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洞主佛，大約是唐肅宗至代宗時期的作品，它的大衣是很象交領式的雙領下垂式，這點與彬縣大佛寺第四階段羅漢洞第２３龛的主佛服裝基本相同，表現了時代風格的一致性。

　　 我們再來看看龍門初唐石窟造像的代表作——奉先寺大像龛的情況。奉先寺的形製實際上是一所規模巨大的有倒凹字形佛壇的列像窟，它的完工時間雖比我們已知的甘泉縣孟家O石窟要早八年，但是在窟內環叁壁前部鑿出倒凹字形佛壇、壇上安置列像的作法早在唐太宗時期就已存在于彬縣大佛寺了，所以，我們可以確定在上元二年以前奉先寺開工時長安地區的石窟建製或佛寺殿堂內已經具有這種列像的排列法。奉先寺主尊大盧舍那佛像的頭光內匝爲一圈蓮瓣，中匝爲波狀連續的花草紋樣，這種組合法與大佛寺大佛洞主尊是完全相同的，就連內匝蓮瓣的形製也是極爲相似的，蓮瓣尖部都是向內折入的作法。所不同的是，大佛洞主佛頭光外的一圈小坐佛像被移到了頭光中匝的表面並加上了二脅侍，在中匝之外又刻有外匝的火焰紋裝飾。背光的內匝飾火焰紋，外匝飾飛天伎樂人物，也與大佛洞主佛背光基本一致，不同者爲大佛洞主佛背光上部的彌勒寶閣被盧舍那佛頭光上部的一佛二菩薩像所替代了。盧舍那佛頭頂的水波紋裝飾以及胸前衣紋呈平行的階梯狀上弧線，與耀縣藥王山摩崖造像第１２龛的坐佛像頭部、服裝，以及彬縣大佛寺千佛洞第５４龛的主佛衣紋很相近，只是領部略小一些。盧舍那佛寶座表面的天王足踏夜叉以一手托扛的姿態，也是見于西安碑林博物館藏的龍朔叁年《同州叁藏聖教序及序記碑》碑座表面的。奉先寺的二脅侍立菩薩在頭身比例方面頭部是明顯較大的，寬肩、細腰、胯部向主佛一側扭動，具有明顯的誇張身段的表現，這點又是與大佛洞以第２５、７７龛爲代表的立菩薩像十分相似，只是沒有龍門流行的長璎珞裝飾。奉先寺南北兩側壁的天王與力士像，雄偉高大，但它們的動作卻和大佛寺千佛洞第９１龛中的天王、力士有著驚人的相似性，與甘泉縣孟家O列像窟中的天王動作也是完全一樣的。彬縣大佛寺大佛洞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功德壯舉，它雖不見于唐人史書記載，但想必在當時也是朝野上下爲婦孺皆知的。龍門的大盧舍那像龛，則是唐高宗李治與武則天的敬佛功德工程，在宗教意義上是有其繼承性的，在場面規模與藝術造型方面也必然有所模仿，因此在這所大像龛裏表現出的諸多長安地區已有的因素，特別是大佛洞中的藝術特色，是不足爲奇的。龍門的大盧舍那像龛雖然是冠蓋天下，名滿于世的藝術傑作，但也不過是目前已知的以最大規模去再現長安地區所特有的佛教造像樣式的結果而已。

　　 筆者在上述的比較中，雖然在曆史文獻方面已經明確了洛陽地區接受長安影響的必然性，但在現有實物材料上兩者之間雖有或多或少的相似性，長安造像之例卻並不一定都比龍門造像的時間爲早。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爲筆者所舉的長安造像，既然並不能代表長安城佛教藝術的全部內容，那麼我們所見到的某種造像樣式的現存最早的雕刻時間，自然也就不能代表這種風格樣式的起源時間了，它只能說明這種樣式在初唐之際曾經在長安城的佛教藝術界出現過，或者曾經流行過。反之情況亦然，龍門石窟所表現的內容，也是曾經在初唐東都洛陽城內出現過的，因此在龍門最早出現的某種初唐造像樣式，不一定就是洛陽所接受的最早時間。比如說，筆者在對比奉先寺大像龛與長安造像之時，所用的材料有的是長安爲早，有的則是龍門的早于長安，但這種兩地之間的相似性本身就可以說明奉先寺的基本樣式來源于長安這個曆史事實。

　　 東都洛陽在不斷接受來自長安的佛教造像樣式之時，一般會有兩種製作方式：即來自長安地區的工匠直接在洛陽製作，和洛陽地區的工匠在長安學習或接受了長安傳來的新型樣式之後再在洛陽雕塑造。不論屬于哪種製作方式，從文化傳播的最一般規律來看，都是很少會有生搬硬套和機械地模仿長安造像樣式的現象的。長安的樣式在洛陽的再現，在保持長安造像的一般風格即所謂的典型唐風造像樣式　的同時，必然會有一個洛陽地區藝術家們的重新理解與再創作的過程，既使是來自長安的藝術家們在洛陽來製作，也有一個在原有基礎上再重新組合與創新的過程。因此，從這個規律上來講，龍門的造像藝術就決非是長安樣式的簡單再現了，而是一種既包含著普遍的時代風彩，又透露著長安造像的固有風尚，還保持著東都洛陽特色的雕刻藝術寶庫了。在上文長安造像與龍門造像的對比之中，我們會發現兩地之間相當的一些樣式風格的發展是大體同步的，這個事實正好說明了以龍門爲代表的東都洛陽造像藝術是在不斷地接受著從長安地區傳來的新型造像樣式。長安一帶的造像樣式並沒有全部在龍門石窟中出現，則說明了洛陽地區在接受長安造像藝術時有選擇性。

　　 唐代是中國佛教造像的高峰期，龍門石窟聚集著唐朝的一段時期中央佛教造像樣式。目前，我們面臨著如何使佛教藝術面向現代化、面向未來的問題，而如何更好地繼承傳統佛教藝術中的精華，是一個必要的前提。從這方面的意義來看，探討龍門石窟唐代藝術的淵源也是十分必要的。

《洛陽龍門石窟與長安佛教的關系(常青)》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