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右衽服，顶有层面。第三层塑四佛龛，内塑佛像，下有鸟。第四层底部呈盘状，中有束柱。承四阿式屋顶(注：胥浦六朝墓发掘队：《扬州胥浦六朝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

　　 1993年4月，浙江安吉天子岗三国末——西晋初的M3出土青瓷堆塑谷仓罐1件，罐由上下两部分构成。上部堆塑有楼阙、飞鸟、猴、熊、虎、羽人、武士和僧人。下腹部有小圆孔，孔侧贴蜥蜴，作欲入孔状，环腹部另置龟和猪狗(注：程亦胜：《浙江安吉天子岗汉晋墓》，《文物》1995年第6期。)。

　　 1972年10月，江苏金坛县唐王公社东吴墓出土1件青瓷堆塑谷仓罐，上堆塑人物、楼阁、杂技百戏、佛像、天禄、飞鸟、龟、猴、狮、鹿、犬、蜥蜴(注：镇江市博物馆等：《江苏金坛出土的青瓷》，《文物》1977年第6期。)。

　　 1973年5月，金坛县白塔公社东吴“天玺元年”(276年)纪年砖室墓中出土堆塑楼台谷仓罐，其堆塑、印贴楼台九层、庑廊四条、阙十二个。另有人物、小盂和走兽等。上塑长衫、高冠、跽坐、右手抚胸、左手下垂的5人和短衫、高冠的胡人杂耍表演者(注：镇江市博物馆等：《江苏金坛出土的青瓷》，《文物》1977年第6期。)。

　　 魂瓶的型制源于东汉中期的五联罐，东汉晚期罐上出现简单的堆塑装饰。三国时期，堆塑趋于繁缛，多装饰人物、动物、瑞兽和门阙。三国晚期至西晋，罐上开始贴塑佛像、亭、台、楼阁，罐上部呈塔式状。魂瓶是三国东吴地区具有特色的随葬明器，它从寓意到具象的演变过程反映了佛教艺术的发展，也表明佛教在孙吴中晚期已相当流行。

　　 三、佛教遗物分析研究

　　 汉魏之时，墓葬中出现的佛教遗物与民间信仰有关。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灵魂不灭和天帝鬼神的信仰。中国本土的道教就是基于黄老神仙之术和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之说，吸收了传统的鬼神观念和迷信方术而形成的。

　　 汉时随着西域交通的开辟，西域各国与汉内地的政治往来，以及经济、文化交流趋于频繁。四川东汉——蜀汉墓葬出土的胡人图象与陶俑，证明西域的胡人在当时已进入四川。1979年，四川宝兴汉代石棺墓葬中出土的《放牧图》画像砖，图左是一位老年胡人，头戴毡帽、身着宽大的胡服，身后牵着一条昂头竖耳的牧犬，前面有三头犏牛从栏中放出。宝兴地处四川青衣江上游，这里曾属青衣羌人的世居之地，石棺墓葬就是他们传统的丧葬形式(注：杨文成：《四川宝兴县的石棺墓》，《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

　　 1992年～1994年，在丰都县三峡工程淹没区槽房沟M2和汇南蜀汉初期墓葬中有胡人俑出土(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丰都县三峡工程淹没区调查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丰都县汇南两汉——六朝墓发掘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研究论文集》，《四川文物》1996年增刊。)。这些考古资料中的胡人大多是乐伎一类的形象。

　　 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传入我国内地的佛教，依附于社会上盛行的黄老神仙方术，并与先秦的巫术相结合。表现佛道交糅的信仰观念，在东汉、蜀汉文物中时常可见，例如，何家山2号墓和西昌高草砖室墓西王母头上的“白毫相”就是神灵互换、佛道合一的例证(注：霍巍：《四川何家山崖墓出土神兽镜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2000年第5期。)。佛道同祠在古文献中也有记载：“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方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注：范晔：《后汉书•孝桓帝纪》卷七，第320页，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佛道圣人同为世人祭拜、祈福和护佑的对象。

　　 东汉末年，不少古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到汉地。随着佛经的翻译和流行，汉地的信仰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尽管在当时佛教对社会还未发生最大的影响，但从考古发现的实物来看，这种新的宗教思想与信仰，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人们所接受。

　　 史料记载：“三国时期，佛教继续向中国内地传播，大量佛经被译成汉文。但现存文字资料仅对译经僧的活动有一些介绍，而对佛教在社会各阶层中的流行情况却记载很少；关于蜀国的佛教情况则根本没有提到。”(注：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第15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9月出版。)但是考古资料弥补了史料的不足，尤其是四川汉末、三国蜀汉的考古资料对佛教的传播途径和佛教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实物资料。

　　 梁白泉先生说：“中国早期佛教考古实物多出在长江上游的四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即三国时期的东吴辖区，所出的这类实物，一类为堆塑罐(魂瓶或谷仓罐)，一类为铜镜。根据中国佛教初传图像的考古发现，绝大多数出在南方，大部分又出在四川。”(注：唐长寿：《乐山麻浩、柿子湾崖墓佛像年代新探》，《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第11页。)

