相同，同樣是接受了中國的文化而成長的國家，若從政教的關系及地理的接壤而言，越南則更類似韓國之與中國的淵源。
所以，由中國人來寫越南的佛教史，特別有親切感。
打開中國的曆史地圖，我們就可看到，今日越南的河內，本是屬于中國版圖的一個地方：
秦始皇時代，河內稱爲象郡。
漢武帝時代，河內稱爲交趾郡。
西晉時代，越南稱爲交州。
唐代的越南，設立安南都護府，及靜海節度使。
不過，當時的越南，僅指現在的北越而言。佛教的輸入，亦即沿著中國向南的路線，漸次到了越南。
一、佛教傳入的初期
現在的越南，位于中國廣西及雲南的南鄰，她的西鄰是寮國及柬埔寨，東面及南面則臨南海，由北至南，是一個細長形的國家。
佛教傳入越南的最早傳說，也有很多。
一般相信，第一個將佛教傳到越南的人，是漢獻帝初平年間(西元一九○─一九叁年)，有一位蒼梧(今之廣西梧州)人叫牟子，他精通儒、道，而醉心于佛教，據《佛祖曆代通載》卷五(《大正藏》四九‧五一○頁中)說他：「會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鹹來在焉，多爲神仙辟谷長生之術。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這就是牟子理惑論的成因。唯以牟子的年代，近世學者，多有置疑，故以僅作參考。
其次，見于《梁高僧傳》卷一的〈康僧會傳〉：「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趾。會年十余歲，二親並終，至孝服畢出家。」「笃至好學，明解叁藏。」根據這一記載，康僧會時，越南已經有人出家，並且有了叁藏教典。他的生年雖不詳，圓寂是在晉武帝大康元年(西元二八○年)。
到了晉惠帝永平四年(西元二九四年)，有天竺沙門耆域至洛陽，這是一位神異僧，《佛祖曆代通載》卷六(《大正藏》四九‧五一八頁下)記有他的事迹，並說：「初域來交廣，並有靈異。」可見耆域也到過交州及廣州弘傳佛法的了。根據越南的《古珠法雲佛本行語錄》的資料說，和耆域同來交廣之地的，尚有一位丘陀羅。
從這些資料之中，我們僅能找到零星的記載，卻不能證實當時越南佛教的如何盛行。
此後，越南即因中國與印度方面由海路發生直接的交往，而成了中途站，到了西元第八世紀之頃，其受印度的影響很多。主要的資料，見于義淨叁藏《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大正藏》五一‧叁頁下)
明遠法師，是益州(今之四川)清城人，梵名振多提婆，「既慨聖教陵遲，遂乃振錫南遊，屆于交址，鼓舶鯨波，到诃陵國(今之爪哇)，至師子洲(錫蘭)。」(卷上)
僧伽跋摩，康居國人，他是唐高宗時代來華的，後來奉高宗敕令：「往交址采藥，于時交州，時屬大儉，人物餓饑。于日日中，營辦飲食，救濟孤苦，悲心內結，涕泣外流，時人號爲常啼菩薩也。纔染微疾，奄爾而終，春秋六十余矣。」(卷上，《大正藏》五一‧四頁下)
昙潤法師，洛陽人：「善咒術、學玄理、探律典、玩醫明」，「振錫江表，拯物爲懷，漸次南行，達于交址，住經載稔，缁素欽風。」(卷上，《大正藏》五一‧四頁下─五頁上)
慧命禅師，從海路赴天竺，船經占波(今之南越)，遇風暴。(卷下，《大正藏》五一‧七頁中)
智弘律師，洛陽人，及荊州江陵的無行禅師，相伴至交址，過了一夏，再往室利佛逝國(今之印尼蘇門答臘)。(卷下，《大正藏》五一‧九頁上)
在交州出身的僧人，見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的，也有好多。例如：運期、解脫天、窺沖、慧琰等四人即是。
運期：「交州人也，與昙潤同遊，仗智賢受具，旋回南海，十有余年，善昆侖音，頗知梵語。」(《大正藏》五一‧四頁上)運期也是成都會甯律師的弟子，會甯嘗與诃陵島的智賢(若那跋陀羅)共譯出小乘《涅槃經》，送回京師之後，又還往交趾。(《宋高僧傳》卷二)
解脫天的梵名爲木叉婆提，此人：「泛船南溟，經遊諸國，到大覺寺，遍禮聖蹤，于此而殒，年可二十四、五耳。」(卷上，《大正藏》五一‧四頁上)
窺沖是明遠的弟子，隨師遊南海，經師子洲，向西印度：「其人禀性聰睿， 善誦梵經。」「到王舍城，遘疾竹園，淹留而卒，年叁十許。」(卷上，《大正藏》五一‧四頁中)
在我們見到的資料來說，越南的初期佛教，沒有系統可求，僅從過往該地及其僧人遊學的零星記載中，得到若幹消息而已。
二、佛教的發展與朝廷
自從西元第二世紀至第十世紀前半紀，爲佛教的第一期，也即是移入期；從第十世紀之後半紀至第十四世紀之末，爲佛教的第二期，也即是發展期。
