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继有人。在此之前，藏土尚无律制的僧伽，所以此为西藏僧制建立的滥觞。由于寂护及印度请来的二十位持律比丘，出家戒均采用小乘根本说一切有部所传，因而西藏的比丘律，迄今仍然沿用说一切有部的律藏。
据望月氏《佛教大辞典》三六一三至三六一四页称，在此期间，另有寂护的弟子迦摩罗什罗(莲华戒 Kamalaśīa)及毗庐遮那罗怯怛(Vairocana-raksita)等，应聘自印度入藏，从事翻经，宣扬佛教。其中特别是迦摩罗什罗，着有《中道庄严释》等六种论书，鼓吹中观思想，并与中国的大乘和尚辩论而获全胜。毗卢遮那罗怯怛着有《八苦分偈》及《发信明灯》等书，并与湿连怛罗菩提(Surê-ndrabodhi)共同译出《华严经》，以扬显教。
从译存于藏文藏经丹珠尔论部的觉密与吃[口*栗]双提赞王及臣庶函件中，知道当时本可延致印藏英才如遍照(Vairocana)、龙幢(Klu-yi-rgyal-mtshan)、智军等入藏土，但以藏王过于持重，致未成行。
又据金山正好的《东亚佛教史》一八一页称：在此期间，另有印度学者毗摩罗弥多罗(Vimalamitra)及西藏学者曲其南巴(Chos-Kyi Snan-ba)等译出佛典；巴尔丘拘(Dpal-brtsegs)等撰写译经目录，迦湿弥罗的耆那弥多罗，规定了僧制。由于这些大德的努力，佛法便迈向于隆盛之途。
拉萨的论争
在此时期，因了汉僧及梵僧的会集西藏，彼此所学的渊源又不尽相同，所以发生了摩擦。汉僧在藏讲学的时间较久，其时势力颇盛，为领袖者被称为大乘和尚(Mahāyāna Hoa-Śan)。)。据《西藏佛学原论》二二页至二三页说：「其人持说，近似禅宗，以为直指人心乃得开示佛性，依教修行均唐劳耳。以是流于放逸，全无操持。此与寂护新建律仪之宗教，适相乖违，诤论嚣然，久莫能决。时寂护弟子莲华戒来藏，精通中道，雅善因明。于是藏王集众，使两家议论，定是非。莲华戒陈词破难，和尚无以应答，遂放还汉土，自此藏土中观之学，遂代禅教而兴矣。」
此在西藏佛教史上，是有名的「拉萨之论争」，起于唐德宗贞元八年(西元七九二年)，大乘和尚一若中国传统的型范，主张大而化之的顿悟直指，贬斥思虑分别的教义演绎。可是，顿悟直指之法门，只合于心领神会的默照点破，若要拿到论场去争一个高低，就派不到用处了。至于印度来的寂护弟子莲华戒，恰好是从辩论的环境中长成的，印度佛教，自世亲、僧护以下，无不注重论辩的技巧，莲华戒精通因明的的论法，所以用他得意的论法，判断正误，善守善攻，组织紧密，无懈可击。结果，大乘和尚的败北，乃是必然的下场。
不过，根据近代学者的研究，当时的大乘和尚虽在论场上败下阵来，禅宗的影响并未因此即在西藏消灭。因为由西藏的历史书中，对于禅宗也有记载，知道达摩大师的禅，是源于摩诃迦叶，从达摩数到大乘和尚，则为第七祖。(见中村元《西藏人的思惟方法》一○二页所引)
从此之后，西藏的佛教，即以印度晚期主知的佛教为主流。论理的性格极强，对因明论书的翻译，竟达六十六种，其中有六十三种未被译成汉文，可见汉藏佛教之间的偏重与偏轻之所在了。
第四节 佛教的隆盛与破灭
徕巴赡王与甥舅碑
吃[口*栗]双提赞王时代，佛教虽已盛大，然其仍为草创阶段，例如传译经籍，多恃口传而无写本，改易脱落，势所难免，有待改订之处甚多。而且当时的入藏诸师，体多衰迈，不胜繁剧。但是这位第三十五世的藏王，对佛教的贡献之大，及其武功之盛，已超过前代诸王，故为西藏人奉为转轮圣王，且以为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可是，再传三世，到三十八世藏王之际，始臻于前传佛教的巅峰。
这位三十八世藏王，便是吃[口*栗]徕巴赡(Khri-ral-pa-can)，他的在位年代是唐宪宗元和十一年(或元和十二年)至唐武帝会昌元年(西元八一六〔或八一七〕─八四一年)。当他即位之初，尝寇中国边境而获胜利；和平解决之时，汉藏双方曾两度结盟立碑，第二度所立的「甥舅联盟碑」，即在徕巴赡王之世，那是唐穆宗长庆元年(西元八二一年)，一说是长庆二年(西元八二二年)。当时所立石碑，现仍存于拉萨，唯以年代久远，字迹已剥蚀不可辨认，现将竺竹君抄自英伦皇家博物馆的两座碑文之一的古抄本，照录于下，用供参考：
