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祖相为辉映”[20](《通例•释世家》)，为佛 法的弘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列传，即人物传记，有专传、合传、寄传和杂传等类型。《佛祖统纪》中的“列传”1 2卷，以“广智以下”诸师为列传，“名言懿行皆入此宗”[20](《序》)。《诸师列传 》专记天台宗“山家”大师，包括四明慈云法师和广智、神照、南屏三家，释志磐称赞 他们“盛守家法，御外侮，人能弘道”[20](《通例•释列传》)。《诸师杂传》则专记 天台宗“山外”大师，释志磐认为他们“背宗破祖，失其宗绪”[20](《通例•释列传 》)，故“以杂传处之”，尤其将“背宗破祖，别树门庭”的净觉、神智、草蓭列载其 中。《未详承嗣传》记载了派系不明的佛教人物，释志磐认为他们“有功教门，事远失 记”[20](《通例•释列传》)，“旧虽有传而无所师附，见它传而无所考”[20](P795) ，故作《未详承嗣传》。
表是中国正史书中一种常见的编纂体例。它以时间为顺序，用谱谍的形式条理大事， 起提纲挈领的作用。它把本身就有密切联系但原先散见于各篇的史事集中而又简明的表 现出来，使史事之间的关联和趋向更加豁朗，从而弥补了纪、传、志的不足。《佛祖统 纪》中的表2卷，就是对传统史学“表”的承袭与发展，同时也是佛教目录学、年代学 的重要体现。《历代传教表》记载了天台宗从北齐至南宋传承更迭的历史。《佛祖世系 表》以表格的形式叙述了“释迦列祖”至“今时诸师”的传承关系，深刻地反映了宋代 佛教各宗派纵向发展的历史。一经表列，其历史脉络赫然在目。
如果说纪、表是对社会历史纵向发展的记录，志则是对社会历史横断面的剖析，能否 尽量多地涉及这个横断面中的重要方面，是能否全面地反映佛教历史的关键所在。《佛 祖统纪》中的志30卷，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涉及的范围极广。据陈垣考证，《佛祖统 纪》的“志”模仿了《魏书》的体例[21](P796)。但据笔者看来，该书的“志”更多地 吸取了《资治通鉴》的写法。《山家教典志》犹如纪传体史书中的《艺文志》，专载天 台宗著述目录，从而达到“斯固法门之盛烈”[20](《通例•释志》)。《净土立教志》 记叙了净土宗创立、发展的历史及僧俗的活动情况。《诸宗立教志》记叙了禅宗、华严 宗、法相宗、密宗、律宗诸宗兴衰更迭的历史，它们“虽共明此道，而各专一门”[20] (《通例•释志》)。《三世出兴志》记叙了佛教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循环演变的历史 。《世界名体志》绘有华藏世界、万亿须弥、九山八海、大千世界、韧利天宫、诸天和 震旦、西域、五印度及地狱等图，并附以文字说明。实际上它是佛教地理学知识的一个 汇总，“南洲五竺，东华震旦，若名若体，有说有图，虽自广以至狭，实举别而会总。 既明三世，须辨方界，此学者所宜知也”[20](《世界名体志》一)。在《佛祖统纪》中 ，《法运通塞志》几乎占了整个志的一半。该志“法司马公”[20](《序》)编年体的长 处，记载了历代佛教史迹及佛教与儒道之间的冲突、斗争及相互渗透的关系。它起“周 昭王至我朝”，“儒释道之立法，禅教律的开宗，统而会之，莫不毕录”[20](《序》) 。对于该志编著的目的和意义，释志磐说：“考古及今，具列行事，用见法运通塞之相 。至若儒宗道流，世间之教，虽随时而抑扬，而其事迹，莫不昭然可训可戒。”[20]( 《通例•释志》)《名文光教志》，犹如地方志之艺文志，专载有关天台宗的志记、碑 文、序言、论述、书牒等，凡“大儒、高释，有能以文字铺张大道，为法门之标表者， 是不可不略录也”[20](《通例•释志》)。《历代会要志》专辑历代兴废佛教的事例。 会要做为一种新型的史书编纂体例，出现于唐代，成熟于宋代。它分门别类，专记典章 制度，起纲领性的作用。释志磐在编撰《佛祖统纪》时，就运用了这一新型的史书编纂 体例。
三、《佛祖统纪》中反映出的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
《佛祖统纪》作为宋代佛教史学的代表，蕴涵着丰富的史学思想，反映了宋代僧人对 历史的深刻理解和整体认识，以及表述这种理解和认识的杰出才能。其史学思想包括： 注重章法和义例的创新，讲求信史原则，重视“通识”和新史学方法的运用等。在中国 佛教史上，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第一，灵活地运用纪传体、编年体及其他体例相结合的方法，以“综合体”的形式展 现佛教历史。
