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争中失败，归朝后被桓温奏弹，废为庶人。从这场军事行动的背景看殷浩实际上是作为皇权代表的司马昱和作为门阀政治代表的桓温集团政治角逐的牺牲品。这个事件使他陷入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当中，所以被黜后每日在纸上作“咄咄怪事”四字。“殷中军废后，恨简文曰：“上人著百尺楼上，儋梯将去。””[1] (《黜免》)他的意思是抱怨司马昱既然强逼自己出来作官，出了问题却又不能出来袒护自己。(注：有人将此语理解为殷浩被废乃司马昱所为，不确。参见余嘉锡此条笺疏。)正是出于这样的困惑，使他开始希望从佛经中寻找答案。从他对《维摩诘经》中“般若波罗密”一语由嫌多而到嫌少的转变中，可以看出他不仅对佛教的经典有了深入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他从中对自己以往的人生历程有了深刻的反省。因为“般若波罗密”告诉人们要以智慧达到自由彼岸。而他参与司马昱与桓温之间的政治角逐，亲自带兵北伐，甚至还要对辞官不就的蔡谟落井下石[5](卷廿七，《蔡谟传》； 卷七十五《荀羡传》)。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维摩在家居士的观念。维摩虽然无视在家和出家的界限，但关键在于强调无论是在家和出家都要符合“无利无功德”这样的出家本质。如此方能进入“般若波罗密”的境界。而殷浩的举动恰恰与此相反，所以余嘉锡先生认为即便没有战败的事情，殷浩也难逃厄运[1](《黜免》“殷中军废后”条笺疏)。 尽管书中未能明言殷浩读《维摩诘经》的具体心得，但联系到殷浩的个人经历和《维摩诘经》的思想本质，殷浩从《维摩经》中“无利无功德”的角度来反省自己的人生历程的失误，应当是合乎逻辑的。
正因为《维摩诘经》在东晋时期的士族文人范围中有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所以《世说新语》中的许多文人生活言行，尽管没有明显地表现出如何受到维摩思想的影响，但是只要对照一下《维摩诘经》中的维摩观念，就可以发现，许多僧俗名士的言行竟然与之有惊人的不谋而合之处。如：
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刘注引《高逸沙门传》：法师居会稽，皇帝重其风德，遣使迎焉，法师暂出应命。司徒会稽王天性虚澹，与法师结殷勤之欢。师虽升履丹墀，出入朱邸，泯然旷达，不异蓬宇也。)[1](《言语》)
以前《世说新语》的研究者往往从不慕富贵的角度来理解竺法深言行的初衷。(注：如李毓芙《世说新语新注》该条评语称竺氏此语表示其人识见超俗，不慕富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实际这只是表层。从深层看，竺法深的话正是《维摩经》中体现大乘“空”平等观的思想的发挥。所谓“空”平等观的要綮就在于打通入世和出世的界限，主张“众生是道场”，“三界是道场”。所以佛国的世界不在彼岸，而在世俗的现实世界，在于把现实的秽土变为佛国净土。维摩所说“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不断烦恼而入涅槃”，鸠摩罗什解释说“烦恼即涅槃，故不待断后而入也”[3](《入不二法门品》)， 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个前提出发，“朱门”与“蓬户”也就是等一而无需区分的了。因此，竺法深话语的初衷不仅不是不慕富贵，相反恰恰是要为士族的富贵奢华生活寻找合理而高深的佛理解释。
《维摩诘经》中打通入世、出世界限的在家居士思想在东晋时期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是因为它代表了当时普遍的意识形态和士人心理。从哲学上看，以张湛为代表的东晋玄学试图调和“名教”与“自然”矛盾的思想就集中体现了这样的社会思潮。一方面，张湛从维护名教的立场出发，纠正了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玄学颓废派蔑弃礼法，自甘消沉的倾向；另一方面，他又对名教虚伪和束缚性情的一面持批评的态度。张湛将兼容二者的中庸之道作为理想的人生境界：“然治乱推移，爱恶相攻，情伪万端，故要时竞，其弊孰知所以？是以圣人两存而不辩。将以大扶名教，而致弊之由不可都塞。或有恃诈力以干时命者，则楚子问鼎于周，无知乱适于齐。或有矫天真以殉名者，则夷齐守恶西山，仲由被醢于卫。故列子叩其二端，使万物自求其中。苟得其中，则智动者不以权力乱其素分，矜名者不以矫抑亏其形生。”[6](pp.193～194)这种调和名教自然的理论正是东晋时期士族文人的普遍心理。一方面，作为门阀政权的执掌者，士族当然不肯放弃既得的政治利益，所以他们要依靠名教维持门阀政治。同时，重振朝纲，对付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稳定东晋政局，也是他们面临的迫切问题；另一方面，作为经济利益迅速膨胀的贵族，他们又难以割舍荣华富贵的享乐生活。于是，对于名教和自然的同时追求，即所谓“身名俱泰，仕隐兼修”，也就成了东晋士族的普遍时尚。《世说新语》中的东晋文人事迹，主要是沿着这一思想轨迹来进行的。如：
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1](《文学》)
