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是日将暮，市户蔡五遣仆赍钱来买羊一脾，并须肝肺。适盘上肉已尽，但有老雄羊一口，欲杀而售与之。执刀临圈，方拟曳出，羊忽作人声叫云：“儿杀爷。”随即仆地死。屠始大悔惧，为之改业，而倾竭家资，广修佛事，以忏宿恶。”
有的作佛事是为了祈福。如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二载：一富家为感谢钱若水救命之恩，乃“倾家赀以饭僧，为若水祈福”。又，《夷坚甲志》卷一二《林积阴德》载：南剑士人林积在京师旅馆中捡到一商人失落的珠宝，还给了商人，商人为了感激他的恩德，“以数百千就佛寺作大斋，为林君祈福”。
5.造像修庙
宋人为表示信奉之诚，积累功德，往往借机“写经造像，修建塔庙”。(注：《司光氏书仪》卷5《阍帛》。)如“俞一郎者，荆南人。虽为市井小民，而专好放生及装塑神佛像”。(注：《夷坚三志己》卷4《俞一郎放生》。)“德藏寺，……寺有水陆斋坛，往岁富民沈忠建，每设斋，施主虔诚，则茶现瑞花，故花俨然可睹。”(注：《闲窗括异志》。)江州景德镇寺新戒坛，兴建于熙宁九、十年间，所需的全部资金由太子宾客陈巽提供。(注：《曾巩集》卷19《江州景德镇寺新戒坛记》。)北宋中期省聪和尚重建的高安县圣寿寺，所需资金由当地富户吴智讷施予。(注：光绪《江西通志》卷222《圣寿院记》：“郡有吴智讷者，治生有余，辄尽之于佛，既为僧舍之后室，又为聪治其法堂，极壮丽，凡材甓、金漆皆具于智讷。”)北宋中期兴建的广昌县大觉寺，由“生员刘万年妻毛氏捐资八百两建造”。(注：同治《广昌县志》卷6《寺观》。)奉新县宝莲院由富户刘氏出钱兴建，史载他将“新安乡田地，岁收百余斛及山地之利，永舍充于宝殿长命灯钷”。(注：光绪《江西通志》卷121《宝莲院记》。)“宣和末，有巨商舍三万缗装饰泗州普照塔焕然一新”。(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8。)
6.结会修行
宋代佛都徒盛行结会，特别是在江南和四川各地，因佛教等非常发达，故此这些宗教的法会也特别多，什么水陆斋会、水陆道场(施饿鬼会)、山头斋筵聚会(葬斋)、烧香会、诸神圣诞会等名目之会不计其数。如黄幹说：“释氏之教，南方为盛，男女聚僧庐为传经会，女不嫁者，私以庵舍以居。”(注：《黄勉斋先生文集》卷8《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如在南宋都城临安众多会社中，“奉佛则有上天竺寺光明会，皆城内外富家助备香花灯烛，斋衬施利，以备本寺一岁之用。又有茶汤会，此会每遇诸山寺院作斋会，则往彼以茶汤助缘，供应会中善人。城中太平兴国传法净业会，每月十七日则集南沙士，十八日则集女人，入寺讽经听法。岁终则建药师会七昼夜。”(注：《南宋古迹考》，《都城纪胜•社会》。)《西湖老人繁胜录•天竺光明会》也载：都城临安“递年浙江诸富家舍钱作会，烧大烛数条如柱，大小烛一二千条，香纸不计数目。米面、碗碟、匙箸、扇子、蒲鞋、筱帚、扫帚、灯心、油盏之类俱备，斋僧数日，满散出山。”又，《梦粱录》卷一九《社会》载道：“四月初八日，六和塔寺集童男童女、善信人建朝塔会。”“每月遇庚申或八日，诸寺庵舍集善信人诵经设斋，或建西归会。”明州(今浙江宁波)亦盛，如释知礼《结念佛会疏》曰：“明州延庆院念佛净社，当社普结僧俗男女一万人，毕世称念阿弥陀佛，发菩提心，求生净土。每年二月十五日，于院启建道场，供养三宝，斋设僧田功德，……为度众生，取于净土……”(注：《全宋文》卷181。)又《夷坚三志壬》卷六《蒋二白衣社》载：“鄱阳少年稍有慧性者，好相结诵经忏，作僧家事业，率十人为一社，遇人家吉凶福愿，则偕往建道场，斋戒梵呗，鸣铙击鼓。起初夜，尽四更乃散，一切如僧仪，各务精诚，又无捐匄施与之费，虽非同社，而投书邀请者亦赴之。一邦之内，实繁有徒，多著皂衫，乃名为白衣会。”《夷坚支志庚》卷七《盛珪都院》载：“绍兴辛亥上元日，(饶州)里中豪者王德璋倡率社甲为佛会，禳除凶灾，且荐拔遭兵而死者。”江州有白莲会。陆游《入蜀记》曰：“盖往太平宫焚香，自八月一日至七日乃已，谓之白莲会。莲社本远法师遗迹，旧传远公尝以一日借道流，故至今太平宫岁以为常。东林寺亦自作会，然来者反不若太平之盛，亦可笑也。”无为杨氏，“尝结弥陀社，著决定住往西方论，劝人修行，疾且革，语家人曰：“生死本空，无甚悲恼。”诵西方佛名不绝口，端坐而逝，自号白云子”。(注：李公端《姑溪居士文集》卷49《杨判官墓志铭》。)温州有诵佛会，《夷坚甲志》卷四《江心寺震》载：“绍兴丙寅岁，温州小民数十，诣江心寺赴诵佛会。”……
在当时，一些不法之徒更是借此风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如李元弼《作邑白箴》卷六《劝喻民庶榜》载：“民间多作社会，俗谓之保田蚕、人口求福禳灾而已。或更率敛钱物，献送寺庙。动是月十日，有妨经营，其间贫下户，多是典剥取债，方可应副。”
7.手写或刊印佛经、佛像
