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廿五日雍州长安县人在敬善寺附近造阿弥陀佛像一龛，等等。

　　 有这么多的皇亲国戚、政府官吏、乃至普通百姓从西京长安来到洛阳龙门开窟造像，大修功德，我们可以想象与此同时，也必然会有许多长安一带的能工巧匠、佛门大德将长安城的造像模式带往洛阳，大体再现于龙门的佛窟之中。下面我们看看龙门究竟有哪些实物能够表现出长安一带的造像样式。

　　 龙门石窟的窟形大致有马蹄形的平面、穹窿形或平　顶、在正壁前有的设坛　雕一铺主像；马蹄形、穹窿顶的窟室，环正、左、右三壁凿出倒凹字形坛床，在坛床上布置一铺列像；以及方形或长方形的平顶窟室、在正左右三壁前设一铺造像等几种。它们分别流行在高宗、武则天、中宗至玄宗时期。这些窟形在陕西的甘泉县与洛川县唐代石窟中都是存在着的，与长安地区差异较大的，是没有中心柱窟。彬县大佛寺第２、３、５号窟虽有倒凹字形的坛床，但坛上的雕像是分为三组来布置的，以表现三世佛的题材内容，属于北朝以来的遗风，与龙门龙华寺、八作司洞等窟三壁前各有一尊主佛像的作法有相近之处，而与奉先寺、极南洞、二莲花南北洞的坛上列像呈一组的形式有所不同。彬县大佛寺的大佛洞在造像的布置上虽与龙门高宗期的无坛唐窟如宾阳北洞、敬善寺洞　有相近之处，但窟顶的横向人字披及大佛身后开环形甬道的作法也不见于龙门。龙门东山的擂鼓台中洞与南洞的地面中部凿有方形的矮台，与彬县大佛寺第４、７号窟有相似之处，但后者又没有象前者那样在窟室壁面开雕众多的造像。所以，如果从这些比较大的方面来看，长安与洛阳两地是既有共同性，也有彼此间的差异性。陕北地区现有的初唐窟形与龙门的共性较多，而洛阳地区如果要引进长安一带的佛教艺术样式，它们更多的取材方向应该是在长安城中的各大寺院，石窟洞内的布置也基本是反映寺院殿堂内景的一个侧面而已。陕北的几处初唐洞窟形制，虽比现存的龙门同类型洞窟的时间为晚，但似乎也能够说明长安一带洞窟样式或者是殿堂内的造像排列形式　的向北扩散与东都洛阳对于这些样式布局的引进。如果我们再缩小一下视线，就会看到两地之间更多的相似与相同之处了。

　　 首先，彬县大佛寺以及长安一带的造像内容与组合，基本都在龙门唐窟中出现了，除了象大佛洞第３９龛那样以胡跪姿势的供养菩萨为二胁侍，以及洛川县寺家河石窟造像中的八大菩萨、辟支佛等之外，大佛洞第７１龛的四倚坐佛内容，在龙门破洞中则有二倚坐佛像、三倚坐佛像，在万佛洞的窟门侧壁还有高宗永隆元年６８０　处贞造的五百躯倚坐弥勒佛像；类似于彬县大佛寺第７号窟在门外雕造二力士与二狮子的作法，则可见于龙门永隆元年十一月三十日完工的万佛洞，武周时期开凿的龙华寺洞等，还有许多小洞窟也有这种布置。从万佛洞与龙华寺洞门外的蹲狮姿势来看，和彬县大佛寺第７号窟门外东侧的蹲狮很相似。龙门唐窟更多的则是门外二力士各守一侧的作法；类似于西安慈恩寺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与《同序记碑》底座上的伎乐人物，在龙门万佛洞、奉南洞、八作司洞、龙华寺洞、极南洞、二莲花洞等处都可以见到，它们多出现在倒凹字形坛床的表面，一般是二位舞伎配以众多的乐伎；西安宝庆寺造像在主佛头顶装饰树冠的作法，虽没有在龙门石窟中得以流行，却也能在少数小龛中见到，如奉先寺右弟子与菩萨像之间的二小龛。

　　 其次，长安地区所出现的初唐佛教造像题材，在龙门石窟中也几乎都有表现，但在比例方面略有不同。以彬县大佛寺为例，从石窟中的题记来看，释迦的题材占有较大的比重，而在龙门则是以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彬县大佛寺千佛洞造等身佛、菩萨像的思想，在龙门石窟中也有表现：如高宗永徽元年６５０　五月五日樊庆在老龙洞造的等身救苦观世音像；长安四年７０４　四月八日中大夫洛州长史薛季昶在老龙洞造的等身观世音菩萨像；开元三年７１５　秘书少监韦利器等在老龙洞附近造的大弥陀等身像一铺。还有许多与真人基本等高的佛或菩萨立像，虽没有题记保存下来，但也应该属于等身像的内容，如分布在奉先寺大像之间的为数众多的立佛像，大约是唐玄宗开元年间的作品；东山万佛沟中户部侍郎卢徵于唐德宗贞元七年７９１　造的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立像等。

　　 再者，从造像的个体而言，长安与洛阳两地相互穿插的共同性就更多了。在唐太宗时期，龙门的造像活动主要集中在宾阳南洞，正壁的一组大像仍过多地保留着隋代的风格，特别是两身胁侍立菩萨，与彬县大佛寺的大佛洞相比要显得落后一些，但主佛头后的头光装饰雕刻却是贞观时期比较先进的样式。宾阳南洞主佛左肩垂一带下束袈裟的样式与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藏的永徽元年石坐佛像完全相同，也多见于山东地区的隋和初唐结跏趺坐佛身上，却没有在西安地区发现，对此，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曾布川宽先生认为这种样式是由山东传入的，但如果从造像的体型来看，与彬县大佛寺第一阶段唐太宗时期的结跏趺坐佛像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龙门石窟贞观纪年的立菩萨像与彬县大佛寺第一阶段的立菩萨也多有相近的地方，如彬县大佛寺第２号窟立菩萨与龙门老龙洞贞观二十一年６４７　四月七日新息县令田弘道造的二躯立菩萨像间的相似性。所不同的是，龙门此时的立菩萨多饰帔帛交叉于膝间，而彬县大佛寺第一阶段的立菩萨则是将帔帛在腹下环绕两周。