近年出版的几部《世说新语》的白话译本或有关辞典，往往只是注意该条前半部分关于清谈三理的内容，故而将后半部分内容的含义理解为前半部分的补充。如张万起译本此段译为：“过去说，王丞相过江东以后，只谈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项理论而已，然而展转相关联而派生出许多观点，万事万物无不包容其中。”[7](p.181)且不说三理均为具体文章，当以书名号括之，关键问题在于“宛转关生，无所不入”的翻译与原意大相径庭。《庄子•天下》：“椎柏車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成玄英疏：“宛转，变化也。复能打拍刑戮，而随顺时代，故能与物变化而不固执之者也。”又云：“不固执是非，苟且免于当世之为也。”[8](p.471)从《庄子》原文和成玄英疏中可以看出，所谓“宛转”的含义在于放弃对于事物是非的执着，方能够随顺世务，乐在其中。这也正是《世说新语》此段文字的语义所在。因此，李敏芙将此二句注为“意谓顺心生活，无不适意”，是正确的[9]。也就是说，“宛转关生，无所不入”的含义不是指由三理辗转派生出许多观点，万事包容其中，而是指王导一方面以清高的面目挥麈谈玄，另一方面又能够随顺世务，无所不适。这与维摩诘以世间俗事为佛国世界的在家居士思想完全如出一辙。
在王导的倡导和影响下，东晋许多士族文人都往往既有志于治国安邦，又于清谈玄学中寄托精神追求，同时又在个人生活上不拘形迹，尽情享乐。这种人生价值取向在东晋文人中十分普遍。如周顗贵为仆射，人称“风德雅重，深达危乱”，然而却“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而且“又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1](《任诞》)。 实践这种双重人生目标的人以谢安为最。
谢安是东晋时期仕隐兼通的典型，《世说新语》对这方面的描写也较为充分。在升平四年(360)应征西大将军桓温召为征西司马之前， 谢安可以说是演足了一场坚隐不出的名士戏。(注：他先后几次拒绝了朝廷及地方政府的高官征辟，甚至政府采用“禁锢终身”的办法相逼，也未能奏效。见《晋书•谢安传》。)此时谢安之所以不想出仕的真正奥秘在于谢氏家族中“兄弟已有富贵者”。(注：时谢安从兄谢尚(谢鲲子)官至尚书仆射、都督豫并幽冀四州军事、镇西将军、豫州刺史。尚卒(357年)后，安兄奕继尚为都督豫、兖、冀、并四州军事、 安西将军、豫州刺史。安弟万又继奕任都督豫兖冀并四州军事、豫州刺史。)家族中已经有了足以支撑门面的官宦，谢安就可以放心地高卧东山，尽享潇洒之乐。然而到了穆帝升平年间，陈郡谢氏家族的社会地位受到威胁，(注：谢尚和谢奕先后谢世，谢万受命北伐，兵溃单骑逃归，废为“庶人”。见《晋书•谢万传》。)如果再无人出仕，则有“门户中衰”之危。而以谢安之名声出仕，又最为合适。所以谢安肩负家族重托，终于出山。
随着谢安改变隐士形象的出山，社会上的人们对此就开始给予关注和评价。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和观念：
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己，始就桓公司马。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曰：“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桓公目谢而笑曰：“郝参军此过乃不恶，亦极有会。”[1](《排调》)
从单向的人生态度角度看，隐逸和出仕二者是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桓温的明知故问，郝隆的语意双关，乃至谢安本人的“甚有愧色”，事实上都是以非此即彼的单向人生态度作为既定前提的。又如：
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站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送。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1](《排调》)
文中耐人寻味的是“谢笑而不答”五个字，《晋书》本传作“安甚有愧色”。几个字的差异，实际上反映出谢安本人对于自己的人生道路选择的评价和态度。“甚有愧色”言其心虚和内疚，“笑而不答”则写其自信和肯定。具体来说，“笑而不答”中包含对自己过去的隐居和现今的出仕所有人生选择的肯定。该条刘孝标注所引《妇人集》桓玄与谢道韫的问答，为谢安此举作了圆满的双重解释：
桓玄问王凝之妻曰：“太傅东山二十余年，遂复不终，其理云何？”谢答曰：“亡叔太傅先正以无用为心，显隐为优劣，始末正当动静之异耳。”
从全句语意看，“显隐为优劣”似为“显隐无优劣”之讹。按此意理解，所谓“以无用为心”，就是张湛所讲的“以无为心”，“不居知能之地，而无恶无好，无彼无此，则以无为心者也”。张湛还说：“泛然无心者，无东西之非已。”这就是说，人生的真谛和乐趣不在于现实世界的具体存在本身的差异，而在于对现实世界的种种存在(甚至是矛盾对立的存在)有一种自觉圆满的理解和适应，使精神获得最大的解脱和满足。“都无所乐，都无所知，则能乐天下之乐，知天下之乐，而我无心者也”[6]。从这个观点出发， 谢安的显(出仕)与隐(隐居)并无优劣之分；其前隐后仕不过是一种性质事物的动与静的变化而已。用谢安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圣贤去人，其间亦迩”[1] (《言语》)。这样，谢安的前隐后仕就不再是令人不可思议的矛盾现象，而是同一性质事物的两种表现形态而已。毫无疑问，关于这种双重人生态度正好体现了《维摩诘经》中以现实世界为佛国的在家居士思想。无论是张湛的“至虚”学说，还是《世说新语》中东晋士人的双重人生态度，都可以视为维摩在家居士思想的诠释。
《从《世说新语》看维摩在家居士观念的影响(宁稼雨)》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