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紅教的俗弟舍瑪爾巴，乃誘廓爾喀(尼泊爾)人入藏，大掠劄什倫布。清廷乃命福康安爲大將軍，由青海入藏，大敗廓爾喀兵，藏地又歸平靜。但經此番平亂之後，清廷在藏的權力大增，將駐藏大臣權力升高，督辦一切藏中事務，一切治權，悉操于清廷之手，達賴、班禅只管宗教事宜，對于行政的權力甚微，所以政教乃告分離。此種形式，一直維持到清代末年。
清末以後的西藏政教
到了清末，因爲清廷處理不當，趙爾豐激進謀邊，以改土歸流政策，迫使十叁世達賴出亡印度，致爲英人所攏，並求英人對抗清廷，清廷遂革除十叁世達賴喇嘛名號，命駐藏大臣另外訪求靈童，以便重立新的達賴，以致世界輿論嘩然，西藏與清廷的關系，遂趨惡化。及辛亥革命事起(西元一九一一年)，十叁世達賴從印返藏，一面宣布獨立，一面派兵進入川邊(今之西康省)，直抵康定，企圖收複清廷邊疆大臣趙爾豐劃入中央領土的區域，排斥中朝，采取閉關政策。于是，駐藏大臣的製度中斷，北京政府所設駐藏辦事長官的新製度，也未能實施于西藏，達賴遂集前藏政教大權于一身。迄民國十叁年(西元一九二四年)，十叁世達賴與第九世班禅意見不洽，班禅遂由青海到北平，班禅內向中朝，達賴便又恢複了前後藏統一的政教合一製。
當時的中央政府于民國十七年(西元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故于民國十八年(西元一九二九年)派遣北平雍和宮喇嘛貢覺仲尼爲慰問專員入藏，十叁世達賴亦表歡迎，及貢覺仲尼返京，達賴即派其爲西藏駐京總代表，加派楚臣丹增爲副代表，在京設立辦事處，此爲當時政府與西藏關系的初步恢複。到了民國二十八年(西元一九叁九年)，由于吳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達賴坐床大典之後，遂于次年在西藏設立駐藏辦事處，此一機構雖不能與清代的駐藏大臣衙門相提並論，但在雙方關系的增進上，卻極重要。
及抗日戰爭勝利，當時的國民政府還都南京，西藏特派一代表團到京慶祝；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製憲的國民大會在南京開會，西藏亦派有十人代表出席。民國叁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行憲的國民大會在南京揭幕，選舉總統、副總統，西藏地方及暫時旅居內地的藏族共選出代表二十四人，大部到京出席。然而不久，國共戰起，西藏遂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強令中央駐藏人員離藏，于是雙方關系先後僅二十年而告中絕。
事實上當時派在西藏的人員，似乎也不理想，有一位在人民解放軍進藏之前最後離開西藏的西方人甯康德，在他的《西藏見聞錄》第十二節一叁叁頁，就有這樣的批評：「席間中國方面的大員陳先生和他的副手劉先生，我冷靜客觀看來，態度很不好，似乎對藏情根本無有深切研究，自大的氣焰，徒使西藏權威們容忍在心裏。中國政府派此輩駐藏，何止乎難收相互融洽之功而已。」(陳澄之譯，正中版)
第二節 蒙古的佛教
蒙古人及其宗教
