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廿五日雍州長安縣人在敬善寺附近造阿彌陀佛像一龛，等等。
有這麼多的皇親國戚、政府官吏、乃至普通百姓從西京長安來到洛陽龍門開窟造像，大修功德，我們可以想象與此同時，也必然會有許多長安一帶的能工巧匠、佛門大德將長安城的造像模式帶往洛陽，大體再現于龍門的佛窟之中。下面我們看看龍門究竟有哪些實物能夠表現出長安一帶的造像樣式。
龍門石窟的窟形大致有馬蹄形的平面、穹窿形或平 頂、在正壁前有的設壇 雕一鋪主像；馬蹄形、穹窿頂的窟室，環正、左、右叁壁鑿出倒凹字形壇床，在壇床上布置一鋪列像；以及方形或長方形的平頂窟室、在正左右叁壁前設一鋪造像等幾種。它們分別流行在高宗、武則天、中宗至玄宗時期。這些窟形在陝西的甘泉縣與洛川縣唐代石窟中都是存在著的，與長安地區差異較大的，是沒有中心柱窟。彬縣大佛寺第２、３、５號窟雖有倒凹字形的壇床，但壇上的雕像是分爲叁組來布置的，以表現叁世佛的題材內容，屬于北朝以來的遺風，與龍門龍華寺、八作司洞等窟叁壁前各有一尊主佛像的作法有相近之處，而與奉先寺、極南洞、二蓮花南北洞的壇上列像呈一組的形式有所不同。彬縣大佛寺的大佛洞在造像的布置上雖與龍門高宗期的無壇唐窟如賓陽北洞、敬善寺洞 有相近之處，但窟頂的橫向人字披及大佛身後開環形甬道的作法也不見于龍門。龍門東山的擂鼓臺中洞與南洞的地面中部鑿有方形的矮臺，與彬縣大佛寺第４、７號窟有相似之處，但後者又沒有象前者那樣在窟室壁面開雕衆多的造像。所以，如果從這些比較大的方面來看，長安與洛陽兩地是既有共同性，也有彼此間的差異性。陝北地區現有的初唐窟形與龍門的共性較多，而洛陽地區如果要引進長安一帶的佛教藝術樣式，它們更多的取材方向應該是在長安城中的各大寺院，石窟洞內的布置也基本是反映寺院殿堂內景的一個側面而已。陝北的幾處初唐洞窟形製，雖比現存的龍門同類型洞窟的時間爲晚，但似乎也能夠說明長安一帶洞窟樣式或者是殿堂內的造像排列形式 的向北擴散與東都洛陽對于這些樣式布局的引進。如果我們再縮小一下視線，就會看到兩地之間更多的相似與相同之處了。
首先，彬縣大佛寺以及長安一帶的造像內容與組合，基本都在龍門唐窟中出現了，除了象大佛洞第３９龛那樣以胡跪姿勢的供養菩薩爲二脅侍，以及洛川縣寺家河石窟造像中的八大菩薩、辟支佛等之外，大佛洞第７１龛的四倚坐佛內容，在龍門破洞中則有二倚坐佛像、叁倚坐佛像，在萬佛洞的窟門側壁還有高宗永隆元年６８０ 處貞造的五百軀倚坐彌勒佛像；類似于彬縣大佛寺第７號窟在門外雕造二力士與二獅子的作法，則可見于龍門永隆元年十一月叁十日完工的萬佛洞，武周時期開鑿的龍華寺洞等，還有許多小洞窟也有這種布置。從萬佛洞與龍華寺洞門外的蹲獅姿勢來看，和彬縣大佛寺第７號窟門外東側的蹲獅很相似。龍門唐窟更多的則是門外二力士各守一側的作法；類似于西安慈恩寺的《大唐叁藏聖教序碑》與《同序記碑》底座上的伎樂人物，在龍門萬佛洞、奉南洞、八作司洞、龍華寺洞、極南洞、二蓮花洞等處都可以見到，它們多出現在倒凹字形壇床的表面，一般是二位舞伎配以衆多的樂伎；西安寶慶寺造像在主佛頭頂裝飾樹冠的作法，雖沒有在龍門石窟中得以流行，卻也能在少數小龛中見到，如奉先寺右弟子與菩薩像之間的二小龛。
