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又说：“戒行还可以放弃，信念不能放弃。”可见信念比什么都重要。
(二)智慧为生佛之母、解脱之门
《般若经》称为“佛母经”，弥勒的《现观庄严论》称智慧为声闻、缘觉、菩萨、佛陀的“生母”，称声闻等为智慧的“四子”。《般若经》称智慧为“不二解脱法门”，“三宝”中的真正的“法宝”指的是“智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佛教如何重视智慧。
“智慧”从本质上分有两种：一种是分别智，也称“世间智慧”、“假智慧”；一种是无分别智慧，也称“超世智慧”、“真智慧”。“分别智”是指以语词和抽象概念为思维对象的非直观性的智能。因为人脑中形成的任何事物形象都是模糊不清的，都是支离破碎的，不像用眼睛现观事物那完整、具体、真实，人脑中想到的“人”不是真人，是想象的“人”，所以把这类世间智称做“假智”。无分别智慧，如视觉等五官感觉和“梦境”似的直观直觉，这种智慧不借助语词和分析推理，故无分别。见道以上的定中智是无分别现观智，定后智是有分别世间智。关于这两类智慧的定义、分类、作用等在《因明论》中的“认识论”中讲得很清楚，这里不准备详细介绍。我在这里想说说开发智慧和利用智慧的问题。
人的智慧有天生的和学到的两种，如果没有天生的“灵心”，光靠学，其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就像石刀再磨也磨不出锋刃一样。但光有“灵心”，如果没有后天的培养、开发，也是不行的，就像埋在地下的“明珠”，永远发不出来。只有充分开发培养，使内因借助外因的充足条件发育成长，才能发出耀眼夺目的慧光。佛法所说的“本具光明心”指的就是“灵根”、“灵心”，即人本身的智慧“光源”或者说智能的“基因”。这种光明心，本身没有善恶的属性，善恶的倒向都是虚妄心所引起的烦恼和行为(业)习染的结果。在向上的善行环境中人心就会变善，在下堕的恶行环境中人心就会变恶。这就是人心的可塑性特点，这也是教育和环境对人有很大影响的内部原因。
人的先天的光明灵心或“慧根”，就像包在岩石中的一块美玉，如果无人发现，这块玉永远埋没在岩石中，不会有任何价值。如果有人从岩石中取出这块美玉，并经过能工巧匠雕琢成一尊玲珑剔透的佛像，这种加工的价值就会远远超出美玉本身的价值。这智慧的“加工”就是学习和修炼，而学修在佛法中称做闻、思、修。
“闻”是学习佛法理论知识，包括文化和一般知识的学习，这等于“播种”；“思”是知识的消化，吸引过程，是把所学的书本知识移植到自己的脑海中，变成自己的智慧的过程，这等于植物生根发芽；“修”指理论知识的反复实践过程。无分别的真智慧，只有经过反复的实践过程才能生出，这过程等于出土的小芽在适当的湿度和温度的条件下生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的过程。一切真智慧都要经过闻思修慧培育的过程。佛法，一切事情都讲因果，从人到佛的智慧都是学习和反复实践的结果。不学佛法而生出佛智，甚至花几个钱能买到“开悟”，那纯属骗人的把戏，佛法中没有这种违背因果律的胡言乱语。无论何种智慧，都是学习的结果，是知识和经验积累的结果，先天的某些超常的智慧和功能是无数前世学修的结果，是累世知识的沉积。因此，要想成为主观认识和客观事物总量的外延完全重合的遍知一切的圆觉，必须经过世间和超世的学道。所谓密法的“捷径”，也是在学道上的特殊捷径，从来没有不学而成就善知识和无上智者。
知识无论是佛教的和普通的，对佛教来说，没有一样不需要。但事物的性质、种类、形态、数量是无限的，有关各种事物的知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而人的寿命有限，掌握知识的条件有限，因此认识的覆盖面也是非常有限的。用有限的能力掌握无限的知识，就需要掌握一些特殊的方法和特殊的知识，如逻辑推理方法、计算方法、语言表达方法等，对学习任何一种知识都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技能和基本知识。阿底峡尊者说：“生命短暂而知识领域甚广，自己能活多久没有什么把握，所以要如天鹅从湖水中析出乳浆那样选择吸收自己最需要的知识。”这就是说，学完所有的知识在一生中是做不到的，要有选择地、有重点地学习最重要的、最需要的知识。学佛的人首先要掌握基础理论，初学的人不能直接读佛经，原因是：
１、佛经是佛的语录，是因人而说，因问而答，不是系统的理论。每一部经中的一种说法，只是整个佛法思想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学一经一说，很难掌握佛法的总体结构布局和总的精神实质，容易堕入有空、常断的某一边。
现在学佛的人中大多数都是尊一经、执一说，因“小”失“大”，因“事”失“理”，或说空而否定业报因缘，或重观修而轻善德，或褒显教贬密法等等，其根本原因是掌握知识的深度和数量有限，在客观上形成了可怜的偏见。不仅佛法如此，就连人世间的任何一种偏见都和时空环境与知识见解的局限性有关。龙树所说的“破除一切见”，就是说要破除所有这类偏见，才能获得无见的正见。
２、佛经中的说法，有了义和不了义之分。“了义”的含义是：(１)字面含义和所说的事情一致的说法；(２)说的是普遍规律和绝对真理。“不了义”的含义是：(１)字面上所说和实际所指不一致的说法，隐含别义，指东说西的说法；(２)权宜之说，变通之说，所指是相对真理。密法还有“四法”、“六印”的严格保密措施。