苏轼在《阿弥陀佛颂》序中说：“钱塘圆照律师，普劝道俗归命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眉山苏轼敬舍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遗留簪珥，命工胡锡采画佛像，以荐父母冥福。”又其《释迦文佛颂》并引曰：“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苏轼，为亡妻同安郡王氏闰之，请奉议郎李公麟敬画释迦文佛及十大弟子。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设水陆道场供养……”《阿弥陀佛赞》：“苏轼之妻王氏，名闰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师。临终之夕，遗言舍所受用，使其子迈、迨、过为画阿弥陀像。绍圣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于金陵清凉寺。”(注：以上均见《苏轼文集》卷20、卷21。)郭彖《睽车志》卷一载：“湖妓杨韵，手写《法华经》。每执笔必先斋素，盥沐更衣。”又，同书卷五载：“临川屠者张某，晚年颇悔其业，自以宰杀物命至多，必受恶报；又其体丰肥，乃日诵佛号数百声，画佛像瞻礼，惟祈命终之日，不值暑热。人皆笑之。如是积十数年。”洪迈《夷坚甲志》卷七《周世亨写经》载：“鄱阳主使周世亨，谢役之后，奉事观世音甚谨。庆元初，发愿手写经二百卷，施人持诵。因循过期，遂感疾，乃祷菩萨祈救护。既小安，即以钱三千、米一石付造纸江匠，使抄经纸。”《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二《持经免难》载：“王通，京兆人也。积善，常持三十九分功德疏经，广劝人念佛及写经散施。”更有甚者，则刺血写经。宋代禅僧大慧宗杲(1089-1163)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任观察，内贵中贤十，徽庙极眷之。任倾心释氏，遍参知识，每自叹息曰：“余幸得为人，而形体不全，及不识所生父母，想前世轻贱人，招此报应。”遂发誓，遇休沐还私宅，屏绝人事，炷香礼佛，刺血写《法华经》一部，每一字三拜，愿来世识所生父母。
此外，也有刊印佛经的。如《夷坚志补》卷二五《符端礼》载：“庆元乙卯夏，淮浙疫疠大作，嘉兴城内，至浃日毙百余人。民苏轸者，好善乐施，平时惟以庄严佛(疑有脱字)刊印经咒为务，值此恶岁，推不忍之心，择招老医，与诣病者家，逐一诊视。书其姓名，著所患阴阳二证于其下，归取药饵、姜枣、薪炭之属，持以赠之。甚贫不能自存，则济之以钱米，赖以安者极乐。”
8.烧香拜佛
烧香亦称进香、拈香、焚香、上香等，指向神佛敬献礼拜以表达虔诚的心意，为宋人佛教信仰的重要表现之一。宋代皇帝“岁时游豫，则上元幸集禧观、相国寺”，“大祀礼成，则幸太一宫、相国寺恭谢，或诣诸寺观焚香”。(注：引自《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清光绪七年常熟刻经处本。)如《朝野类要•进香》：“北宫圣节及生长，必前十日车驾诣殿进香。”民间亦然，宋代话本《简贴和尚》载：“逡巡过了一年，当年是正月初一日，皇甫殿直自从休了浑家，在家中无好况，正是：“时间风火性，烧了岁寒心。”自思量道：“每年正月初一日，夫妻两人，双双地上本州大相国寺里烧香。……””《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一《仙姥货药》载：“湘潭有周某者，妻病已两年，求医问神，茫无寸效，惟烧夜香祈祷而已。”一些寺院为了聚敛民财，还往往要按季节举行烧香之会，挑选“猾黠能事者”为他们出卖疏表，每疏收钱数百缗。(注：《北溪全集》第四门卷27《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之一。)
在众多的佛教菩萨崇拜中，观音崇拜尤为盛行。据文献所载，观音信仰盛行于宋代。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宋太祖赵匡胤特差太监王贵到浙东普陀进香。此后，宋朝各代皇帝都遵照祖制拔款对普陀山进行扩建和维修，或差大臣进香，从而使普陀的观音道场迅速兴旺起来。特别是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内殿承旨王舜封出使三韩，船到普陀附近海面时遇大风，危在旦夕，传此时观音显灵，保护船队顺利到达目的地。王舜封回来后将此异事奏报皇上，神宗立即下旨大兴普陀佛寺，并赐名为“宝陀观音寺”。由于统治者的极力倡导，观音信仰在宋代达到了新的高潮。仅舟山在南宋末年时就已有23处供奉观音的寺院。(注：据《宝庆昌国县志》统计。)当时人把观音视为济世造福的圣神，认为观音不仅是一尊大慈大悲、能解救人世间苦难的菩萨，而且还能帮人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如沙门洪蕴，本潭州长沙人。“母翁，初以无子，专诵佛经，既而有娠，生洪蕴”。(注：《宋史》卷461《方技上》。)南宋洪迈《夷坚志》也记载了许多观音救难、治病、送子的异事。如“徐熙载母程氏虔奉观音，熙载舟行将覆，呼菩萨名得免。既归，母笑曰：“夜梦一妇人抱汝归，果不妄…
《宋代民间的佛教信仰活动(吕凤棠)》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