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此他将佛化僧众析为七：僧众为长老众、学行众、服务众、尼众；信众为皈戒众、研究众、女众。他指出，“依此七众，一者，可广摄学理之研究者，二者，可别开僧众中之从事资生事业者。此依今佛化众情状及适应现代社会，不得不然也。”他主张“现有各寺院庵堂及其产业，除充佛法僧园、持教院、宣教院、支提、梵刹、仁婴苑、慈儿苑、预科大学、专宗大学、阿兰若(即养老堂)之外，其余悉就地宜，作农修场、工修场、商修场、半作半修，为服务众之服务场。”他指出：“此僧制之设，要之令僧众于士、农、工、商各有一立身之地位，勿为世人之诟病，且又能以佛法修己化人而已。”1928年4月21日作《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中，指出他革新僧制最根本目的是“为革命僧团之能有健全的组织。其宗旨为：1.革除：甲，君相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乙，家族化剃派、法派的私传产制。2.改革：甲，遁隐改精进修习，化导社会；乙，度死奉事鬼神，改资生服务人群。3.建设，甲，依三民主义文化建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乙，以人生佛教建设中国僧寺制；丙，收新化旧成中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丁，以人生佛教成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这充分说明，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是改除封建的、迷信的、避世的佛教，而为服务社会、人群的现代佛教，也就是人生佛教。
太虚大师以后多以人生佛教为题发表演讲。《年谱》记载，1928年5月，“大师应上海俭德储蓄会请，讲人生的佛教，以后人生佛教之甚多讲述。”人生佛教内容概括为“佛法虽普为一切有情类，而以适应现代文化之故，当以人类为中心，而施设契时之佛学，佛法虽无间生死存亡，而以适应现代之现实的人生化故，当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一义；佛法亦容无的我个人解脱之小乘佛学，今以适应现代人生组织的群众化故，当以大悲大智普为群众而起义之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二义；大乘佛法，虽令一切有情普皆成佛之究竟圆满法，然大乘有圆渐圆顿之别，今以适应重征验、重秩序、重证据之现代科学化故，当以圆渐之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三义。”说明人生佛教是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以大乘佛教的圆渐法，为求人类生存发达为宗旨的现代佛教。
为了推进佛教改进运动的发展，需要造就人才，大师非常重视佛学院的建设。1922年初，他得到李隐尘居士等的资助，创立了武昌佛学院。这所佛学院是为推进大师的佛教革命而培养人才的新型学院。课程参取日本佛教大学，学者出家在家兼收。第一期培养师范人才。毕业后，“出家的实行整理僧伽制度，分赴各地去做改进僧寺及办教育工作；在家的依着人乘正法，去组织佛教正信会，推动佛教到人间。”这是大师佛教革命理论进一步的实施。在武昌佛学院宗旨的影响下，后来各地创办仿效武院的佛学院逐渐多起来。
三、将中国现代佛学推向世界
1928年，太虚大师的佛教改进运动进入第三期。他以出访欧美，开展世界佛教运动，作为这一期的开端。他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说：“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四十一岁到五十一岁，是我佛教改进运动的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的发动，应该是从世界佛教运动说起。”大师开展的佛教改进运动，原来设想是“先把中国的佛教复兴起来，用作世界佛教运动的中心和基础。”但由于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一直没有纳入轨道，他感到“复兴中国佛教、整理中国僧寺，是不可能的。”他看到“中国各派政治的兴仆，都是受了国际思潮的迁动。”因此，他想“先着手世界佛教运动的理想，先使欧美各国优秀人士信解于佛法，把他们做人立国的思想和方法都有所改变，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才可安定，中国的民众亦因欧美的信仰佛法而信仰。”他认为：“如果这个从大处着手的运动成功，那未建立中国的佛教就有办法了。”因此，他从1925年就筹备游历欧美的计划。于1928年8月31日开始离沪西游，经西贡、新加坡、埃及抵达法国。9月16日发表《西来讲学之意趣》。“一、欧人所知之佛学之偏谬。仅知小乘上座部巴利文一派之偏狭；用欧州历史眼光考证之谬误；译大乘经典一二麟爪之偏谬。