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坦于入藏袭破拉藏汗之后，亦受达赖所授「宝权大庆王」的称号。并以伊犁河北建固尔札寺，伊犁河南建海努克寺，全境供养僧侣喇嘛达六千多人。
哲布尊丹巴与蒙古佛教
哲布尊丹巴(Rje-btsun dam-pa 至尊宝王)之出现，为外蒙古佛教史上最重要的一环。据称他也是宗喀巴大师的弟子，从史实上说，他实系爵囊派的大学者多罗那他，晚年游化于外蒙，后以爵囊派五祖驻拉萨的大喇嘛改归格鲁派，多罗那他转生即为黄教的哲木尊达尔拉答，哲布尊丹巴之名，即是哲木尊达尔拉答的音转。
他怎么成为库伦活佛的？此一制度，系始于准噶尔部策旺阿拉布坦之建寺供僧，由于该部与清廷为敌，当时禁止他与拉萨的达赖来往，因而他以「西勒图」之名称，请四位大喇嘛坐床，凡遇重大疑难及紧要计策，均向大喇嘛取决，树立了另一系在教权上的威信。后以准噶尔部与喀尔喀部反目，由清圣祖派兵征服，清廷为表优礼蒙古佛教，对喇嘛赐以禅师及国师等号，并建立寺院多起，增封大喇嘛，授予特权。多罗那他游化外蒙之际(即为阿巴岱汗之世，故亦有说多罗那他即是大慈迈达里)，极受喀尔喀部之皈信，并于库伦建寺供养，他也寂于该地。转世再来，适逢清圣祖之世，受封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康熙三十年(西元一六九一年)清圣祖巡幸察哈尔多伦诺尔之际，哲布尊丹巴始被引见满清皇帝。据巴德雷(Baddeley)氏说，他生于明庄烈帝崇祯八年(西元一六三五年)，寂于清世宗雍正元年(西元一七二三年)。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亦载：「康熙三十二年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大喇嘛，于喀尔喀建库伦，广敷黄教。」
由康熙至乾隆之间，哲布尊丹巴颇受清廷优遇，自康熙三十年(西元一六九一年)始见清圣祖之后，直至康熙四十年(西元一七○一年)的十年之间，每年均受召至北京，皇帝赐予各种赏赉，殆有不忍分离之状。康熙六十一年(西元一七二二年)，仍以年迈衰病之身，勉践圣祖七十、九十再聚之约，但他来京之时，圣祖已崩，他谒见帝之梓宫，又追吊其遗迹，第二年即雍正元年(西元一七二三年)，未及返回库伦，他就寂于北京的黄寺。
雍正帝清世宗，本为佛教徒，尤其由于皇考圣祖对哲布尊丹巴轸念极渥，礼遇至隆，圣祖升遐为甲午日，哲布尊丹巴圆寂亦为甲午日，此证均非常人；是以不听理藩院之谏止，世宗亲破例临其棺前吊祭，悬帕供茶，并授「启法哲布尊丹巴喇嘛」之称号；特派大臣护送其遗骸返库伦。
库伦建造之寺院为康熙五年(西元一六六六年)，哲布尊丹巴之经常驻锡库伦，则有谓始于清高宗乾隆六年(西元一七四一年)。乾隆二十二年(西元一七五七年)，哲布尊丹巴于库伦创办札尼特高等宗教学院，由数个学部组成，每一学部分有数个学级，大致设有四个学部：
僧侣学成后，经过一定水准的考试，即由哲布尊丹巴授以学位。因此，库伦既为外蒙政教中心，也是蒙古喇嘛教育的圣地，蒙古各地的僧侣，竞相群集于此。据松筠《绥服纪略》载称：「所谓库伦者城圈也，该地有喇嘛木栅，故名库伦。」
乾隆之初，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来京，旅资加银一万两，并赐于黄色围墙。乾隆十九年(西元一七五四年)，设商卓特巴，职司沙比纳尔等俗事，稍后又设驻库伦办事大臣，对活佛权力稍加限制，并为防其势力过大，命令应向西藏地区觅找其呼毕勒罕。嘉庆帝之对其第四世，道光帝之对其第五世，乃至咸丰帝，虽不及康熙帝之对其第一世，然亦均无显著的抑损之迹。
到了清德宗光绪四年(西元一八七八年)，情形即为之一变，库伦的满洲大臣志刚，废除从来对哲布尊丹巴的三拜九叩礼，并令第八世哲布尊丹巴(西元一八七○─一九二四年)对办事大臣起立迎接，结果由蒙古办事大臣之疏通而使志刚让步。到光绪二十二年(西元一八九六年)，满洲驻库伦的办事大臣桂斌，又要求哲布尊丹巴起立相迎。清末朝廷腐败，对于佛教大为冷落，例如光绪三十四年(西元一九○八年)，川滇边疆大臣赵尔丰，奉旨经略边疆，以为必须破坏喇嘛教势力，以致当时清兵撕毁经卷作为靴底；同年十三世达赖抵北京，觐见及赐宴等，必须行跪拜礼；赵尔丰于清溥仪宣统二年(西元一九一○年)率兵进驻拉萨，逼达赖出亡印度，并革去达赖名号；即在同年，由于库伦的德义勇木铺被抢，办事大臣三多的乘舆为喇嘛掷石，三多拟严罚，哲布尊丹巴欲面见三多，请求稳便了事，三多不允，竟责令赔偿木铺损失，并将犯人送理藩院罚办，同时奏请将掌管俗务及主计的高级喇嘛革职。结果，清朝覆亡，外蒙古亦于民国元年(西元一九一二年)宣布独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于库伦自称皇帝，成立「大蒙古国」，年号「共戴」。
外蒙独立与佛教
民国元年(西元一九一二年)以大总统令宣布，凡效忠民国翼赞共和的蒙古各札萨克王公，均属于大局有功，悉照原有爵位晋升一级，如汗及亲王等已无更高之爵位可晋，则封其一子或一孙。于是到民国四年(西元一九一五年)六月，外蒙古即取消独立，北京政府遂遣使往库伦，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呼图克图汗」，在独立中经哲布尊丹巴晋封的王公爵位，北京政府也予以追认。在政治方面，仍由外蒙古政府自治，故在此一阶段的佛教事业极盛。
