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和王弼、道安一样，慧远也以“法性”为本无，因缘所生为末有。
慧远的“法性”本体论哲学思想是为其佛教目的服务的，他讲“法性”本体是为了引诱人们出家出世。所以慧远始终十分重视“法性”本体和“和涅槃”境界的关系，一直注意把佛教所谓的最高精神实体和达到佛教最高修养境界联系起来论述。“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这一慧远的神学名句，充分表明了，佛教所谓的最高实体和超脱一切现实变化的最高精神修养境界，实际上是二而一的东西。“法性”就是佛教所谓的最高境界和最后归宿——“涅槃”。体认“法性”，进入“涅槃”境界，也就成为佛。所以，“法性”、“涅槃”和佛三者也是同一的东西，是从不同的角度和意义说明佛教所谓的本体的。
王弼以反本回到本体，从而体现天地之心，作为生活的最高原则。道安也主张崇本息末，执寂御有，宅心“本无”，使人心契合本体。慧远正是继承王弼、道安的“反本”思想，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慧远宣扬，人生最根本、最终极的目标是要“体极”、体认本体，唯有与本体融为一体，才能得到解脱。他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说，世界上的东西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没有知觉的，生命不受情欲的支配，这样，生命结束，也就“生尽”而“形朽”，即自身的变化也就终止消灭了；一类是有知觉的，因而也是有情欲的：
有情于化，感物而动，动必以情，故其生不绝；其生不绝，则其化弥广而形弥积，情弥滞而累弥深。其为患也，焉可胜言哉？是故经称泥洹不变，以化尽为宅；三界(注：“三界”，佛教把众生所存在的世界分为三个层次，即欲界、色界和无色界。)流动，以罪苦为场。化尽则因缘永息，流动则受苦无穷。(《沙门不敬王者论》，《弘明集》卷五)这是说由于有知觉的东西，例如人，有精神活动，对事物就会有分别，有了分别，就只偏私自己，因而自身的变化以及对事物的感应也就都受情欲的支配，这样生命也就连绵不绝，不断流转变化，从而情欲也越来越滞凝，患累也越来越深重，以致生生世世受苦。因此佛经说“涅槃”常住的境界是超脱生灭变化的，而众生的世界则是生死流转，永远离不开罪苦的。慧远认为情欲的根源是精神，归根到底，人的精神活动是形成痛苦的最后根源。他说：“……化以情感，神以化传。情为化之母，神为情之根。……但悟彻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沙门不敬王者论》，《弘明集》卷五)这里慧远是说，变化流转的现象是由于人的情欲引起的，精神是情欲的根源，也借这种变化流转不断地传递延续。迷的人追逐外物，贪爱执著，就永远超脱不出生死轮回；悟的人返归本体，则可超出轮回，达到“涅槃”常住境界。所以，迷悟、凡圣的不同，在于“觉悟”的人能返归本体，不为外物所化，且能化物；而迷惑的人，追逐外物，为外物所化，以致堕入和沉沦在生死轮回的无边苦海之中。因此，慧远认为人们必须“以化尽为宅”、“以化尽为至极”，也就是应当以变化的终止作为最后的宗极。这就是慧远诱骗人们必须出世的荒唐理由！
慧远还虚构了怎样体认、返归本体，求得解脱，达到“涅槃”境界的问题。他说：
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尘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则生可灭。不以生累其神，则神可冥。冥神绝境，故谓之泥洹。(《沙门不敬王者论》，《弘明集》卷五)这是说，相信佛教道理，追求返归本体的人，才不会以生命牵累自己的精神；超脱世间的束缚，不承认客观事物的差别的人，才不致受憎爱感情的牵累。这样不以感情牵累生命，形体生命就可以消灭，进而精神也就可以停止活动。这种包括停止思虑和感情等一切精神活动(冥神)，对外界无所憎爱(绝境)，就是最高的“涅槃”境界。人们达到这种神秘境界，“游其樊者，心不待虑，智无所缘，不灭相而寂，不修定而闲。”(《大智论钞序》，《出三藏记集》卷十)心就用不着思虑，也没有思虑了；智慧就不用去攀缘外物，也无需攀缘了；人就能不灭客观“幻象”而主观上得到寂灭了；不修禅定而思想上也能闲静了。总之，在慧远看来，只有忘却身形，超绝感情，排除欲望，无视客观事物的差别，超脱现实世界的人，才能得到精神性的解脱，进入“涅槃”境界。这种境界，也就是所谓死后往生的“净土”——西方极乐世界。
以上就是慧远的“法性”本体论的基本内容。从这些思想中可以看出，慧远是站在佛教的立场，吸取魏晋玄学唯心主义的本体论，进而推引和发展为佛教的出世主义的。
慧远的“法性”本体论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他的一套“非有非无”的论调，如果从特定的角度去看，可以说是反映了具体事物的有与无、存在与不存在的统一性，猜测到了辩证法的某些因素。但是从慧远立论的总体来看，是主观地任意玩弄有、无概念，抹煞有、无界限，借以掩盖唯心主义的一种相对主义的诡辩伎俩而已。但是有的人竟把这番“非有非无”的诡辩，当成辩证法，甚至以有“非无”两字，所谓“无”不指“顽空”，还说是唯物主义的。这是不对的。因为慧远的“非无”，是就事物的虚假存在的意义上说的，有是虚幻的有，不是真实的有，所以归根到底是无。很显然这是客观唯心主义。慧远还把有、无看为是人们主观妄执的结果，也就是把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事物及其固有属性，看为是人的主观的无知邪见和贪欲爱著的结果。这是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也罢，主观唯心主义也罢，都是认为精神派生物质，颠倒了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所以从实质上来看，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归根结蒂是认为外界客观事物是虚假的、是虚无。在慧远的心目里，世界万事万物犹如水花泡影，人的形体亦如镜中明月，都是虚幻无常的。慧远思想的唯心主义性质是无可驳辩的。