　　 四川出现的佛教实物早于长江中、下游，这应与佛教传入的途径有关，这里本文不作讨论。而四川早期表现佛教信仰的形式值得研究。据有关资料统计，四川境内已发现的汉魏时期的摇钱树的数量(包括残片和钱树座)已100件有余(注：施品曲：《汉魏时期中国西南地区明器“钱树”之图象内涵暨渊源探析》，台湾师范大学研究生论文。)，早期佛像大多雕刻在上。摇钱树作为一种祭祀工具，与四川商周时期的神灵崇拜有关，许多专家已撰文将摇钱树的渊源追溯至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神树。

　　 四川的青铜神树、摇钱树和江南的魂瓶在结构方面均以分层的形式来表现，这种形式源于古人的宇宙观。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即“三界”，也就是《太平经》中出现的代表“天、地、人”三者的“三界”，但无佛教的“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意思。湖南长沙马王堆帛画表现的也是“三界”的内容。古人把三界分层，祖先和神居住在上面的层次，生人经由萨满(巫师)或萨满一类的人物，借助动物伴侣和法器包括装饰着有关动物形象的礼器的帮助与他们沟通。先秦时期，青铜礼器上的动物纹样，是协助巫觋沟通天地神人的形象(注：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第10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笔者赞同张光直先生的观点，神上的飞龙、钱树上的朱雀、辟邪、猴、麒麟、天马，堆塑罐上的熊、狗、狮、虎、蛇、飞鸟等动物和瑞兽都应视为沟通神灵的工具。

　　 三国时期，江南地区反映民间信仰的表现形式更趋于成熟。纵观东吴墓葬所出的魂瓶，瓶上处于正面主要装饰位置的双阙应是墓主升天的天门；瓶上的多层楼阁应为佛塔，从孙吴至西晋时期，年代越晚楼阁堆塑越高，层数越多，塔的造型越趋明显。瓶上堆塑的跪拜、舞乐的场景，以及通灵的动物，构成一个神仙世界。魂瓶各瓶间的相通寓意通灵，瓶下腹部的小孔，有泥鳅或蛇作欲钻入状，应是象征灵魂的出入。江南孙吴时期的魂瓶及其装饰，其表现的内涵更多与“灵魂不灭”、“超度亡灵”有关。引魂升天、通天的信仰观念在瓶上得到充分的表现。堆塑瓶或是五谷丰登的庄园仓廪，还是祥云掩映、龙蛇生腾的仙乡胜景。实是一种特为亡灵设置的明器(注：陈定荣：《堆塑瓶论》，《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2期。)。

　　 江南魂瓶的出现和它所表现的宗教思想，可追溯至汉代的“神灵不灭、轮转报应”的佛教信条，并且，在汉魏佛教经集中也能找到依据：牟子答辞谓灭者身体，而神则不死：“魂神固不灭矣，但身自朽烂耳。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根叶生必当死，种实岂有终亡？得道身灭耳。(注：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第62页，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3月出版。)”

　　 四、结语

　　 根据前面所举的考古材料和《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中收集的佛像文物，我们大致可以理出一条佛教往南传播发展的脉络。汉魏时期，长江上游四川地区发现的早期佛教图像多属东汉——蜀汉早期，主要为摇钱树佛像，而蜀汉后期当地几乎未再出现佛像实物；中游的两湖地区早期佛教遗物多出在孙吴——西晋墓葬中，除了在香熏、铜镜上有佛像装饰外，更多是带“白毫相”的瓷俑。下游早期佛像的出现均在孙吴晚期——西晋初，(佛像装饰器物大量出在西晋中晚期墓葬)，并多装饰在青瓷魂瓶(堆塑罐)上。中游不见下游的魂瓶，下游几乎不见上游和中游的“白毫相”俑。尽管1983年在安徽马鞍山东吴墓中出土有2件带“白毫相”的釉陶跽坐俑(注：唐长寿：《乐山麻浩、柿子湾崖墓佛像年代新探》，《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图114、115。)，但是笔者将其与湖北、湖南出土的“白毫相”俑进行比较，发现有惊人的相似。从出土的数量来看，上游和中游同类实物远远多于下游，下游应是受中游的影响或是由中游传入。上游常见佛道神人合一或互换的现象，即西王母作佛像，在中游已不见或少见，下游的魂瓶上再没有出现西王母的形象，而是单体或一组的佛像和佛塔(楼阁)。魂瓶上装饰佛塔(楼阁)应与吴主孙权在南京建第一座大寺庙“建初寺”有关(注：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第15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为此笔者认为，佛教自传入汉地后，魏晋时期，它经长江上游向中、下游传播和发展，佛教信仰日趋成熟。

《汉魏时期蜀汉、孙吴墓葬中的佛教遗物——兼谈长江流域的佛教传播(杨秋莎)》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