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繼有人。在此之前，藏土尚無律製的僧伽，所以此爲西藏僧製建立的濫觞。由于寂護及印度請來的二十位持律比丘，出家戒均采用小乘根本說一切有部所傳，因而西藏的比丘律，迄今仍然沿用說一切有部的律藏。
據望月氏《佛教大辭典》叁六一叁至叁六一四頁稱，在此期間，另有寂護的弟子迦摩羅什羅(蓮華戒 Kamalaśīa)及毗廬遮那羅怯怛(Vairocana-raksita)等，應聘自印度入藏，從事翻經，宣揚佛教。其中特別是迦摩羅什羅，著有《中道莊嚴釋》等六種論書，鼓吹中觀思想，並與中國的大乘和尚辯論而獲全勝。毗盧遮那羅怯怛著有《八苦分偈》及《發信明燈》等書，並與濕連怛羅菩提(Surê-ndrabodhi)共同譯出《華嚴經》，以揚顯教。
從譯存于藏文藏經丹珠爾論部的覺密與吃[口*栗]雙提贊王及臣庶函件中，知道當時本可延致印藏英才如遍照(Vairocana)、龍幢(Klu-yi-rgyal-mtshan)、智軍等入藏土，但以藏王過于持重，致未成行。
又據金山正好的《東亞佛教史》一八一頁稱：在此期間，另有印度學者毗摩羅彌多羅(Vimalamitra)及西藏學者曲其南巴(Chos-Kyi Snan-ba)等譯出佛典；巴爾丘拘(Dpal-brtsegs)等撰寫譯經目錄，迦濕彌羅的耆那彌多羅，規定了僧製。由于這些大德的努力，佛法便邁向于隆盛之途。
拉薩的論爭
在此時期，因了漢僧及梵僧的會集西藏，彼此所學的淵源又不盡相同，所以發生了摩擦。漢僧在藏講學的時間較久，其時勢力頗盛，爲領袖者被稱爲大乘和尚(Mahāyāna Hoa-Śan)。)。據《西藏佛學原論》二二頁至二叁頁說：「其人持說，近似禅宗，以爲直指人心乃得開示佛性，依教修行均唐勞耳。以是流于放逸，全無操持。此與寂護新建律儀之宗教，適相乖違，诤論囂然，久莫能決。時寂護弟子蓮華戒來藏，精通中道，雅善因明。于是藏王集衆，使兩家議論，定是非。蓮華戒陳詞破難，和尚無以應答，遂放還漢土，自此藏土中觀之學，遂代禅教而興矣。」
此在西藏佛教史上，是有名的「拉薩之論爭」，起于唐德宗貞元八年(西元七九二年)，大乘和尚一若中國傳統的型範，主張大而化之的頓悟直指，貶斥思慮分別的教義演繹。可是，頓悟直指之法門，只合于心領神會的默照點破，若要拿到論場去爭一個高低，就派不到用處了。至于印度來的寂護弟子蓮華戒，恰好是從辯論的環境中長成的，印度佛教，自世親、僧護以下，無不注重論辯的技巧，蓮華戒精通因明的的論法，所以用他得意的論法，判斷正誤，善守善攻，組織緊密，無懈可擊。結果，大乘和尚的敗北，乃是必然的下場。
不過，根據近代學者的研究，當時的大乘和尚雖在論場上敗下陣來，禅宗的影響並未因此即在西藏消滅。因爲由西藏的曆史書中，對于禅宗也有記載，知道達摩大師的禅，是源于摩诃迦葉，從達摩數到大乘和尚，則爲第七祖。(見中村元《西藏人的思惟方法》一○二頁所引)
從此之後，西藏的佛教，即以印度晚期主知的佛教爲主流。論理的性格極強，對因明論書的翻譯，竟達六十六種，其中有六十叁種未被譯成漢文，可見漢藏佛教之間的偏重與偏輕之所在了。
第四節 佛教的隆盛與破滅
徕巴贍王與甥舅碑
吃[口*栗]雙提贊王時代，佛教雖已盛大，然其仍爲草創階段，例如傳譯經籍，多恃口傳而無寫本，改易脫落，勢所難免，有待改訂之處甚多。而且當時的入藏諸師，體多衰邁，不勝繁劇。但是這位第叁十五世的藏王，對佛教的貢獻之大，及其武功之盛，已超過前代諸王，故爲西藏人奉爲轉輪聖王，且以爲是文殊菩薩的化身。可是，再傳叁世，到叁十八世藏王之際，始臻于前傳佛教的巅峰。
這位叁十八世藏王，便是吃[口*栗]徕巴贍(Khri-ral-pa-can)，他的在位年代是唐憲宗元和十一年(或元和十二年)至唐武帝會昌元年(西元八一六〔或八一七〕─八四一年)。當他即位之初，嘗寇中國邊境而獲勝利；和平解決之時，漢藏雙方曾兩度結盟立碑，第二度所立的「甥舅聯盟碑」，即在徕巴贍王之世，那是唐穆宗長慶元年(西元八二一年)，一說是長慶二年(西元八二二年)。當時所立石碑，現仍存于拉薩，唯以年代久遠，字迹已剝蝕不可辨認，現將竺竹君抄自英倫皇家博物館的兩座碑文之一的古抄本，照錄于下，用供參考：