到了民国八年(西元一九一九年)，哲布尊丹巴及外蒙古王公，自请北京政府撤销自治，政府遂派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督办外蒙古一切善后，继任者为陈毅。至民国十年(西元一九二一年)二月，白俄恩琴巴龙，攻陷库伦，挟持哲布尊丹巴为外蒙古君主，造成外蒙古不自主的第二次独立。又由外蒙古国民党人苏爱巴图尔，声讨恩琴，得苏联红军之助，于同年七月攻入库伦，建立「蒙古国民政府」政权，仍以哲布尊丹巴为元首。
到民国十三年(西元一九二四年)，第八世哲布尊丹巴突然示寂。外蒙遂在帝国主义者的主导之下，将政府改组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废除政教合一制度，不许寻觅哲布尊丹巴的转生，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改走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废止汗、王公、台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等的尊称及特权；禁止喇嘛参加政治活动，十八岁以下的青年亦不得出家为僧。民国十七年(西元一九二八年)，「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届大会，决议没收寺产，强迫僧侣返俗。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开始对佛教改采温和政策。
可是，外蒙古宪法第八十一条规定，人民有宗教信仰及反对宗教信仰的权利，致使蒙古人民请僧侣唪经者日少，信仰热诚渐衰，自愿出家者亦日减。故在民国六年(西元一九一七年)时的外蒙古，有佛教僧侣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七人，到民国二十一年(西元一九三二年)时，已减为八万二千人。
不过，佛教信仰在外蒙古的潜力，仍不可小视。一九六四年，外蒙古及苏联，还派了佛教代表团，出席了在印度召开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七届大会。
内蒙古的章嘉活佛
章嘉(Lcaṅ-skya)是漠南蒙古(内蒙)的宗教领袖。他的开始，与哲布尊丹巴，几乎是在同时。当清圣祖康熙帝，准内蒙古四十九旗比照外蒙古三部三十九旗，制定王公等各赐银币后，即依内蒙各部君长之请，由西藏迎得第五世达赖的弟子章嘉呼图克图，并为于多伦诺尔建立汇宗寺(东庙或黄寺)，传教于内外蒙各地。
章嘉本为青海人，名叫阿噶旺罗布桑却拉丹，入藏亲近第五世达赖等，求戒求学，成为第十四世章嘉呼图克图。后于康熙二十六年(西元一六八七年)，至燕京谒见清圣祖，康熙四十四年(西元一七○五年)受赐「灌顶普照广慈大国师」之金印。康熙三十七年(西元一六九八年)正月、四十一年(西元一七○二年)正月、四十九年二月(西元一七一○年)，圣祖三度幸行五台山，重修大文殊寺成为内蒙喇嘛教的本山；清世宗雍正五年(西元一七二七年)，帝又发金十万两，为十五世章嘉呼图克图，于汇宗寺之西南建善因寺(西庙或青寺)。乾隆六年(西元一七四一年)清高宗命十五世章嘉及第七世班禅等，将《西藏大藏经》尚未译成蒙古语的丹珠尔部分，续译完成，并且敕令刊行；乾隆二十三年(西元一七五八年)，又命章嘉十五世及庄亲王等，撰定《满汉蒙古西蕃合璧大藏全咒》八十八卷，以及《同文韵统》八卷。
章嘉呼图克图，历世内向，忠贞不渝，经常驻锡之地为多伦、北京、五台山三地。雍正帝在潜邸时，曾就章嘉请示教义；并自言他于禅的造诣，乃得力于章嘉呼图克图。他在康熙年间，着力参禅，偶有省悟，禅僧性音便赞为大悟彻底；帝不自信，叩问章嘉，则不以为然，并更勉帝进步，故雍正帝对章嘉极端信仰，赞章嘉为：「乃真再来人，度大善知识也，梵行精纯，圆通无碍，藩邸清闲，时接茶话者十余载，得其善权方便，因知究竟此事。」(《御选语录》卷一八〈后序文〉)又说, ：「秉质灵异，符验显然；且其教法流行，徒众日广。」(〈雍正帝善因寺御制碑〉)
一九五七年圆寂于台湾台北的第十九世章嘉，自幼即有灵异，据他来台后与汉僧法师们闲中自述，当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之时，慈禧太后张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便问年幼的章嘉活佛，由章嘉指路而逃离脱险；有一次慈禧太后患腹痛不止，要求年幼的章嘉活佛用手按摩，手刚按下，太后的腹痛立止。
清朝结束后，袁世凯又为章嘉于清圣祖所赐的「灌顶普照广慈」之下，加封「宏济光明」四字；至徐世昌，又加「召因阐化」四字；后又有「护国净觉辅教大师」的德号并曾任要职，故于圆寂之后，备极哀荣。
第三节 蒙藏佛教的制度
喇嘛的种类
蒙藏喇嘛教团，在清代以来，由于政教混合的缘故，名称类别亦极为繁复，现在分条列举如下：
(一)职衔的分类有八：1.转世呼图克图，2.转世诺门汗，3.呼图克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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