大唐文武孝德皇帝，大蕃圣神赞普，甥舅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契约，永无沦替。神人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是以盟大节留传知于后也。文武孝德皇帝与神赞普德之黎赞升下，二圣睿哲，鸿被晓之。今永化亨矜愍之情，恩覆其无内外，商议计同，务令万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远大治之绩。兹观同心，以伸邻好之义，共成厥美。令蕃汉二国所守见官封疆。洮岷之东，大唐国界，其塞之西，尽是大蕃土地，彼此不为杀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封疆或有积阻，捉生问事，设给以衣粮放归。令社稷山川无扰，各敬人神。然舅甥相好之义，苦难每须通传，彼此相倚，二国常相往来，两路所差，唐差蕃使，并于将军谷交马。其洮岷之东，大唐供应；清水县之西，大蕃供应。须令甥舅亲近之体，使两界烟尘不闻，同扬盛德之名，频无惊恐之虑。行人撤备，乡土俱安。礼无相扰之犯，垂恩万代，则称羡之声，遍于日月所照矣。蕃于蕃国受安，汉亦于汉国受乐，兹合其大业耳。各依此盟誓，永不移易。当三宝及诸圣日月星辰之下，且陈形俱为盟。设此大誓约，如有不依此誓，蕃汉背约破盟者，来其祸殃也。倘倾覆以及动阴者，不在破盟之限。蕃汉君臣并稽首告立，周细为文。二君之德，万载称扬，内外蒙庥，人民咸颂矣。 (见于西元一九六五年《星期杂志》七五期)
碑文中有对「三宝」盟誓的记载，足征此王虔信佛教。据说他对三宝的恭敬，甚至用他自己的头发，剪下制成坐具，奉献僧宝为座，所以因此而得了徕巴赡之名，此名含有「有发」之意。由他的虔诚提倡，西藏佛教及其翻译事业，便进入一个新的里程。
译经事业
徕巴赡王有鉴于历来译成的佛典，未臻完美，故派使者往印度广事体请延揽，并集藏土英俊，从事协助。于是群贤毕集，印度学者有胜友(Jina-mitra)、戒帝觉(Surendra-bodhi)、施戒(Dāna-śila)、觉友(Bodhi-mitra)、吉祥帝觉(Śilendra-bodhi)、喜庆戒(Ananta-Śīla)、金刚戒(Vijaya-Śila) 等有名可考者不下二十人。西藏学者则有宝护、法性戒、智军等人，共计著名者总在三十人以上。
他们是采用严格组织的译场制度。尚未开译前，首先厘正译语，凡为前代未经译传或译不雅训的，均加补订。乃就大小乘诸典所出各种名及字，审定其译语结构，悉使与文法吻合；遇有难解的，便分析其用语，以因明论法加以解释后，再作为记录；若有不能说明的，则随其语性之所适，用意译翻出来后，再修饰其藏文的用字；若有已经适如原意而定名者，也在文字方面，加以精炼。由此厘定名和字而编纂成书，那便是有名的梵藏对照大辞汇，叫作《翻译名义大集》(梵名Mahāvyutpatti)。
胜友等完成了这部《翻译名义大集》之后，奏请藏王颁行，便用以校补经部的各种旧译本，自《大般若经》初分及三四分等，依次出经极多。论部则增译大乘要籍，例如众所熟知的龙树、提婆、马鸣、弥勒、无着、世亲诸大师的论著，因而悉见流布于藏土，现存《西藏大藏经》中的显乘要籍，大半系由此时译出，间有旧本亦经校订。
在此时期，佛教虽屡经提倡，传统的棒教势力仍强，且影响于佛教之处极多。经寂护创建以来的僧制，不但未能够普及，反受习俗感染，戒律濒于废弛。此时为谋根本改革，一方限禁密教典籍的传译，以杜传统的神鬼信仰，藉密教的流布而使佛教腐败；一方则创行完密的戒律，故从印度通行之说一切有部，译出全数戒本毗奈耶十七事及其律论，作为整顿僧制的准绳。
当时译出的大乘经中，主要者有《法华经》、《阿弥陀经》、《华严经》、《维摩经》、《大日经》等。至于论典，可以现存于《西藏大藏经》中的部数做一对比，现抄吕澄《西藏佛学原论》二五页所列的一表如下：
喇嘛及厚供
徕巴赡王之世，由僧制的整顿进展到僧阶的确定，王室将僧位区分为师弟三等，自上而下即是喇嘛、禅修、弟子。喇嘛的原意为上师或长老，此到本书第六章另详。师弟三等，均由政府供养，规定民间：「以五户之租，岁给一僧，俾得安心修道，不事旁务，而僧伽律仪，自趋整肃。」(《西藏佛学原论》二六页)；一说：「每人予平民七户，供衣食之资。」(章嘉《西藏佛教略史》)如此供僧的规定，固见藏王的虔敬，但也不难窥知人民的负荷之重。
因此，史中虽称：「由是藏地全境，俱享康乐。」(章嘉《西藏佛教略史》)但在民间，亦不免有些怨言，于是虔敬僧宝的藏王，便下诏书：「人民严禁蔑视圣僧并指摘嘲笑。今后如有犯此者，应挖其目，切断其指。」(陈天鸥《喇嘛教史略》一七页)如其属实，则用刑罚来禁民众辱僧，此一办法的本身，就已该受检讨。由此引起国民的不满，再加上传统棒教信仰者的仇视，遂有弒王灭佛的大悲剧产生。
但是，这位护法的君王，确以轮王的政治，化治藏民，用十善业道教导人民，同时也能以身作则。人民受惠，必系事实。又例如采用唐朝的大衍历法，创始国家的史记，均为伟大的措施。唯其当时的诸大译师，所学皆宗印度的晚期佛学，师法精严，由七众律仪，益以瑜伽菩萨大戒；次及五明，而为大乘之集成，次第井然…
《西藏佛教史(圣严法师)》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