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求功德，如果不能由于读经而放下散心入于定境，或藉恳切的虔诚而感应神灵，那他除了熏习作用的一点所谓功德之外，并无多大的意义。
佛教诵经礼忏，在原始的乃至小乘的，多不如中国大乘佛教之来得隆重，就尊法崇道的立场说，身为中国人的佛教徒，应该感到欣慰。因为佛教来中国，自成一个形态，而成为纯中国的佛教，中国佛教的经忏佛事，也与其它国家的佛教不同。经忏佛事的起源已如上述，佛教来到中国的初期，所做的佛事，大多是译经的工作，甚至把诵经讲经的事，也合并在译经之时举行。比如鸠摩罗什法师及玄奘法师，他们的译场，同时也就是讲堂，主译的人，往往手持梵本经卷，口宣汉译经文，边译边讲，边加研究，边予指导，所以主译者既是译师也是导师，助译者既是译员也是弟子。至于专门读经，那是经本译出之后的事了。不过我们可以肯定，读经或诵经的最初，目的是在自修，至于受雇于他人的所谓「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或「超荐亡灵」的读经诵经，既不是原始佛教的色彩，也不是中国初期佛教的形态。因为中国的社会，先已有了道教的流行，佛教这种「消灾」与「荐亡」的佛事，非常可能是受了道教所谓「作法」的刺激，所以应运而生，以资抗衡道教，免得道教在这方面优势独占(此系个人的假设，究竟是不是如此，尚待做进一步的考证)。因此，直到目前，如《水陆仪轨》，虽经唐之法海、宋之四明、明之云栖等数度删增，它的文字之中，尚有一些道教的观念。然而笔者又可肯定，凡以虔诚恳切，感念求法之心来读诵经典，他必能有得于心，有了心得，他又必不甘心永滞于读诵的一个境界，必定会油然生起弘法度生的利他精神；所以小乘人的不会永停于自利阶段者，原因也在于此。否则的话，似乎也可反证，他虽读诵经典，等于没有读诵，正如拳击虚空，没有反应，等于不击；同时也可证明，读诵的目的仅为利养，并不在乎求法。
上面说到中国佛教之有消灾荐亡，可能是受了道教的影响，但是中国佛教之有荐亡法会的开始，有史可考的，则起于梁武帝萧衍，最有名的梁皇宝忏及水陆仪轨，都是梁武帝时代的产物。发起于梁武帝，助成于同时的宝志公大师。志公大师，传为大士菩萨化身，应化当时，颇能显示神异，所以梁武帝迎供之后，每有疑异，必请志公相议。相传梁皇宝忏之由来，系因武帝怀念皇后郗氏之亡，郗氏转堕巨蟒之身，求乞超度。询以志公大师，志公则说：需要礼佛忏悔，为其涤除罪障业垢，方可拯拔郗氏皇后。于是梁武帝便礼请志公从诸多佛经之中，采录诸佛菩萨名号，其中忏文，全为佛说法语，削芜取菁，共成十卷。以我们现在来看，《梁皇宝忏》的内容，的确可诵可读，可礼可阅，除了圣号的插入，实即一部综合性质的佛经，所以相传至今，礼诵不衰，而且常有灵验。再说《水陆仪轨》的缘起，据说是梁武帝在梦寝之间，有一高僧示梦，教他普度水陆仪轨有情，一切含灵，所以他在宝志公的协助之下，遍览大藏，以〈无量威德自在光明如来陀罗尼〉为其中心，制成《水陆仪轨》。故以《水陆仪轨》的内容来看，实即是瑜伽焰口的扩大。焰口之产生，是由阿难林间习定，观音大士化饿鬼王身，告诉阿难，三日之后，当堕饿鬼道中，阿难急向佛陀请示解救之道。佛陀即以佛在过去无量劫中，曾做婆罗门时，于观世音菩萨及世间无量威德自在光明如来之所，所受〈无量威德自在光明如来陀罗尼〉法，授予阿难，命其加持此一陀罗尼法七遍，能令一食变成种种甘露饮食，即能充塞法界，能使无量恒河沙数一切饿鬼，及婆罗门仙，异类鬼神，皆得饮食饱满，并能解脱苦趣，超生天界，或得圣果。能以此一广大布施的功德之力，便可使得行者，福德增加，寿命延长，此是消灾植福延年益寿的最佳法门了。所以〈水陆纶贯文〉的开头便说：「面然兴权，真是所谓冥被阿难，我佛慈济，开演妙法，此最初施食之大因缘也。」根据云栖大师《竹窗随笔》中则说：「昔白起以长平一坑，至四十万，罪大恶极，久沉地狱，无由出离，致梦于武帝，武帝与志公诸师，议拔救之策，知大藏有水陆仪文……而今藏并无其文。」可见面然兴权，佛授阿难施食的法门，传来中国很早，后来失佚了。因为我们知道，焰口施食，现在藏经中最早的汉译，是出自唐代天宝年间的不空三藏之手，叫作《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焰口轨仪经》。但是水陆仪文的内容，又像是焰口的扩大，《水陆仪轨》的制成，却远在焰口之前的梁武帝时代，相差约二百年的光景，那么云栖大师所说，梁武帝时，即知大藏有水陆仪文，也可能是真的。不过梁武帝以后的《水陆仪轨》，已是出自梁武帝及志公等诸师的重制，而不同于先前的水陆仪文者，也是真的。否则《水陆仪轨》的来历，便没有基础了。
四、祖师广修经忏非为僧众糊口