纪传体是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创立的。它是一种综合性的史书体裁，由 本纪、世家、列传、表、志五部分组成，能够记载广泛的历史现象和复杂的历史过程。 它的优点在于记述范围广泛，便于通观一个时期历史的发展形势，这是编年体史书所不 及的。它的缺点是纪事分散重复，“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 大纲要领，观者茫然”[22](《二体》)，难以清晰地表达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和各事件 、各人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编年体出现于《春秋》，而以《资治通鉴》最为成功。它以 时间顺序排列各种大事，能够比较明显地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有 利于对历史作纵横两方面的考察，理解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联系。“中国外夷，同年共事 ，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22](《二体 》)它的缺点是头绪较多，不易掌握，以时为断，前后隔越，不易集中地反映同一事件 的前后联系，人物传记更无法容纳[23](P209)。对这两种体裁，白寿彝指出：“历史现 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24](P495) 《佛祖统纪》弥补了史书编纂体例上的弱点，灵活地运用和发挥了纪传体与编年体体例 的长处，巧妙地把二者结合了起来。“纪、传、世家，法太史公”，“志，法司马公” [20](《序》)。《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全仿正史之例，大旨以教门为正脉”[25](P12 39)。同时，该书还对宋代新出现的几种史书体裁，如会要体、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 也给予了重视，从而使《佛祖统纪》呈现出“综合体”的体例。
在《佛祖统纪》中，或在篇首，或在文中，或在卷后，都有“述曰”，它与《史记》 中“太史公曰”和《资治通鉴》中“臣光曰”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史书不可分割的重 要组成部分。“述曰”在《佛祖统纪》中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对事实材料和 流行说法进行的考辨，有的是对前文的解释，有的是对佛教历史的补充说明，但更多更 重要的则是作者的议论，因事设文，机动灵活，异彩纷呈。在“述曰”的议论中，释志 磐不仅用自己的语言，而且大量征引他人的见解，因而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原始资料。它 既可以用来说明材料、解释材料和补充材料，也可以用来评论事实，发表作者的见解。 在印度佛教典籍中，并无编年撰史的传统，《佛祖统纪》效法儒家史学的体例，其意义 非常深远，影响了后来佛教史的编撰。
《佛祖统纪》中的这五种体裁，加上“述曰”，组成了记叙和总结佛教历史的有机统 一起来的完整体系。它们各自为用，又交织配合，相辅相成，从而包容了更多的佛教内 容，扩大了佛学的研究范围。从整体上看，这种体例是当时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结 构层次在史学著作体裁上的投影，它能最大限度地包括那个时代著作者们企图包括的社 会内容。释志磐灵活地运用“综合体”体例的长处，其奥秘就在于此。
第二，以“信史”的要求客观地描述佛教史实。
漆侠对何为信史曾有过精辟地论述：“一个史家对历史可以持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 但对历史的实际(即事实、资料)则应有真诚的、丝毫不能缺少的尊重，绝不能够以个人 的是非爱憎取舍材料；只有持有这种态度，才能撰写成信史。”[14](P93)冯友兰从哲 学的高度亦概括说：“向来说好的历史书是“信史”。“信史”这个“史”就是指写的 历史，本来历史无所谓信不信，写的历史则有信不信之分，信不信就看其所写的是不是 与本来历史相符合。”[26](P2)《佛祖统纪》的史学思想和价值，在于它不仅继承与发 展了纪传体和编年体相结合的史书写作方法，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以“信史”的要求客观 地叙述了中国佛教史发展的历史轨迹。《佛祖统纪》继承了儒家史书中“秉笔直书”的 优良传统，以“求实与取信”的笔法，客观真实地记述了宋代佛教诸宗派的历史。在《 佛祖统纪》中，释志磐没有以个人的好恶来掩埋历史，也没有以某种道义的原则来歪曲 历史，更没有因为他是天台宗的僧徒而忌讳历史。以“信史”的要求客观真实地记录历 史，就成为《佛祖统纪》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法运通塞志》中，释志磐提出了自己的修史原则：
史者，所以记当时失德之迹也，以故恶如弑君必书，丑如烝母必书，岂以其丑恶而不 之记邪
是知修史者不没其当时善恶之事，斯可为信史也。昔范晔著《汉书•西域传》 ，始论佛法；陈寿志《三国》，则忽而不录；唐太宗修《晋书》，于沙门高行时有所取 ；魏收于《北史》，著《佛老志》；李延寿于《南史》，作《顾欢传》，凡帝王公卿毁 赞佛老者，莫不悉载。其于二教之偏正优劣，当年今日未尝不明识所归。欧阳氏之修《 唐书》、《五代史》也，于佛老之事则删之。夫《唐书》，唐家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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