佛教在越南的發展，頗得力于越南朝廷的擁護。越南主統之成立，是在宋太祖開寶元年(西元九六八年)，由丁部領成立了大瞿越，是爲丁朝，曆兩主而亡，計十二年(西元九六八─九八○年)。
丁先皇崇信佛教，于太平二年(西元九七一年)，定文、武、僧之叁道的品階，並賜僧統吳真流以匡越大師之號，另授張麻尼爲僧錄，鄧玄光爲崇真威儀之職銜。
丁朝亡後，即爲黎朝代起。
黎朝第一位皇帝，叫作大行皇帝黎桓(西元九八一─一○○五年)，唯其也僅叁主二十九年而亡，在第叁主黎龍钺應天十四年(西元一○○七年)之春，遣其弟明昶及掌書記之官黃成雅，入宋進獻白犀，並乞《大藏經》，二年後，如願而歸。
佛教黃金時代之出現，是在李朝王統繼起之後。
李公蘊爲李朝的太祖(西元一○一○─一○二八年)，定都于升龍城(今之河內)，改國號稱大越，文治武功，都很卓越。因他幼時受教育于佛教僧侶，曾住于古法寺，他的父親李青雲，亦爲僧統萬幸禅師的弟子，故其親炙佛教，殊爲深刻。當他即位，便賜衣服于僧人。順天元年(西元一○一○年)，诏出府錢二萬缗，于天德府建寺八所，並立碑錄功；又于首都升龍城內，營造宮殿，建築興天禦寺、五鳳星樓，及其他的寺院，城外則創建勝嚴寺、天王寺等的寺院。更下诏諸邑，使之修複寺觀。順天二年，又于城外建四大寺。
佛教由于太祖之保護，便打下了盛大及發展的基礎。而其接受宋朝的影響很大，或迎叁藏教典，或仿宋製，以考試天下百姓而度爲僧，並設戒場以傳授戒法。太祖則親幸建于升龍城內的真教寺，可見其皈依佛教之虔誠了。
第二主太宗(西元一○二八─一○五四年)，他對佛教之崇奉，也不讓于其父。天成四年(西元一○叁一年)之秋，親向無言通系下的禅僧禅老，參學禅
學，同時他也建了好多座的寺院，于寺院落成，便設法會，诏赦天下。前後大赦，計有叁次。又于幹符有道二年(西元一○四一年)十月，命工匠雕刻佛像千余，繪畫佛像千余，製作寶幡萬余，竣工之時，開羅漢會，又行大赦，並免天下稅錢之半。除此之外，尚有許多的佛事，據說由王室饬建的寺觀達九十五幢，因佛事而豁免人民之稅者，先後兩度。最後于西元一○四九年，因夢見觀世音菩薩帶往瞻拜蓮花法座，便敕建延佑寺，該寺仿照蓮花形，建于河內城人造湖中的木柱上，所以俗稱獨柱寺，可惜此寺的叁寶座，已于西元一九五四年法軍將行撤退時，被暗行破壞了。
第叁主聖宗(西元一○五四─一○七二年)，聖宗不但信奉佛教，甚至被越南人形容爲越南的阿育王。當他禦宇之前叁年，宋朝的軍隊初與占城交鋒，奏凱班師後，將俘虜分發各官爲仆役，承受此優待的官僚中，有一僧官，一日因事外出，歸時即見在他的語錄帙上，有被修改的字迹，不禁愕然；經查問之後，始知是一俘虜來的囚兵所爲，此僧官即將事啓奏朝廷，上宣此一囚兵入朝，以佛理诘之，應對如流，至是方知此囚兵乃是中國的一位禅師，法號草堂，因在占城行化而被當作俘虜逮捕了。朝廷即命其入越南僧籍，住于開國寺，大張法筵，並得聖宗之崇敬而執弟子禮。
聖宗信奉佛教而行仁政，嘗于某冬因觀音現身宮中，即以大悲之旨，眷念貧苦民衆，以及獄中囚犯之疾苦，故其每行赈濟及恩赦之盛舉。龍瑞太平叁年(西元一○五六年)，建立崇度報天寺，並築十二層塔，又以銅萬二千斤，鑄造洪鍾，帝親作鍾銘。又因幸寺觀，求後嗣應驗，乃大喜而再行大赦。
同時，在聖宗之際，儒教也開始受到尊崇，于神武二年(西元一○七○年)，敕修文廟，塑周公及孔子等像，並畫七十二賢之像。唯到了仁宗之時，才下诏初設科舉製度，而使儒教獲得了普遍流行于民間之機運。
第四主仁宗(西元一○七二─一一二七年)，仁宗于廣丘叁年(宋哲宗元佑二年，西元一○八七年)擊退宋朝大軍之侵略，又進攻了南方的真臘及占城，並使之來朝納貢，可知此是一位英主。他對佛教也備極崇奉，除了修理許多佛寺，並以枯頭禅師爲國師，參與國政，而與丁黎二朝的匡越大師無異。其他佛事，也不比以前諸王爲差。他在位六十五年，擇才用人，內治外征，實爲李朝的鼎盛時代。
第五主神宗在位十年。
第六主英宗(西元一一叁八─一一七五年)，對于佛教，亦頗崇信，師事毗尼多流支系下的明空禅師，建立了永隆聖福寺，又修理了首都的真教寺。
第七主高宗(西元一一七六─一二一○年)，雖亦皈信佛教，但是此時的國內各地，盜賊蓬起，內亂頻仍，國勢日衰。致到第八主惠宗(西元一二一一─一二二四年)時，饑馑遍野，民生困苦，帝遂因發狂，終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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