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史，非欧阳之私书 也。借使不足法，论之可也。岂当以己所不好而删之邪
是知无通识者，不足以当修史 之任也。夫佛法之取舍，大较系乎人之好恶，韩、欧、司马始不好佛，遇事立言必有诋 诃。……吁，佛法之取舍，果在于人之好恶，可不审乎哉[20]
释志磐的这段论述，讴歌了敢于秉笔直书的范晔、袁宏、魏收等，对他们在史书中客 观公正地记载佛教史事的态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对以个人好恶来掩埋佛教历史 、歪曲佛教历史的欧阳修、司马光等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乏通学，守隘见有若是 ，谓之信史，未信也”。并明确表明了自己的修史态度，“修史者不没其当时善恶之事 ，斯为信史也”，“岂当以己所不好而删之邪
”因此，他以“无通识者不足以当修史 之任”来要求自己，肩负起了修撰《佛祖统纪》的重任。从古代学术思想史来看，佛教 与儒家是处于竞争的局面，但释志磐以“信史”的精神，对儒家、道家有相当的肯定。 他说：“后代人主，尊称先圣，通祀天下，为万世师儒之法者，自汉家始，岂不盛哉! ”[20](《法运通塞志》六)从《佛祖统纪》的思想价值和史学成就可以看出，历史上一 切成名的史学巨著，其“良史之直笔”，足可以为“万代之准”的[27](《史传》)。《 佛祖统纪》中所反映的“信史”精神，是宋代僧人对儒家史学认识与取舍的结果，是我 国古代史学思想中的宝贵财富。
第三，注重史学中“通识”思想的运用。
“通识”是指史学研究从纵向和横向入手，将表面上分裂孤立的材料加以归纳贯串， 发现其内在联系，作出合理的分析，讲清历史问题的真相，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是史家 取得突破性成就的关键[28]。《佛祖统纪》中“通识”思想的运用是极其明显的。这一 特色表现在，《佛祖统纪》不仅从纵向上记述了天台宗及其他佛教宗派发展的历史，而 且从横向上也记载了与佛教相关的儒道二教的历史，纠正了此前佛教内部因宗派之争而 对僧史的不实记载，澄清了一般世俗对佛教史事的误解。《佛祖统纪》中的“通识”涉 及佛教史、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人物传、史论、史著等许多方面，显示出宋代佛 教史学多途发展的盎然生机，客观上具有破除当时浓厚的复古倒退思想(指宋儒的反佛) 的积极意义，而且以艰苦的史学实践，成功地回答了时代对“僧史”的需要。同时，“ 通识”思想的运用还体现在该书对唐宋时期学术领域内盛行的“三教合一”思想给予的 关注。《佛祖统纪》卷54所载的“三教出兴”、“三教厄运”、“三教訞伪”、“三 教谈论”等，就是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三教合一”思潮的学术总结，弥补了正史记载 的不足。
第四，重视史学表达形式的创新。
《佛祖统纪》中的《法运通塞志》，在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中是个创例。《佛祖统纪》 虽仿正史的纪传体，但在“史学表达形式上，亦有所创新，是充分展现佛教史观的一部 史作”[29]。“志”原本是纪传体独有的体例，《佛祖统纪》由整体架构来看，是纪传 体，但纪传体的“志”并不强调编年，而《法运通塞志》虽名为“志”却编年记事，志 中有编年，这是《佛祖统纪》所独有的。这种表达形式，是佛教史学对传统史学的贡献 。它不仅突破了传统史学的局限，扩充了“正史”的体例，而且也囊括了更多的史学内 容，丰富了传统史学的内涵。释志磐撰述此志的目的，在于说明“一代化事”，强调佛 教与世俗的关系。“夫世称三教，谓皆足以教世，而皆有通塞，亦时使之然耳，列三教 之迹，究一理之归，系以编年，用观通塞之相。”[20](《法运通塞志》一)佛教在中国 有所谓“三武之祸”，在经历了多次严酷考验之后仍能流传于世，释志磐认为这就能证 明佛教有其颠扑不破的常理。至于佛教与儒、道二教的关系，他认为应维持和平关系； 儒、释、道三教，“皆足以教世”，而三教又各有易为接受，或遭到排斥的时代，故说 三教“皆有通塞”。因此，《法运通塞志》从佛教史学反省的角度出发，不仅记述了佛 教史的兴衰，而且对于儒家与道流之兴废，也多有记载，“大儒、高释，有能以文字铺 张大道，为法门之标表者，是不可不略录也”[20](《通例•释志》)。对于这种创新， 方豪评价说：“求之欧西天主、基督史家中，亦无如此识力者，志磐真大史学家也。” [15]
综上所述，《佛祖统纪》中所反映的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是中古时期佛教史学与儒 家史学相互渗透与影响的产物。《佛祖统纪》在宋代佛教史学中开启了一代风气。它的 史学思想典型地反映了宋代学术思想的变迁。它所开创的史书新格局也成为后来佛教史 的“定式”之一，对元明清佛教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后人认真加以总结。但是 ，另一方面，《佛祖统纪》中宣扬的“善恶无常”、“因果报应”的史学思想，削弱了 史学通古今之辨的能力。尤其是它对早期佛教的不实考证和因门派之争对其他宗教派别 阙如的记载，造成史学失实、史学范围难以扩大的局面，这些理应加以批判。
《《佛祖统纪》与中国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韩毅)》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