　　 龙门石窟高宗期的造像集中在宾阳洞区、敬善寺区、万佛洞至奉先寺区内。这一时期的结跏趺坐佛像绝大多数是著双领下垂式大衣或褒衣博带式　，很少有著右袒式大衣者；大衣包裹双腿一般不显外形，衣纹疏密有秩，略具有写实感，下坐八角形束腰座，大衣下摆披覆于宝座上部，如龙门敬善寺洞主佛、韩氏洞主佛、双窑北洞主佛、万佛洞主佛等，这些在彬县大佛寺第二阶段的结跏趺坐佛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形象。二弟子的身躯都是直立着的，彬县大佛寺第二阶段的弟子也是如此。龙门高宗期的立菩萨多为身材修长窈窕，与大佛寺第二阶段晚期立菩萨有相似之处，但其帔帛于腹下环绕两周，并加饰有长璎珞的作法，却不是长安地区流行的。而清明寺窟口南侧仪凤三年６７８　比丘尼八正造的二立菩萨，在身段与装饰方面，则与大佛寺大佛洞中第２５龛等第二阶段早期立菩萨像有惊人的相似性。宾阳北洞主佛出露双足，清明寺洞主佛以大衣包裹双足显露外形，潜溪寺洞主佛与王元轨洞主佛仅露右足，在高宗时期的龙门石窟中属于个别现象，同样在长安地区也并不流行。

　　 在武则天执政时期，特别是在武周朝中，龙门的造像发生了一些变化。佛像的服装以通肩式与双领下垂式及褒衣博带式　并用流行，身表的衣纹仍然是疏密有秩的，宝座重点发展了圆形束腰座，大衣包裹双足显露外形的作法越来越多了，如永昌元年６８９　三月八日起手的北市香行社龛主佛、北市丝行龛南侧洞的北壁捧钵药师坐像、高平郡王洞壁间的小坐佛像、二莲花南洞主佛、空寂洞主佛、五佛洞主佛等。这些佛像虽以大衣包裹双足，但大衣显得并不十分贴体，因此双足的外形也没有长安武周坐佛那样真切。同时龙门也有显露一足或均不显双足的现象，而象宝庆寺石刻中的显露双足的结跏趺坐佛像没有在龙门流行。龙门擂鼓台南洞主佛为大日如来像，它的形像与宝庆寺的宝冠佛像很相似，只是头顶的宝冠较大。长安地区的著右袒大衣的佛像样式也没有在龙门流行，而只是在高平郡王洞等地有少量的出现。同时龙门既没有发现象大佛寺千佛洞第２７、２８龛那样的密集型衣纹佛装，也没有见到象大佛寺千佛洞第２９龛立佛那样将通身打磨光滑的形象。龙华寺洞侧壁的立佛，五佛洞中的立佛像，双腿间的大衣均不十分贴体，表面的衣纹也没有象大佛寺千佛洞那样在双腿部刻出平行下弧线，而是或刻统一的下弧线，或刻竖向左右外分的弧线。前者我们在高宗时期的双窑南北洞立佛、药师洞主佛，以及奉先寺大像间补刻的等身立佛身上均可看到。后者也在净土堂南侧小洞的药师立像双腿间得以表现。可见龙门初唐的立佛形象相对于长安地区来讲还是比较独特的。北市香行社像龛主佛在宝座的束腰处饰有一周鼓出的球形物，与宝庆寺长安三年７０３　的阿弥陀佛像座，以及大佛寺罗汉洞中盛唐以后雕出的第２２龛等主佛像座很相似。在二弟子像中，右弟子阿难像多作双手抚腹部而扭动胯部的姿势，与大佛寺第三阶段的右弟子完全相同。龙门武周期的立菩萨像身躯比前期较丰满一些，帔帛仍然是在腹下环绕两周，并多加饰长璎珞，没有象大佛寺千佛洞那样将身体大幅度扭动的优美姿态。龙华寺洞的天王足踏夜叉的动作与大佛寺千佛洞第９１龛中的天王相近，但龙门更多的武则天时期天王像则是双足分立、将身体重心放于一腿之上的姿势，和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的天王残立像动作是一致的。武周年间的擂鼓台中洞主尊倚坐佛身后的浮雕背屏两侧，也刻有与日本细川家收藏的一件原西安宝庆寺倚坐弥勒三尊像背屏两侧相似的立姿动物。

　　 另外，龙门石窟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的地藏菩萨像多表现为半跏趺坐的著菩萨装的形象，纪年最早的为药方洞外麟德元年６６４　五月六日张君实造，宾阳南洞有一例立姿的菩萨装地藏像可能早至唐太宗时期，而著双领下垂大衣的半跏趺坐沙门形地藏像在龙门只有数例。宾阳中洞上方的立姿沙门形地藏像，身披通肩衣，右手只引出了六道轮回中的四道——天、人、饿鬼、畜生道。类似于彬县大佛寺千佛洞的佛装地藏像，以及著通肩与右袒服装的沙门形地藏像，还有象耀县药王山摩崖中的地藏手中引出六道轮回图的样式，并没有在龙门出现。

　　 龙门东山擂鼓台的党晔…

《洛阳龙门石窟与长安佛教的关系(常青)》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