慧远把神秘主义的世界观应用于观察和解决人生问题，宣扬荒诞的出世主义的人生观。我们可以看到，慧远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来发挥他的出世主义思想的，这就是，一方面虚构出“法性”——宇宙的本体，予以神秘化，借以诱骗人们去体认本体，与本体合而为一；另一方面，宣扬人生就是痛苦，生命就是不幸，留恋世间，就要陷入轮回苦海，而要摆脱痛苦就得出世，回到派生万物的本体中去。慧远就是这样，吸引人们去追求他所虚拟的玄幻的幸福世界——永恒不变、绝无痛苦的“净土”极乐世界。
那末，慧远是通过怎样的认识途径走向出世的信仰主义的呢？这主要是：
(一)慧远的“法性”说和玄学中的“本无”说的思辨一样，先是区别事物有本(本质)和末(现象)两方面，接着割裂了本质和现象的有机统一，并引伸设想世界现象后面有其最后的本源——本体存在；进而认为因缘所生的现象是无意义的，虚幻的，无形无象的本体才是最重要的，真实的；从而把超脱现实世界，追求和本体相冥合作为信仰的最高目标。由此可见，抹煞事物本质和现象的统一，否认事物的有无界限，进而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从而追求超现实的本体，是通向出世的信仰主义的一条道路。
(二)东晋是动乱不安，充满着战乱、痛苦和死亡的社会，一些人强烈地希望保命长寿、安宁幸福。慧远利用了这种愿望，宣扬“至极以不变为性”，把永恒不变、没有生灭看为是“法性”本性的本性，把成佛境界描绘为恒常、快乐和清净的。同时又宣扬人有生死变化，因此是无常的、痛苦的。他主张“以化尽为至极”，把变化终止看为是最后的宗极，从而把追求一种没有生死变化的状态，即“涅槃”境界作为最高的目标。由此可见，割裂事物的运动和静止的有机统一，否认运动、变化的绝对性，把静止夸大化、绝对化和神秘化，追求一种没有变化、无生无灭、绝对静止的状态，也是通向出世的信仰主义的一条路子。
慧远的出世主义思想，是以人死后的子虚乌有的佛国天堂来诱惑人民，使他们沉醉于佛教的蛊惑人心的神秘幻梦中。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过，宗教“答应对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的继续在地上存在进行辩护。”(注：《“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218页。)慧远的出世主义，正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辩护学！
慧远的出世主义是一种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思想，是和革命的现实主义、革命的乐观主义根本对立的。慧远宣扬人生就是痛苦的，企图以超俗出世的方法，摆脱由于剥削阶级的统治给人民造成的痛苦生活，这完全是一种欺骗。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劳动人民摆脱痛苦生活的道路，不是逃避现实，而是面对现实，组织起来，勇敢地向剥削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铲除造成痛苦的社会根源，最后才能得到解放。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是走不通的。
四、慧远宣扬粗俗的因果报应说
慧远的“法性”本体论，由于比较玄秘、简略和“精致”，不是很容易为广大人民所接受的，为了更有效的使人们接受出世主义理论，引诱人们出家出世，还需要把出世主义思想进一步具体化，而在我国也有可资利用的材料，东晋前类似因果报应思想已广泛流行，如“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尚书•臯陶谟》)“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坤文》)这都是明显的例证。此外，对当时怀疑和反对因果报应的观点，慧远也需要进行辩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慧远继承印度佛教业报轮回的思想，并结合我国原有的有关迷信，系统、完整地发挥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他详尽地论述了人必须出世的原因、超俗出世的方法和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臆构出人、人的思想行为和所谓轮回苦海、涅槃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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