大唐文武孝德皇帝，大蕃聖神贊普，甥舅二主商議社稷如一，結立大和契約，永無淪替。神人俱以證知，世世代代使其稱贊，是以盟大節留傳知于後也。文武孝德皇帝與神贊普德之黎贊升下，二聖睿哲，鴻被曉之。今永化亨矜愍之情，恩覆其無內外，商議計同，務令萬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遠大治之績。茲觀同心，以伸鄰好之義，共成厥美。令蕃漢二國所守見官封疆。洮岷之東，大唐國界，其塞之西，盡是大蕃土地，彼此不爲殺敵，不舉兵革，不相侵謀。封疆或有積阻，捉生問事，設給以衣糧放歸。令社稷山川無擾，各敬人神。然舅甥相好之義，苦難每須通傳，彼此相倚，二國常相往來，兩路所差，唐差蕃使，並于將軍谷交馬。其洮岷之東，大唐供應；清水縣之西，大蕃供應。須令甥舅親近之體，使兩界煙塵不聞，同揚盛德之名，頻無驚恐之慮。行人撤備，鄉土俱安。禮無相擾之犯，垂恩萬代，則稱羨之聲，遍于日月所照矣。蕃于蕃國受安，漢亦于漢國受樂，茲合其大業耳。各依此盟誓，永不移易。當叁寶及諸聖日月星辰之下，且陳形俱爲盟。設此大誓約，如有不依此誓，蕃漢背約破盟者，來其禍殃也。倘傾覆以及動陰者，不在破盟之限。蕃漢君臣並稽首告立，周細爲文。二君之德，萬載稱揚，內外蒙庥，人民鹹頌矣。 (見于西元一九六五年《星期雜志》七五期)
碑文中有對「叁寶」盟誓的記載，足征此王虔信佛教。據說他對叁寶的恭敬，甚至用他自己的頭發，剪下製成坐具，奉獻僧寶爲座，所以因此而得了徕巴贍之名，此名含有「有發」之意。由他的虔誠提倡，西藏佛教及其翻譯事業，便進入一個新的裏程。
譯經事業
徕巴贍王有鑒于曆來譯成的佛典，未臻完美，故派使者往印度廣事體請延攬，並集藏土英俊，從事協助。于是群賢畢集，印度學者有勝友(Jina-mitra)、戒帝覺(Surendra-bodhi)、施戒(Dāna-śila)、覺友(Bodhi-mitra)、吉祥帝覺(Śilendra-bodhi)、喜慶戒(Ananta-Śīla)、金剛戒(Vijaya-Śila) 等有名可考者不下二十人。西藏學者則有寶護、法性戒、智軍等人，共計著名者總在叁十人以上。
他們是采用嚴格組織的譯場製度。尚未開譯前，首先厘正譯語，凡爲前代未經譯傳或譯不雅訓的，均加補訂。乃就大小乘諸典所出各種名及字，審定其譯語結構，悉使與文法吻合；遇有難解的，便分析其用語，以因明論法加以解釋後，再作爲記錄；若有不能說明的，則隨其語性之所適，用意譯翻出來後，再修飾其藏文的用字；若有已經適如原意而定名者，也在文字方面，加以精煉。由此厘定名和字而編纂成書，那便是有名的梵藏對照大辭彙，叫作《翻譯名義大集》(梵名Mahāvyutpatti)。
勝友等完成了這部《翻譯名義大集》之後，奏請藏王頒行，便用以校補經部的各種舊譯本，自《大般若經》初分及叁四分等，依次出經極多。論部則增譯大乘要籍，例如衆所熟知的龍樹、提婆、馬鳴、彌勒、無著、世親諸大師的論著，因而悉見流布于藏土，現存《西藏大藏經》中的顯乘要籍，大半系由此時譯出，間有舊本亦經校訂。
在此時期，佛教雖屢經提倡，傳統的棒教勢力仍強，且影響于佛教之處極多。經寂護創建以來的僧製，不但未能夠普及，反受習俗感染，戒律瀕于廢弛。此時爲謀根本改革，一方限禁密教典籍的傳譯，以杜傳統的神鬼信仰，藉密教的流布而使佛教腐敗；一方則創行完密的戒律，故從印度通行之說一切有部，譯出全數戒本毗奈耶十七事及其律論，作爲整頓僧製的准繩。
當時譯出的大乘經中，主要者有《法華經》、《阿彌陀經》、《華嚴經》、《維摩經》、《大日經》等。至于論典，可以現存于《西藏大藏經》中的部數做一對比，現抄呂澄《西藏佛學原論》二五頁所列的一表如下：
喇嘛及厚供
徕巴贍王之世，由僧製的整頓進展到僧階的確定，王室將僧位區分爲師弟叁等，自上而下即是喇嘛、禅修、弟子。喇嘛的原意爲上師或長老，此到本書第六章另詳。師弟叁等，均由政府供養，規定民間：「以五戶之租，歲給一僧，俾得安心修道，不事旁務，而僧伽律儀，自趨整肅。」(《西藏佛學原論》二六頁)；一說：「每人予平民七戶，供衣食之資。」(章嘉《西藏佛教略史》)如此供僧的規定，固見藏王的虔敬，但也不難窺知人民的負荷之重。
因此，史中雖稱：「由是藏地全境，俱享康樂。」(章嘉《西藏佛教略史》)但在民間，亦不免有些怨言，于是虔敬僧寶的藏王，便下诏書：「人民嚴禁蔑視聖僧並指摘嘲笑。今後如有犯此者，應挖其目，切斷其指。」(陳天鷗《喇嘛教史略》一七頁)如其屬實，則用刑罰來禁民衆辱僧，此一辦法的本身，就已該受檢討。由此引起國民的不滿，再加上傳統棒教信仰者的仇視，遂有弒王滅佛的大悲劇産生。
但是，這位護法的君王，確以輪王的政治，化治藏民，用十善業道教導人民，同時也能以身作則。人民受惠，必系事實。又例如采用唐朝的大衍曆法，創始國家的史記，均爲偉大的措施。唯其當時的諸大譯師，所學皆宗印度的晚期佛學，師法精嚴，由七衆律儀，益以瑜伽菩薩大戒；次及五明，而爲大乘之集成，次第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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