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洞主佛，大约是唐肃宗至代宗时期的作品，它的大衣是很象交领式的双领下垂式，这点与彬县大佛寺第四阶段罗汉洞第２３龛的主佛服装基本相同，表现了时代风格的一致性。

　　 我们再来看看龙门初唐石窟造像的代表作——奉先寺大像龛的情况。奉先寺的形制实际上是一所规模巨大的有倒凹字形佛坛的列像窟，它的完工时间虽比我们已知的甘泉县孟家O石窟要早八年，但是在窟内环三壁前部凿出倒凹字形佛坛、坛上安置列像的作法早在唐太宗时期就已存在于彬县大佛寺了，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在上元二年以前奉先寺开工时长安地区的石窟建制或佛寺殿堂内已经具有这种列像的排列法。奉先寺主尊大卢舍那佛像的头光内匝为一圈莲瓣，中匝为波状连续的花草纹样，这种组合法与大佛寺大佛洞主尊是完全相同的，就连内匝莲瓣的形制也是极为相似的，莲瓣尖部都是向内折入的作法。所不同的是，大佛洞主佛头光外的一圈小坐佛像被移到了头光中匝的表面并加上了二胁侍，在中匝之外又刻有外匝的火焰纹装饰。背光的内匝饰火焰纹，外匝饰飞天伎乐人物，也与大佛洞主佛背光基本一致，不同者为大佛洞主佛背光上部的弥勒宝阁被卢舍那佛头光上部的一佛二菩萨像所替代了。卢舍那佛头顶的水波纹装饰以及胸前衣纹呈平行的阶梯状上弧线，与耀县药王山摩崖造像第１２龛的坐佛像头部、服装，以及彬县大佛寺千佛洞第５４龛的主佛衣纹很相近，只是领部略小一些。卢舍那佛宝座表面的天王足踏夜叉以一手托扛的姿态，也是见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的龙朔三年《同州三藏圣教序及序记碑》碑座表面的。奉先寺的二胁侍立菩萨在头身比例方面头部是明显较大的，宽肩、细腰、胯部向主佛一侧扭动，具有明显的夸张身段的表现，这点又是与大佛洞以第２５、７７龛为代表的立菩萨像十分相似，只是没有龙门流行的长璎珞装饰。奉先寺南北两侧壁的天王与力士像，雄伟高大，但它们的动作却和大佛寺千佛洞第９１龛中的天王、力士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与甘泉县孟家O列像窟中的天王动作也是完全一样的。彬县大佛寺大佛洞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功德壮举，它虽不见于唐人史书记载，但想必在当时也是朝野上下为妇孺皆知的。龙门的大卢舍那像龛，则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敬佛功德工程，在宗教意义上是有其继承性的，在场面规模与艺术造型方面也必然有所模仿，因此在这所大像龛里表现出的诸多长安地区已有的因素，特别是大佛洞中的艺术特色，是不足为奇的。龙门的大卢舍那像龛虽然是冠盖天下，名满于世的艺术杰作，但也不过是目前已知的以最大规模去再现长安地区所特有的佛教造像样式的结果而已。

　　 笔者在上述的比较中，虽然在历史文献方面已经明确了洛阳地区接受长安影响的必然性，但在现有实物材料上两者之间虽有或多或少的相似性，长安造像之例却并不一定都比龙门造像的时间为早。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笔者所举的长安造像，既然并不能代表长安城佛教艺术的全部内容，那么我们所见到的某种造像样式的现存最早的雕刻时间，自然也就不能代表这种风格样式的起源时间了，它只能说明这种样式在初唐之际曾经在长安城的佛教艺术界出现过，或者曾经流行过。反之情况亦然，龙门石窟所表现的内容，也是曾经在初唐东都洛阳城内出现过的，因此在龙门最早出现的某种初唐造像样式，不一定就是洛阳所接受的最早时间。比如说，笔者在对比奉先寺大像龛与长安造像之时，所用的材料有的是长安为早，有的则是龙门的早于长安，但这种两地之间的相似性本身就可以说明奉先寺的基本样式来源于长安这个历史事实。

　　 东都洛阳在不断接受来自长安的佛教造像样式之时，一般会有两种制作方式：即来自长安地区的工匠直接在洛阳制作，和洛阳地区的工匠在长安学习或接受了长安传来的新型样式之后再在洛阳雕塑造。不论属于哪种制作方式，从文化传播的最一般规律来看，都是很少会有生搬硬套和机械地模仿长安造像样式的现象的。长安的样式在洛阳的再现，在保持长安造像的一般风格即所谓的典型唐风造像样式　的同时，必然会有一个洛阳地区艺术家们的重新理解与再创作的过程，既使是来自长安的艺术家们在洛阳来制作，也有一个在原有基础上再重新组合与创新的过程。因此，从这个规律上来讲，龙门的造像艺术就决非是长安样式的简单再现了，而是一种既包含着普遍的时代风彩，又透露着长安造像的固有风尚，还保持着东都洛阳特色的雕刻艺术宝库了。在上文长安造像与龙门造像的对比之中，我们会发现两地之间相当的一些样式风格的发展是大体同步的，这个事实正好说明了以龙门为代表的东都洛阳造像艺术是在不断地接受着从长安地区传来的新型造像样式。长安一带的造像样式并没有全部在龙门石窟中出现，则说明了洛阳地区在接受长安造像艺术时有选择性。

　　 唐代是中国佛教造像的高峰期，龙门石窟聚集着唐朝的一段时期中央佛教造像样式。目前，我们面临着如何使佛教艺术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问题，而如何更好地继承传统佛教艺术中的精华，是一个必要的前提。从这方面的意义来看，探讨龙门石窟唐代艺术的渊源也是十分必要的。

《洛阳龙门石窟与长安佛教的关系(常青)》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