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从见明相至吃饭时称为前，从吃饭时到日影正中称为后。佛制比丘不许于日中之前不告知同住比丘便往聚落中去)。
以上五点在佛制的僧团中，算是特权的享受，所以看得很神圣很严重，如果比丘而失去了受功德衣的资格，那是很可耻的！今日的泰国，仍把解夏受功德衣的古制，看得很隆重。但在中国，根本不受任何约束，故对迦絺那衣，也就不关痛痒了。
至于功德衣究竟是一样什么东西？律中说：若得新衣、檀越施衣、粪扫衣的任何一种衣，四周安缘，五条，裁作十隔缝治。做好以后即日在大众僧前白二羯磨，由一人代表大众受持功德衣。功德衣的本身，只是代表性也是象征性的东西，受持之后，即予收藏，没有披搭之理。由一人代为受持之后，安居的大众同住比丘也就受了功德衣了，直到腊月十五日至。
但有十种因缘，可舍功德衣(详见律中，文繁从略)，功德衣的时限虽有五个月，从七月十六日到十二月十五日，可以享受五种利益，如若自己愿意刻苦，或者所求的愿望已经达到，便可随时舍去，甚至在受功德衣的当时，即可舍去。如果贪得无厌，虽到时限，仍不愿舍者，时限一过，不舍也等于舍了。舍功德衣的时限一到，仍然集众，在僧中唱舍，这是团体公式舍法；个人单独提前舍者，但心作念于某时舍，到时即成舍。
功德衣对比丘、比丘尼的最重要处，乃在「蓄长衣」的开禁。从每年的十二月十六日到第二年的七月十五日的七个月之中，称为非衣时，比丘不得非衣时中乞衣，除非遇到难缘，失去了三衣，才可以乞衣，否则非时乞衣，便成犯戒。在受功德衣的期间，即使不缺少衣服，也可乞求，乞到之后，需用则用，不需用则经净施，即可收藏备用(净施是将所得之物，对人说净，心舍与他，实则己用，也就是私有长物的公开化)。故在七月十六日至十二月十五日的五个月中，称为衣时。
至于不够资格受功德衣的人，也有乞衣的机会，不过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从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的一月之中，可以乞衣，过时便不许。也就是说他们在一年中有十一个月是非衣时，仅有一个月是衣时。
律文之中的「无迦絺那衣一月，有迦絺那衣五月」，很多人不会解释，我在最初，也是不得其门而入，但在《摩诃僧祇律》卷一一中便可看到：「衣时者，若无迦絺那衣，得至八月十五日；有迦絺那衣，得至腊月十五日。」这就明白了，所谓无与有，实即无资格受与有资格受的分别而已。
僧装的统一与改良
前此笔者写一篇〈论僧衣〉，仍觉意犹未尽，故此再为略抒所感。
就僧团生活的形态上看，中国的佛教与印度的根本佛教相比，可以说是全部走了样的。中国佛教，有中国佛教独特的精神，中国的比丘，也有中国比丘的另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不必托
乞食，我们也不必「尽形寿」受持三衣，佛制三衣是为比丘们遮身和御寒，所以不能一时或离。尤其是名之为安陀会的衬身衣，如果离开安陀会，便成了裸体外道。但在中国的比丘，没有安陀会，并不妨碍风化，也无人笑你不穿衣服，因为我们除去佛制的三衣之外，尚有更多的衣服，一人最少有两套换洗的小褂裤，有一件长褂子，有一件海青，到了秋天，有夹褂、夹裤，到了冬天还有棉袄、棉裤，以及大棉袍子。即使是个苦行比丘，也有一件百衲袄。这些衣服，归纳起来，均属「听衣」的一类；正因「听衣」太多了，所以反将「制衣」视同门面的虚设。上殿过堂披七条衣，讲经说法，主持坛场，则披二十五条大红祖衣。三衣不离身，进入聚落、通都大邑，要披着僧伽黎，在中国佛教界中，可说绝无仅有，一则未能形成风气，再则也是叠床架屋，不必多此一举。
我们看佛陀的根本精神，凡举一样规制，无不要求实事求是，并且极富民主的色彩，凡为一项规定，一条戒律，若有充分的理由，建议改进的，佛陀无不从善如流。故在比丘戒中，多数的条文，都是经过修正的，其中有一条，修正的次数，达十次之多。这种开明的精神，即使拟之今世的各国宪法的立法议程，也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我说这段话的意思，无意要修改佛制的戒律，相反地，我是极力主张维护律制尊严。奈何，二千五百多年以来，未尝有人修改过佛制的戒律，佛制的戒律精神，却在每下愈况之中！请问：不论出家在家的七众佛子，谁在确实遵守佛制的芳规了？我们的服装，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
本来，佛制的戒律，就是佛子的生活规约，但到后世的佛子，把戒律当作骨董来收藏，将生活向时风去看齐，戒律是渐渐古老了，生活是日异时新了。于是越走越脱节。其实，戒律的条文，可能有其时代性和地域性，但其戒律的根本精神是永远没有新旧之分的。
