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红教的俗弟舍玛尔巴，乃诱廓尔喀(尼泊尔)人入藏，大掠札什伦布。清廷乃命福康安为大将军，由青海入藏，大败廓尔喀兵，藏地又归平静。但经此番平乱之后，清廷在藏的权力大增，将驻藏大臣权力升高，督办一切藏中事务，一切治权，悉操于清廷之手，达赖、班禅只管宗教事宜，对于行政的权力甚微，所以政教乃告分离。此种形式，一直维持到清代末年。
清末以后的西藏政教
到了清末，因为清廷处理不当，赵尔丰激进谋边，以改土归流政策，迫使十三世达赖出亡印度，致为英人所拢，并求英人对抗清廷，清廷遂革除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命驻藏大臣另外访求灵童，以便重立新的达赖，以致世界舆论哗然，西藏与清廷的关系，遂趋恶化。及辛亥革命事起(西元一九一一年)，十三世达赖从印返藏，一面宣布独立，一面派兵进入川边(今之西康省)，直抵康定，企图收复清廷边疆大臣赵尔丰划入中央领土的区域，排斥中朝，采取闭关政策。于是，驻藏大臣的制度中断，北京政府所设驻藏办事长官的新制度，也未能实施于西藏，达赖遂集前藏政教大权于一身。迄民国十三年(西元一九二四年)，十三世达赖与第九世班禅意见不洽，班禅遂由青海到北平，班禅内向中朝，达赖便又恢复了前后藏统一的政教合一制。
当时的中央政府于民国十七年(西元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故于民国十八年(西元一九二九年)派遣北平雍和宫喇嘛贡觉仲尼为慰问专员入藏，十三世达赖亦表欢迎，及贡觉仲尼返京，达赖即派其为西藏驻京总代表，加派楚臣丹增为副代表，在京设立办事处，此为当时政府与西藏关系的初步恢复。到了民国二十八年(西元一九三九年)，由于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大典之后，遂于次年在西藏设立驻藏办事处，此一机构虽不能与清代的驻藏大臣衙门相提并论，但在双方关系的增进上，却极重要。
及抗日战争胜利，当时的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西藏特派一代表团到京庆祝；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制宪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开会，西藏亦派有十人代表出席。民国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行宪的国民大会在南京揭幕，选举总统、副总统，西藏地方及暂时旅居内地的藏族共选出代表二十四人，大部到京出席。然而不久，国共战起，西藏遂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强令中央驻藏人员离藏，于是双方关系先后仅二十年而告中绝。
事实上当时派在西藏的人员，似乎也不理想，有一位在人民解放军进藏之前最后离开西藏的西方人宁康德，在他的《西藏见闻录》第十二节一三三页，就有这样的批评：「席间中国方面的大员陈先生和他的副手刘先生，我冷静客观看来，态度很不好，似乎对藏情根本无有深切研究，自大的气焰，徒使西藏权威们容忍在心里。中国政府派此辈驻藏，何止乎难收相互融洽之功而已。」(陈澄之译，正中版)
第二节 蒙古的佛教
蒙古人及其宗教
《多桑蒙古史》的第一卷开头就说：亚细亚之中部，北有诸山系与西伯利亚为界，南邻高丽、中国、土蕃、细浑(Sihoun)河及里海，西起伏尔加(Volga)，东抵日本海。自太古以来，属于三种人种的游牧民族所居，世人可以通称他们为突厥、为鞑靼(Tatares)、为蒙古、或称东胡、或称女真。这些区别的依据，在语言上较形貌尤为重要。在中国古史中，一律将他们称为北狄，嗣后有匈奴、鲜卑、拓跋、突厥、契丹、女真。此等好战的游牧民族，历代以来，屡为中国之患，由于成吉思汗的出现，竟使世界为之震动。
我们已经说过，中亚游牧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学者间称之为萨满教。据《多桑蒙古史》的记述，鞑靼民族的信仰与迷信，与亚洲北部的其他游牧民族或野蛮民族大都相类，皆承认有一主宰，与天合，名之卅腾格里(Tangri)。崇拜日月山河五行之属。以木或毡制偶像，名为翁刚(Ongon)，悬于帐壁，对之礼拜。以为死亡即由此世渡到彼世，其生活与此世相同。以为灾祸乃因恶鬼为厉，或以供品，或请萨满祓禳。萨满即是此一原始宗教的宗教师，身兼幻术家、解梦者、卜者、星者、医师等诸职，他们自以为各有其亲近的神灵，告诉他们关于过去、现在、未来的秘密。击鼓诵咒，逐渐激昂，以至迷惘，及神灵附身，则舞跃瞑眩，以言吉凶，人生大事皆询此辈巫师，信之甚切。(冯承钧中译本三三页)
在《马可波罗行纪》第六十九章，也记有「鞑靼人之神道」，说：「彼等有神，名称纳赤该(Nacigay)，谓是地神，而保佑其子女、牲畜、田麦者，大受礼敬。各置一神于家，用毡同布制作偶像。」据沙海昂对此的注释说：「据云，彼等信仰一神，是为一切有形无形之物之创造者，对于人类行为施以赏罚。」(冯承钧中译本二四六、二四九页)