研究、学习佛法的人若不懂这种经典的特殊表述方法，像一般书籍那样理解它的文辞含义，没有一个不碰壁的。由于上述两种原因，初学之人直接读经，不会获得较全面系统的知识。有人说什么“藏传佛教不重视佛典的研究”，那纯属胡说。藏传佛教在教义理论方面以佛经为根据，凡无佛经根据的说法一律不予承认，怎能说“不重视经典”？但藏传佛教学习佛法，不是从原著经典入手，而是从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入手，从掌握总的纲领性大论入手，不再走前人走过的弯路，不再重复前人已有定论的问题的研究，在有分析、有取舍地接受历代佛学大师的宏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向更加深入、更加精细的方向发展，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藏传佛教的教育制度和特殊的学习方法，对藏传佛教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
首先是正规的教育制度。从１１世纪开始就有了正规五部经学院。从宗喀巴大师以后这种大大小小的五部学院，几乎遍及藏传佛教的信仰区。从清朝开始，北京雍和宫也有了辩经院。其次是特殊的学习方法。藏传佛教五部学院从入学到学完五部的全部课程，取得格西学位，一般需要１５～２０年时间。从入学的《因明》班，到最后的《律学》班，都是采取设题辩论的方法，对佛法的大大小小的理论观点、定义概念都展开自由讨论辩析，分辩是非，树立正见，摧破偏邪。对每一个问题的认识结论，要达到泼水不进、插针不入的精细严密程度。这种严肃认真的学风，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像宗喀巴、嘉曹杰、克珠杰、一世嘉木样协巴、三世贡唐以及喜饶嘉措大师这样一些可以和印度的龙树、无著、世亲、法称分庭抗礼的佛学大师。藏传佛教这些著名佛学大师的佛学研究著作，大部分至今未能译成汉文和外文，是很大的遗憾。如果译成汉文和其它文字，让那些哲学界、佛学界、思想理论研究界的学人看看，对他们那种深刻独到的见解和那种精辟的析理、周密的推理、酣畅淋漓的辩才定会感到惊奇，在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一种震撼人心的佛教智慧力量。宗喀巴写的《菩提道次论》、《入中论大疏》等少量的一些名著，虽已译成了汉文，但译文生硬别扭，半通不通，十分费解，完全失去了原文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和严谨贴切的遣词造句特色，令人十分贵遣憾。
佛教是高度理性化的宗教，若不掌握《因明逻辑》、龙树的《辩证逻辑》这样的打开佛教理法宝库的“钥匙”，是很难深入其中的。有人说“汉传佛教不习惯于印度人那样的推理方法”，如果真的是那样，会使人感到遗憾，但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汉传佛教在历史上出了很多人才，像三论、法华、法相、华严诸宗的大师们都对佛法经论的研究功力极深，怎可能不掌握精细的思辩方法。到了近代，汉传佛教受禅宗轻视经教的影响，大部分僧徒不习经论，以念佛号、敲木鱼过日子。如果信念虔城、戒行纯洁，以念佛号扼制妄念、断绝恶业，也许能转生人道天道，或者到达修佛途中的中间站——佛国、净土。但因人们处在邪说、偏见的重重包围之中，若不掌握折疑断惑、破邪护正的佛法智慧利剑，对自己来说，无法建立正确的真正的信念，对说服别人也无能为力，解不了信众的疑惑，破不了邪说偏见的进攻，就像其他宗教那样只向信众说：“佛是仁慈的，你们大家相信佛说的一切吧！阿门。”或者说：“某某神显灵说，世界末日就要到了，谁不信神佛，谁就会遭受到灾难。”等等。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布道传教，除了那些低文化、低素质、头脑简单的人以外，谁也不会相信。佛法是合乎万物本质规律、顺乎天理人情之大法，对它的认识，是通过启庙自己心中的明智和良心的办法，绝不是发动无明感情和利用迷信的欺骗手段。不能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只能用迷信的欺骗手段宣传其教义，这是一种十分虚弱和无力的表现。南怀瑾先生在《圆觉经略说》一书中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对不起，没有证得菩提以前，都不能算真信、正信，都是迷信，都是妄情地相信。”“没有成佛以前处处是问题，生从哪里来？死向何处去？佛法说有前生，你见过？死后灵魂究竟存在不存在？谁能证实？这些都是问题。”照这样的说法，在没有成佛之前，谁也不会产生真信、正信。在没有成佛之前，连佛法中最基本的问题——生死、灵魂转世、业报因缘的认识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么我…
《三宝原理与皈依法通俗解说 第一节：导论》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