今日的我们，要赋予戒律新的生命，不必死啃条文，泥古不化。要不然，比丘的衣制，不得超过三件，否则即犯舍堕罪，那么，自古以来，除了热带，多少比丘不犯舍堕？即使利用说净的方法蓄衣，也是不合根本的要求，何况说净之法，亦少有遵行。
若以用途来说，我们的小褂子相当于安陀会与覆肩衣，裤子相当于涅槃僧，大褂相当于郁多罗僧，海青则相当于僧伽黎，准此而言，我们不用披衣，也就具足五衣了。
但是，比丘应披福田衣，在此中国僧装的五衣之中，并无一衣，可表福田之相，所以还是要披制衣。再说，中国的僧装，和尚穿了称为僧装，道士穿了，称为道装，舞台上的戏子穿了，则又成了古装。其实呀！根本就是中国汉时的俗装。以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佛教初入中国，中国人出家，除了把头发削光，根本不用改装，僧俗的区别，端在头发之有无为准；若说衣着上的分别，则为缁色而已，比如法献、玄畅称为黑衣二杰，姚广孝称为黑衣宰相。故称僧人为缁流。然到目前为止，中国比丘的服装，未必皆用缁色的了，穿缁色服装的，也不仅是中国的比丘了，可见「缁流」一词，也不能为中国的和尚所独占了。
不管如何，中国的和尚，穿现前这种式样的服装，已有近二千年的历史了，所谓习惯成自然，谁又说它不好呢？事实上，除了笔者之外，早有先进提到过这个问题。从出发点上分析，大致可分两派：中国的僧装，反正是中国古代的俗装，不如干脆也改成时下的俗装。
中国的僧装，不合佛制的规定，应该予以纠正和改进。
但以年老的一辈而说，他们并无这种要求，并且反对第一派的要求，最大的理由是，原有的僧装，已是既成而且公认的事实，穿了这套装束，人家都知道你是和尚，你即使毫无惭愧之心，更无持戒之念，但在众目睽睽之下，你总不敢太过放肆，如果一旦和尚穿上俗装，僧俗无以辨别之际，有修有为的出家人，固然无所谓利害得失，对于一些不知惭愧的比丘来说，却是一大「方便之门」了。这一理由，笔者也是同意的。
青年的比丘，多无根本理想及其具体的计画，所谓改革僧装，多半也是随声附和。当然，年轻人多喜时髦，能将长领宽摆的古代俗装废除，改穿紧身轻便的西装，那该多好！
其实，如以观瞻上着眼，时装不若古装的超然洒脱；从舒适上着眼，时装不及古装的宽畅大方。古装之弊，弊在碍于剧烈或快速的行动，弊在所费布料太多。但是，身为一个比丘，最重要在威仪，如果比丘举行宗教仪式，人人皆是西装笔挺，势将失去宗教的气氛。
故我个人，赞成改革僧装，但却坚决反对盲无计画的改革，如果说脱下汉装，换上西装，便算是僧装的改革，那我宁可让佛教永远保守，也不希望提到改革二字。事实上，那是流俗，而不是改革。所谓改革，乃在有所改良和革旧陈新，所谓僧装的改革，乃在将旧有的僧人装束，改革成新兴的僧人装束。着古装时人家看了，固然像比丘，着新装时让人见了，仍然要像比丘，并且更加庄严，更加威仪，更能使人肃然起敬。
说起来，也许我的思想是既开明又顽固。我绝对赞成僧装的改革，但我见到一些逐步「解脱」汉装僧服的人，又觉得难以茍同。比如有人以为海青既非制衣，废弃它而光披制衣又未尝不可！那么我要反问你：「海青固非制衣，固可废弃，你的内衣内裤，也非制衣，何以不也干脆全部废弃？」或者他要说：「内衣裤脱了不成体统。」那我要说：「既然内衣裤脱去了不威仪，穿上海青，岂不更加威仪？」当然，一切的制度都是人为的，人皆可以成佛，为什么不能不穿海青？但我要说：这是小家子气，不是大人作略，我们怕的不是大作大为的统盘改革，怕的乃是小敲小打的零星变质。要不然你「解脱」一样，他「解脱」一样；你「革新」一样，他「革新」一样，不用几多年代，中国的僧装，岂不成了四不像，所谓「和合」相状，又到何处去找！
我们看任何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团体，多有他们的制服。一个团体的集合，如果大家穿的便衣，就觉得散乱没有精神，如果一律穿上制服，便觉得庄严隆重了。我们佛教的比丘，本来就是生活在一个大僧团中，那么，我们的服装，岂非也有统一的必要呢？
有人说我们和尚的服装，做起来既不经济，出门时又碍手脚，上下公共汽车，也不便利，上车时自己踩脏了前面的下襬，下车时又被别人踏住了后面下襬，如果手上拿了东西，上车下车，简直受罪！这些确是实情。中国的祖先穿这种装束时，世界上还没有公共汽车好乘，现在世界上有了公共汽车，绝对多数的中国人，已从长襬的衣服中得了「解脱」，只有我们出家人还拖着这身古老的装束受罪。所以我们要谈僧装的改革。
但这不是改革僧装的理由，我们应该知道，在今天的世界各宗教中，以僧侣的装束来比较，佛教的比丘，并不算是最最「受罪」的一类。天主教的修士与修女，以及回教教民，他们的服装，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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