《多桑蒙古史》的第一卷開頭就說：亞細亞之中部，北有諸山系與西伯利亞爲界，南鄰高麗、中國、土蕃、細渾(Sihoun)河及裏海，西起伏爾加(Volga)，東抵日本海。自太古以來，屬于叁種人種的遊牧民族所居，世人可以通稱他們爲突厥、爲鞑靼(Tatares)、爲蒙古、或稱東胡、或稱女真。這些區別的依據，在語言上較形貌尤爲重要。在中國古史中，一律將他們稱爲北狄，嗣後有匈奴、鮮卑、拓跋、突厥、契丹、女真。此等好戰的遊牧民族，曆代以來，屢爲中國之患，由于成吉思汗的出現，竟使世界爲之震動。
我們已經說過，中亞遊牧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學者間稱之爲薩滿教。據《多桑蒙古史》的記述，鞑靼民族的信仰與迷信，與亞洲北部的其他遊牧民族或野蠻民族大都相類，皆承認有一主宰，與天合，名之卅騰格裏(Tangri)。崇拜日月山河五行之屬。以木或氈製偶像，名爲翁剛(Ongon)，懸于帳壁，對之禮拜。以爲死亡即由此世渡到彼世，其生活與此世相同。以爲災禍乃因惡鬼爲厲，或以供品，或請薩滿祓禳。薩滿即是此一原始宗教的宗教師，身兼幻術家、解夢者、蔔者、星者、醫師等諸職，他們自以爲各有其親近的神靈，告訴他們關于過去、現在、未來的秘密。擊鼓誦咒，逐漸激昂，以至迷惘，及神靈附身，則舞躍瞑眩，以言吉凶，人生大事皆詢此輩巫師，信之甚切。(馮承鈞中譯本叁叁頁)
在《馬可波羅行紀》第六十九章，也記有「鞑靼人之神道」，說：「彼等有神，名稱納赤該(Nacigay)，謂是地神，而保佑其子女、牲畜、田麥者，大受禮敬。各置一神于家，用氈同布製作偶像。」據沙海昂對此的注釋說：「據雲，彼等信仰一神，是爲一切有形無形之物之創造者，對于人類行爲施以賞罰。」(馮承鈞中譯本二四六、二四九頁)
「騰格裏」是天神的名，「納赤該」是地神的名，薩滿教雖有最高神之天的觀念，實則仍是信的多神。到了明神宗萬曆五年(西元一五七七年)，西藏的黃教傳入蒙古，薩滿教便被融化而漸失其原有的勢力。
忽必烈與西藏紅教
成吉思汗叛離遼金而興起，但是，經過了他四個兒子及兩個孫子──窩闊臺、朮赤、察合臺、拖雷、貴由、蒙哥，八傳而至忽必烈，始滅南宋，統一中國，佛教受蒙古人的普遍信仰，也是從元世祖忽必烈的時代開始。在此之前，蒙古人仍多信仰薩滿教，且有基督教活動的迹象。
佛教何時始入蒙古？最遲是在元憲宗蒙哥之世。《多桑蒙古史》二卷五章說：蒙哥即位後，命皇弟忽必烈領治漠南漢地民戶，以僧海雲掌釋教事，李志常掌道教事；後又命西番僧那摩爲國師，總天下釋教。此一「那摩」，應系喇嘛之誤，當系薩迦派的第四祖。魯克黑爾的《威廉旅行記》，也載有蒙哥汗時：「蒙古都城和林，曾來紅教喇嘛僧侶。」
又見《多桑蒙古史》叁卷一章說：「先是發思巴未至以前，成吉思汗後王二人，曾自土蕃征喇嘛名Sagtcha Pandita(薩迦班智達)者至，命製同類之字母，字未成而喇嘛死。」
足征在忽必烈之前，蒙古已有佛教傳入了。不過，在此之前的蒙古諸汗，並不偏尊于某一宗教，由于忽必烈曾到土蕃，故在未即位時已經皈依了佛教，當時的喇嘛們已將佛教信仰自畏兀兒、土蕃而傳布于蒙古諸王的營帳中，忽必烈于蒙哥死後，自立爲汗，即尊發思巴爲帝師，並命製造新字，元世祖至元六年(西元一二六九年)诏令頒行，诏中有謂：「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製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兀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寖興，而字書有阙，于一代製度，實爲未備，故特命國師發思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以順言達事而已。」此對蒙古文化的貢獻，極其重大。