我们看梁皇宝忏、水陆仪轨、焰口，身为一个佛教徒，实在不敢主张废弃，其中除了有些观念已不适合今日的时代之外，它们的文字都很优美，情意都很深切，尤其我们如果还能不以为礼佛持咒是一种迷信或浪费的行为的话，我们不但不该反对，并要更加赞叹。在中国佛教史上，提倡经忏佛事最为积极的人，要推云栖大师。甚至有人明知若干经咒如：《血盆经》、《胎骨经》、《高王观世音经》等是出于中国民间的伪造，文字拙劣，义理不畅，但因这些颇受民间传诵，并且时有灵验，所以也加罗列；因其以为，文字虽出伪造，诸佛菩萨圣号，却是出于佛经，所以仍有灵验可观，所以不敢妄自废弃。唯因由于经忏佛事而流为僧众的营生职业之后，僧众天天应赴，精神不能集中，身心劳于疲惫，经忏佛事变成虚应塞责，住持以此作为生意般经营，僧众则以此为糊口的生计。于是僧格尊严扫地，佛门精神荡然。因此就有一些人们批评云栖大师不该提倡经忏佛事，延留至今，竟是流毒沙门，成为佛教衰颓之祸因。不过我想，云栖广修经忏法要，目的是在弘扬圣教法门的自利利他，并希以此利及法界之内九种十类，一切有情，同得解脱，共证菩提，实出于菩萨救世的大慈悲心，至于经忏佛事的流弊，谅非云栖大师所曾料及。
五、勿落原始宗教的泥沼
本来，佛教的经忏佛事，是用来自修的，不是用来超度亡灵的，虽在自修之中，回向功德，普为四恩三有，不为自求福报。但是自修出于自动，有人布施，固要自修，无人布施，也要自修。所以受请于人而去诵经礼忏，并且掂斤看两，讲好人数，说好一人几炷香，一炷香多少时间，一人多少钱，一堂佛事多少钱，这种现象在佛陀时代是看不到的，也是佛陀极端反对的。然而人类宗教的最初形态，是巫师或祭师，原始的人类，一切的祸福苦乐，都委命于他们，他们的职掌，便是祷福禳灾。人类需要宗教的安慰，也在于此。人类总希望有一些能够感通于神明的宗教师，来为他们祈求，将他们的愿望通过宗教师的媒介，而达于神明，神明便可为他们消灾降福，为他们解决问题，帮助他们表达对于生者的恩义，对于死者的怀念，对于神明的敬意。这种观念，在人类的潜意识中，直到现在，仍未消灭，这也正是人类之中尚有宗教存在的主要因素。所以佛教传来中国之时，并没有度亡的佛事，到了梁武帝时，由怀郗氏皇后的去世，而创制《梁皇宝忏》忏本。即如水陆仪文，或者传译于梁武帝之先，但水陆之由，起于阿难施食，以理推之，阿难施食之时，除了他本人依法加持〈无量威德自在光明如来陀罗尼〉法之外，似乎没有第二人乃至第三人参加的必要。至于水陆道场的内坛外坛，人数众多，组织繁复，规模庞大的所谓无遮大会，实非佛陀时代的本来面目，而是梁武皇帝的虔心供养。以其君主之尊，一国之富，来庄严此一水陆道场，自属应然。不过我们可以断定，经忏佛事之应用于度亡法门的专课，乃是创自梁皇武帝，但那也是出自原始人类对于宗教要求的同一情绪。这对后世的中国佛教来说，其利实不足与其弊相抵相衡。
佛教本不是原始的宗教，也不负有原始宗教的使命，但是自有类似情形之后，也就降下一格，迎合了原始宗教的要求。更不幸的，一到后来，竟尔急转直下，一泻千里，佛教的僧众，多从人天师范的宝座上，跌下了巫师或祭师的泥沼，甚至不如巫师、祭师地位的受其社会之尊重。事实上，佛教可以不必同流于原始的宗教，因为佛教的僧众，绝不同于巫师；巫师皆以神明的代言人或化身自居，他们自处于超然的地位，只承认他们才有能力与神明接近。佛教的观念，主张人人平等、众生平等，只要工夫到家，僧众固可感应诸佛菩萨，并且可以自我升拔于诸佛菩萨的地位，人人也可感应诸佛菩萨，并也可以自我升拔于佛菩萨的地位。僧众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是在教导一般人去如何感应诸佛菩萨，如何自我升拔于诸佛菩萨的地位，僧众绝不可能大权独揽，独力经营经忏佛事；为求超凡入圣，僧众固该诵经礼忏，一般人也该诵经礼忏。一般人之供养僧众，绝不是为了将自己乃至亲属死后的前途，委诸僧众，而是为了僧众能够教导自己如何才可于死亡之后，不致堕落三恶道中。这同样是宗教的要求，但已不同于原始的宗教，而是原始宗教的升拔。
六、现行佛事的经与忏
我们看，现行而被僧众们经常作为消灾荐亡植福延寿的经忏，不出水陆(已少启用)、焰口、梁皇宝忏、水忏、大悲忏、净土忏、药师忏、地藏忏，及《华严经》、《法华经》、《金刚经》、《心经》、《阿弥陀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等等，其中的忏文都是中国人编制的，水陆仪轨与焰口，虽有它们原始的依据，但也出自中国人的众力糅合。水陆仪轨由阿难开始，经宝志公、梁武帝、法海英公、长庐赜公、四明东湖志盘法师、云栖莲池大师、源洪法师，以及东坡苏文忠公、东川节推杨公等的数度修辑，润文阐扬，才存今日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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