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史，非歐陽之私書 也。借使不足法，論之可也。豈當以己所不好而刪之邪
是知無通識者，不足以當修史 之任也。夫佛法之取舍，大較系乎人之好惡，韓、歐、司馬始不好佛，遇事立言必有诋 诃。……籲，佛法之取舍，果在于人之好惡，可不審乎哉[20]
釋志磐的這段論述，讴歌了敢于秉筆直書的範晔、袁宏、魏收等，對他們在史書中客 觀公正地記載佛教史事的態度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同時，對以個人好惡來掩埋佛教曆史 、歪曲佛教曆史的歐陽修、司馬光等人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其乏通學，守隘見有若是 ，謂之信史，未信也”。並明確表明了自己的修史態度，“修史者不沒其當時善惡之事 ，斯爲信史也”，“豈當以己所不好而刪之邪
”因此，他以“無通識者不足以當修史 之任”來要求自己，肩負起了修撰《佛祖統紀》的重任。從古代學術思想史來看，佛教 與儒家是處于競爭的局面，但釋志磐以“信史”的精神，對儒家、道家有相當的肯定。 他說：“後代人主，尊稱先聖，通祀天下，爲萬世師儒之法者，自漢家始，豈不盛哉! ”[20](《法運通塞志》六)從《佛祖統紀》的思想價值和史學成就可以看出，曆史上一 切成名的史學巨著，其“良史之直筆”，足可以爲“萬代之准”的[27](《史傳》)。《 佛祖統紀》中所反映的“信史”精神，是宋代僧人對儒家史學認識與取舍的結果，是我 國古代史學思想中的寶貴財富。
第叁，注重史學中“通識”思想的運用。
“通識”是指史學研究從縱向和橫向入手，將表面上分裂孤立的材料加以歸納貫串， 發現其內在聯系，作出合理的分析，講清曆史問題的真相，發前人之所未發。這是史家 取得突破性成就的關鍵[28]。《佛祖統紀》中“通識”思想的運用是極其明顯的。這一 特色表現在，《佛祖統紀》不僅從縱向上記述了天臺宗及其他佛教宗派發展的曆史，而 且從橫向上也記載了與佛教相關的儒道二教的曆史，糾正了此前佛教內部因宗派之爭而 對僧史的不實記載，澄清了一般世俗對佛教史事的誤解。《佛祖統紀》中的“通識”涉 及佛教史、思想史、文化史、學術史、人物傳、史論、史著等許多方面，顯示出宋代佛 教史學多途發展的盎然生機，客觀上具有破除當時濃厚的複古倒退思想(指宋儒的反佛) 的積極意義，而且以艱苦的史學實踐，成功地回答了時代對“僧史”的需要。同時，“ 通識”思想的運用還體現在該書對唐宋時期學術領域內盛行的“叁教合一”思想給予的 關注。《佛祖統紀》卷54所載的“叁教出興”、“叁教厄運”、“叁教訞僞”、“叁 教談論”等，就是對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叁教合一”思潮的學術總結，彌補了正史記載 的不足。
第四，重視史學表達形式的創新。
《佛祖統紀》中的《法運通塞志》，在中國古代史學傳統中是個創例。《佛祖統紀》 雖仿正史的紀傳體，但在“史學表達形式上，亦有所創新，是充分展現佛教史觀的一部 史作”[29]。“志”原本是紀傳體獨有的體例，《佛祖統紀》由整體架構來看，是紀傳 體，但紀傳體的“志”並不強調編年，而《法運通塞志》雖名爲“志”卻編年記事，志 中有編年，這是《佛祖統紀》所獨有的。這種表達形式，是佛教史學對傳統史學的貢獻 。它不僅突破了傳統史學的局限，擴充了“正史”的體例，而且也囊括了更多的史學內 容，豐富了傳統史學的內涵。釋志磐撰述此志的目的，在于說明“一代化事”，強調佛 教與世俗的關系。“夫世稱叁教，謂皆足以教世，而皆有通塞，亦時使之然耳，列叁教 之迹，究一理之歸，系以編年，用觀通塞之相。”[20](《法運通塞志》一)佛教在中國 有所謂“叁武之禍”，在經曆了多次嚴酷考驗之後仍能流傳于世，釋志磐認爲這就能證 明佛教有其顛撲不破的常理。至于佛教與儒、道二教的關系，他認爲應維持和平關系； 儒、釋、道叁教，“皆足以教世”，而叁教又各有易爲接受，或遭到排斥的時代，故說 叁教“皆有通塞”。因此，《法運通塞志》從佛教史學反省的角度出發，不僅記述了佛 教史的興衰，而且對于儒家與道流之興廢，也多有記載，“大儒、高釋，有能以文字鋪 張大道，爲法門之標表者，是不可不略錄也”[20](《通例•釋志》)。對于這種創新， 方豪評價說：“求之歐西天主、基督史家中，亦無如此識力者，志磐真大史學家也。” [15]
綜上所述，《佛祖統紀》中所反映的宋代僧人的史學思想，是中古時期佛教史學與儒 家史學相互滲透與影響的産物。《佛祖統紀》在宋代佛教史學中開啓了一代風氣。它的 史學思想典型地反映了宋代學術思想的變遷。它所開創的史書新格局也成爲後來佛教史 的“定式”之一，對元明清佛教史學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值得後人認真加以總結。但是 ，另一方面，《佛祖統紀》中宣揚的“善惡無常”、“因果報應”的史學思想，削弱了 史學通古今之辨的能力。尤其是它對早期佛教的不實考證和因門派之爭對其他宗教派別 阙如的記載，造成史學失實、史學範圍難以擴大的局面，這些理應加以批判。
《《佛祖統紀》與中國宋代僧人的史學思想(韓毅)》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