忽必烈即位後，仿漢製，建太廟于燕京，至元叁年(西元一二六六年)太廟落成，命僧侶做佛事七晝夜，嗣後定爲每歲的永式。至元二十二年(西元一二八五年)，又命發思巴等參對勘定漢藏兩種藏經的經本，撰成《至元法寶勘同總錄》。
南宋亡于至元十七年(西元一二八○年)，元世祖殁于至元叁十一年(西元一二九四年)，其次便是元成宗納麻賀即位。成宗信佛極笃，故有必蘭納識裏代帝出家，且受帝命，翻譯梵經爲蒙文，曆仕數代，賜號「普圖明廣照宏辯叁藏國師」。元武宗至大叁年(西元一叁一○年)，有西藏高僧法光至蒙古，爲發思巴所造的蒙古新字加以增訂；又有中國及回鹘等地的佛學者，將西藏藏經譯出爲蒙古文。嗣後曆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順帝，代代崇信西藏佛教。然到明太祖代興(西元一叁六八年)，元順帝退回他們的老家漠北之後，佛教信仰便在蒙古人之間一時中落，後經百數十年，始由黃教的輸入，蒙古佛教遂再度複興。
黃教的輸入
黃教傳到蒙古，主要是由于內蒙古鄂爾多斯部的阿爾坦汗(《明史稱爲俺答汗》)，最初入寇中原，後來歸服于明穆宗，受封爲順義王，請得金字西藏藏經，又迎喇嘛，教化土民。但其最主要的關鍵，是在其從甥(表侄)徹辰鴻臺吉于征服西藏後，皈依了佛教，並帶了一位名叫巴克實的喇嘛回到蒙古。明神宗萬曆四年(西元一五七六年)谒見俺答汗，並勸其皈信喇嘛教，俺答汗深爲嘉許。同時在萬曆元年(西元一五七叁年)俺答汗攻克了哈拉杜爾伯特之際，俘虜藏人，即有阿裏克喇嘛，勸他皈依佛教。于是于萬曆五年(西元一五七七年)，派遣專使入藏，迎請第叁世達賴喇嘛瑣朗嘉穆錯巡錫蒙古，贈「聖識一切瓦齊爾達賴喇嘛」之稱號，並在綏遠的歸化城，爲達賴建立一寺。俺答汗一生征戰，從此偃武崇佛，努力文治，且依佛旨，禁止部衆殺戮。此爲黃教盛行于漠南蒙古(內蒙)之始。
及第叁世達賴圓寂，轉生第四世，乃爲俺答汗曾孫圖古隆汗，嗣位法號榮丹嘉穆錯，因系蒙古貴胄出身，故亦深獲漠北蒙古(外蒙)的愛戴。
外蒙古始有黃教，則爲土謝圖汗的曾祖阿巴岱汗之功。據清聖祖康熙二十六年(西元一六八七年)喀爾喀部土謝圖汗的表文中載：「國內向無佛教，自我曾祖往谒達賴喇嘛，得蒙優禮，賜以瓦察剌賽音汗之號，于是我地佛法，炳如日星。」故在包滋得涅夫(Pozdneyeff)的《蒙古及蒙古人》之中說：「阿巴岱汗爲喇嘛教最初弘布于蒙古之人。」阿巴岱汗請第叁世達賴的大弟子大慈邁達裏呼圖克圖，于喀爾喀圖拉河邊的一寺，宣揚佛化，大受蒙古民衆的隨喜渴仰，因而贈予「大慈諾門汗」或「博碩克圖濟農」之尊號。
再說西蒙古厄魯特部的皈依佛教，可能是始于明末。萬曆四十四年(西元一六一六年)，厄魯特部諸君長皆皈依喇嘛教，其地區包括科布多、阿爾泰、伊犁、塔爾巴哈臺、青海等地；其中准噶爾部的巴圖魯渾臺吉等，各以一子出家爲僧侶，無子者以同族子爲養子而使做喇嘛。准噶爾部的喀爾丹汗，曾入藏爲喇嘛，達賴嘗授以「博碩克圖汗」之稱號。同部的策旺阿拉布…
《西藏佛教史(聖嚴法師)》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