二、欧人未知真正佛学：梵文大乘沦没不全，藏文亦偏蔽于混杂婆罗门行法之密教；真正佛学今仅存于华文及华人之实证者；欧人鲜能畅达中国文语，精研佛学及虚怀访向于佛学有实证之华人。三、欧人今有闻真正佛学以实行修证之根基；以哲学之批评及科学之发明，已渐摧神教及空想之迷执，而接近佛学所显示之宇宙人生实相；牺牲一切专心试验，求证真实，及向变化中前进，以期造成美善之果；习于有组织有纪律之社会生活，能轻身家以为国群民族之人世公益。四、对欧人信受佛学之期望：以坚忍勤劳之精神，于佛学得成实行实证之效果；以哲学的科学的方法，洗除佛教流行各时代方士所附杂之伪习，而显出佛学真相；以有组织有规律、轻身家重社会之品德，能阐杨佛学真理以普及世界人类，造成正觉和乐之人世。五、在欧讲学之态度：当仁不让，以攻破偏谬而显示真正；及时无间，以应付机遇而实现期望；开诚布公，以待求真正佛学之访问。”最后说：“欧洲今富圣人之才，而缺圣人之道；吾人今有圣人之道，而乏圣人之才。有道乏人，则不足以证其道；富才缺道，则不足以尽其才。得圣人之才以授圣人之道，足为吾至欧讲佛学之总意趣。”这篇讲话稿一、二条指出欧人佛学之不足，论证我国佛学在当今世界的领先地位；三、四条承认欧人近代以来哲学、科学及社会之进步，具有掌握佛学真相之条件；五条表现了他作为佛学大师的风度，最后则表达了大师的期望。27日讲学于巴黎哲人厅，题为“佛学与科学哲学及宗教之异同。”10月14日于东方博物院讲“佛学之源流及其新运动。”分佛学的发源、佛学在印度的流行、佛学在中国的流行、现今佛教在世界上的三个中心、余之佛学新运动，全面阐发了他的佛学思想。在讲“佛学在中国的流行”时反映出：“释迦以来真正之佛学。现今唯在中国。”在讲“余之佛学新运动”时，举其特色为：“人生的佛学”、“科学的佛学”、“实证的佛学”、“世界的佛学”。充分表现大师的现代佛学特点。20日大师在巴黎与法国希尔勒肥等二十余人发起创建世界佛学院。太虚大师为院长，在巴黎设通迅处于东方博物院，中国通迅处设在南京毗庐寺。大师先五千法郎为筹备费，法国政府令巴黎市政厅，捐地为世界佛学院基址。大师提出办院的宗旨是：“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达成世界之安乐。”21日讲演于灵智学会，题为“有情与流转之进化”，还为佛教美术讲演会讲“佛学与美”，在巴黎大学讲演会讲“中国禅宗。”这些讲演录由巴黎佛学会出版《讲演集》(英文)，埃而刚书店编译之《佛学》(法文)。大师在欧洲，还到英国、比利时、德国讲学，后又赴美讲学，并设世界佛学院伦敦筹备处、德国通迅处、美国通迅处：于1929年4月19日返回上海，历时八个多月，向欧美传播了中国现代佛学，使中国的现代佛学走向世界。
太虚大师的欧美之行，确立了他在世界佛教界的领袖地位。回国后即致力于世界佛学苑的筹建工作，制定了以教、理、行、果统摄佛学的世界佛学苑体系。他说：“整个世苑底目的，在综合世界的佛教，研究成世界的佛教，实现世界的新佛教。故有依教、理、行、果四门的计划：一、教：从佛陀所遗留下来的佛寺塔像及文字经典，向东西各国搜集，设立法物馆、图书馆、作为研究所根据的教。二、理：如南方的小乘教理，西藏的大乘教理，中国的综合教理，欧美以新方法研究的教理，都一一加以分类的比较的研究。三、行：包括律、禅、密、净诸修行法门。四、果：果是依教理而修行所得的结果，如信果的信众，和戒果的僧众，以及定慧果的贤圣众。故世苑是把世界凡足以为研究根据的教理，依之修行证果，而树立世界佛教为目的。”(《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大师把以教、理、行、果位统摄佛教视为他建立世界的佛教之最新研究成果。《年谱》中记载：1931年7月5日，“大师开始于柏林教理院讲“大乘宗地图”，逢星期日、星期一开讲，凡三十小时而毕。法舫记，成《大乘宗地图释》。本图释为大师八宗平等各有殊胜之极则。分“教法”与“宗法”而广明，一切佛法，概从第六意为中心而观察之，盖深得唯识学之心髓。然此为大师过去之佛法统系，讲时已心不在是，故曰：“此图为华文佛法之总纲，总持华文所诠表之一切佛法也。最近创世界佛苑，其研究佛法之根据，又较吾根据华文者大有扩充”。今后之佛学，应超于世界性，作为普遍之研究修证与发扬。……今后研究佛学，非复一宗一派之研究。当于经论中选取若干要中之要，作深切之研究，而后博通且融会一切经律论，成圆满精密之胜解”。
世界佛学苑之中心因经费困难，不能在法国建立而辞却巴黎的捐地。大师先想在中国建立世苑中心，将来再推广于欧美。计划把南京佛国寺作为世苑的地址。并印布筹集基金捐用，稍有头绪，不幸长江发生的大水灾，又继而发生“九一八”事件，形势突变，世苑经费筹备无法进行，因而先局部筹设。他拟以雪窦寺为世界佛学苑禅观林，北平柏林学院为中英文系，闽南佛学院为华日文系，以资联络。为研究汉藏文佛学而在四川建立的汉藏教理院，以及武昌佛学院改设的世苑图书馆，直属世苑系统，以推动世界佛教运动。
大师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把1928年筹建中国佛学会作为他的佛教改进运动第三期的一项活动。大师把僧制新议作为他的佛教改进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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