其次，長安地區所出現的初唐佛教造像題材，在龍門石窟中也幾乎都有表現，但在比例方面略有不同。以彬縣大佛寺爲例，從石窟中的題記來看，釋迦的題材占有較大的比重，而在龍門則是以西方極樂世界的教主阿彌陀佛占據著絕對的優勢。彬縣大佛寺千佛洞造等身佛、菩薩像的思想，在龍門石窟中也有表現：如高宗永徽元年６５０ 五月五日樊慶在老龍洞造的等身救苦觀世音像；長安四年７０４ 四月八日中大夫洛州長史薛季昶在老龍洞造的等身觀世音菩薩像；開元叁年７１５ 秘書少監韋利器等在老龍洞附近造的大彌陀等身像一鋪。還有許多與真人基本等高的佛或菩薩立像，雖沒有題記保存下來，但也應該屬于等身像的內容，如分布在奉先寺大像之間的爲數衆多的立佛像，大約是唐玄宗開元年間的作品；東山萬佛溝中戶部侍郎盧徵于唐德宗貞元七年７９１ 造的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立像等。
再者，從造像的個體而言，長安與洛陽兩地相互穿插的共同性就更多了。在唐太宗時期，龍門的造像活動主要集中在賓陽南洞，正壁的一組大像仍過多地保留著隋代的風格，特別是兩身脅侍立菩薩，與彬縣大佛寺的大佛洞相比要顯得落後一些，但主佛頭後的頭光裝飾雕刻卻是貞觀時期比較先進的樣式。賓陽南洞主佛左肩垂一帶下束袈裟的樣式與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藏的永徽元年石坐佛像完全相同，也多見于山東地區的隋和初唐結跏趺坐佛身上，卻沒有在西安地區發現，對此，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曾布川寬先生認爲這種樣式是由山東傳入的，但如果從造像的體型來看，與彬縣大佛寺第一階段唐太宗時期的結跏趺坐佛像有一定的相似之處。龍門石窟貞觀紀年的立菩薩像與彬縣大佛寺第一階段的立菩薩也多有相近的地方，如彬縣大佛寺第２號窟立菩薩與龍門老龍洞貞觀二十一年６４７ 四月七日新息縣令田弘道造的二軀立菩薩像間的相似性。所不同的是，龍門此時的立菩薩多飾帔帛交叉于膝間，而彬縣大佛寺第一階段的立菩薩則是將帔帛在腹下環繞兩周。
龍門石窟高宗期的造像集中在賓陽洞區、敬善寺區、萬佛洞至奉先寺區內。這一時期的結跏趺坐佛像絕大多數是著雙領下垂式大衣或褒衣博帶式 ，很少有著右袒式大衣者；大衣包裹雙腿一般不顯外形，衣紋疏密有秩，略具有寫實感，下坐八角形束腰座，大衣下擺披覆于寶座上部，如龍門敬善寺洞主佛、韓氏洞主佛、雙窯北洞主佛、萬佛洞主佛等，這些在彬縣大佛寺第二階段的結跏趺坐佛中都可以找到類似的形象。二弟子的身軀都是直立著的，彬縣大佛寺第二階段的弟子也是如此。龍門高宗期的立菩薩多爲身材修長窈窕，與大佛寺第二階段晚期立菩薩有相似之處，但其帔帛于腹下環繞兩周，並加飾有長璎珞的作法，卻不是長安地區流行的。而清明寺窟口南側儀鳳叁年６７８ 比丘尼八正造的二立菩薩，在身段與裝飾方面，則與大佛寺大佛洞中第２５龛等第二階段早期立菩薩像有驚人的相似性。賓陽北洞主佛出露雙足，清明寺洞主佛以大衣包裹雙足顯露外形，潛溪寺洞主佛與王元軌洞主佛僅露右足，在高宗時期的龍門石窟中屬于個別現象，同樣在長安地區也並不流行。