「腾格里」是天神的名，「纳赤该」是地神的名，萨满教虽有最高神之天的观念，实则仍是信的多神。到了明神宗万历五年(西元一五七七年)，西藏的黄教传入蒙古，萨满教便被融化而渐失其原有的势力。
忽必烈与西藏红教
成吉思汗叛离辽金而兴起，但是，经过了他四个儿子及两个孙子──窝阔台、朮赤、察合台、拖雷、贵由、蒙哥，八传而至忽必烈，始灭南宋，统一中国，佛教受蒙古人的普遍信仰，也是从元世祖忽必烈的时代开始。在此之前，蒙古人仍多信仰萨满教，且有基督教活动的迹象。
佛教何时始入蒙古？最迟是在元宪宗蒙哥之世。《多桑蒙古史》二卷五章说：蒙哥即位后，命皇弟忽必烈领治漠南汉地民户，以僧海云掌释教事，李志常掌道教事；后又命西番僧那摩为国师，总天下释教。此一「那摩」，应系喇嘛之误，当系萨迦派的第四祖。鲁克黑尔的《威廉旅行记》，也载有蒙哥汗时：「蒙古都城和林，曾来红教喇嘛僧侣。」
又见《多桑蒙古史》三卷一章说：「先是发思巴未至以前，成吉思汗后王二人，曾自土蕃征喇嘛名Sagtcha Pandita(萨迦班智达)者至，命制同类之字母，字未成而喇嘛死。」
足征在忽必烈之前，蒙古已有佛教传入了。不过，在此之前的蒙古诸汗，并不偏尊于某一宗教，由于忽必烈曾到土蕃，故在未即位时已经皈依了佛教，当时的喇嘛们已将佛教信仰自畏兀儿、土蕃而传布于蒙古诸王的营帐中，忽必烈于蒙哥死后，自立为汗，即尊发思巴为帝师，并命制造新字，元世祖至元六年(西元一二六九年)诏令颁行，诏中有谓：「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兀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寖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发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以顺言达事而已。」此对蒙古文化的贡献，极其重大。
忽必烈即位后，仿汉制，建太庙于燕京，至元三年(西元一二六六年)太庙落成，命僧侣做佛事七昼夜，嗣后定为每岁的永式。至元二十二年(西元一二八五年)，又命发思巴等参对勘定汉藏两种藏经的经本，撰成《至元法宝勘同总录》。
南宋亡于至元十七年(西元一二八○年)，元世祖殁于至元三十一年(西元一二九四年)，其次便是元成宗纳麻贺即位。成宗信佛极笃，故有必兰纳识里代帝出家，且受帝命，翻译梵经为蒙文，历仕数代，赐号「普图明广照宏辩三藏国师」。元武宗至大三年(西元一三一○年)，有西藏高僧法光至蒙古，为发思巴所造的蒙古新字加以增订；又有中国及回鹘等地的佛学者，将西藏藏经译出为蒙古文。嗣后历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顺帝，代代崇信西藏佛教。然到明太祖代兴(西元一三六八年)，元顺帝退回他们的老家漠北之后，佛教信仰便在蒙古人之间一时中落，后经百数十年，始由黄教的输入，蒙古佛教遂再度复兴。
黄教的输入
黄教传到蒙古，主要是由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部的阿尔坦汗(《明史称为俺答汗》)，最初入寇中原，后来归服于明穆宗，受封为顺义王，请得金字西藏藏经，又迎喇嘛，教化土民。但其最主要的关键，是在其从甥(表侄)彻辰鸿台吉于征服西藏后，皈依了佛教，并带了一位名叫巴克实的喇嘛回到蒙古。明神宗万历四年(西元一五七六年)谒见俺答汗，并劝其皈信喇嘛教，俺答汗深为嘉许。同时在万历元年(西元一五七三年)俺答汗攻克了哈拉杜尔伯特之际，俘虏藏人，即有阿里克喇嘛，劝他皈依佛教。于是于万历五年(西元一五七七年)，派遣专使入藏，迎请第三世达赖喇嘛琐朗嘉穆错巡锡蒙古，赠「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之称号，并在绥远的归化城，为达赖建立一寺。俺答汗一生征战，从此偃武崇佛，努力文治，且依佛旨，禁止部众杀戮。此为黄教盛行于漠南蒙古(内蒙)之始。
及第三世达赖圆寂，转生第四世，乃为俺答汗曾孙图古隆汗，嗣位法号荣丹嘉穆错，因系蒙古贵胄出身，故亦深获漠北蒙古(外蒙)的爱戴。
外蒙古始有黄教，则为土谢图汗的曾祖阿巴岱汗之功。据清圣祖康熙二十六年(西元一六八七年)喀尔喀部土谢图汗的表文中载：「国内向无佛教，自我曾祖往谒达赖喇嘛，得蒙优礼，赐以瓦察剌赛音汗之号，于是我地佛法，炳如日星。」故在包滋得涅夫(Pozdneyeff)的《蒙古及蒙古人》之中说：「阿巴岱汗为喇嘛教最初弘布于蒙古之人。」阿巴岱汗请第三世达赖的大弟子大慈迈达里呼图克图，于喀尔喀图拉河边的一寺，宣扬佛化，大受蒙古民众的随喜渴仰，因而赠予「大慈诺门汗」或「博硕克图济农」之尊号。
再说西蒙古厄鲁特部的皈依佛教，可能是始于明末。万历四十四年(西元一六一六年)，厄鲁特部诸君长皆皈依喇嘛教，其地区包括科布多、阿尔泰、伊犁、塔尔巴哈台、青海等地；其中准噶尔部的巴图鲁浑台吉等，各以一子出家为僧侣，无子者以同族子为养子而使做喇嘛。准噶尔部的喀尔丹汗，曾入藏为喇嘛，达赖尝授以「博硕克图汗」之称号。同部的策旺阿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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