在武則天執政時期，特別是在武周朝中，龍門的造像發生了一些變化。佛像的服裝以通肩式與雙領下垂式及褒衣博帶式 並用流行，身表的衣紋仍然是疏密有秩的，寶座重點發展了圓形束腰座，大衣包裹雙足顯露外形的作法越來越多了，如永昌元年６８９ 叁月八日起手的北市香行社龛主佛、北市絲行龛南側洞的北壁捧缽藥師坐像、高平郡王洞壁間的小坐佛像、二蓮花南洞主佛、空寂洞主佛、五佛洞主佛等。這些佛像雖以大衣包裹雙足，但大衣顯得並不十分貼體，因此雙足的外形也沒有長安武周坐佛那樣真切。同時龍門也有顯露一足或均不顯雙足的現象，而象寶慶寺石刻中的顯露雙足的結跏趺坐佛像沒有在龍門流行。龍門擂鼓臺南洞主佛爲大日如來像，它的形像與寶慶寺的寶冠佛像很相似，只是頭頂的寶冠較大。長安地區的著右袒大衣的佛像樣式也沒有在龍門流行，而只是在高平郡王洞等地有少量的出現。同時龍門既沒有發現象大佛寺千佛洞第２７、２８龛那樣的密集型衣紋佛裝，也沒有見到象大佛寺千佛洞第２９龛立佛那樣將通身打磨光滑的形象。龍華寺洞側壁的立佛，五佛洞中的立佛像，雙腿間的大衣均不十分貼體，表面的衣紋也沒有象大佛寺千佛洞那樣在雙腿部刻出平行下弧線，而是或刻統一的下弧線，或刻豎向左右外分的弧線。前者我們在高宗時期的雙窯南北洞立佛、藥師洞主佛，以及奉先寺大像間補刻的等身立佛身上均可看到。後者也在淨土堂南側小洞的藥師立像雙腿間得以表現。可見龍門初唐的立佛形象相對于長安地區來講還是比較獨特的。北市香行社像龛主佛在寶座的束腰處飾有一周鼓出的球形物，與寶慶寺長安叁年７０３ 的阿彌陀佛像座，以及大佛寺羅漢洞中盛唐以後雕出的第２２龛等主佛像座很相似。在二弟子像中，右弟子阿難像多作雙手撫腹部而扭動胯部的姿勢，與大佛寺第叁階段的右弟子完全相同。龍門武周期的立菩薩像身軀比前期較豐滿一些，帔帛仍然是在腹下環繞兩周，並多加飾長璎珞，沒有象大佛寺千佛洞那樣將身體大幅度扭動的優美姿態。龍華寺洞的天王足踏夜叉的動作與大佛寺千佛洞第９１龛中的天王相近，但龍門更多的武則天時期天王像則是雙足分立、將身體重心放于一腿之上的姿勢，和西安碑林博物館藏的天王殘立像動作是一致的。武周年間的擂鼓臺中洞主尊倚坐佛身後的浮雕背屏兩側，也刻有與日本細川家收藏的一件原西安寶慶寺倚坐彌勒叁尊像背屏兩側相似的立姿動物。
另外，龍門石窟唐高宗與武則天時期的地藏菩薩像多表現爲半跏趺坐的著菩薩裝的形象，紀年最早的爲藥方洞外麟德元年６６４ 五月六日張君實造，賓陽南洞有一例立姿的菩薩裝地藏像可能早至唐太宗時期，而著雙領下垂大衣的半跏趺坐沙門形地藏像在龍門只有數例。賓陽中洞上方的立姿沙門形地藏像，身披通肩衣，右手只引出了六道輪回中的四道——天、人、餓鬼、畜生道。類似于彬縣大佛寺千佛洞的佛裝地藏像，以及著通肩與右袒服裝的沙門形地藏像，還有象耀縣藥王山摩崖中的地藏手中引出六道輪回圖的樣式，並沒有在龍門出現。
龍門東山擂鼓臺的黨晔…
《洛陽龍門石窟與長安佛教的關系(常青)》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