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人外，更以五万元捐建西方室一间，以备为病人助念生西之用。尤其难能可贵的本刊檀香山读者李伍春华、林李传新等居士经手劝募病房达十四间之多。加以笔者适于此时随中佛会访问团至东南亚各国访问，海外侨胞纷纷响应，如毕俊辉师兄就独捐两间，泰国的高向如、马奕祥等居士、新加坡的林达坚、达贤等大德、菲律宾的传贯法师、李秋庵居士、马来亚的胜进长老、郑真如居士、竺摩法师、香港明常和尚等均纷纷认捐病房。连越南的寿治和尚也来函捐建一间，海外教友一时掀起了捐建菩提医院之热潮，马尼拉瑞今长老更以寿仪移捐大病房一间。加上国内佛教徒，台中莲友的热烈捐献，纪念病房至五十三年二月已达八十间之多，乃在中市南门外内新村购地三千坪，开始动土兴工。
二十三、三位法师捐建太虚纪念馆
当代佛学权威印顺大师忽来本刊访问，说明他老与演培、续明等诸法师为了纪念太虚大师，拟在菩提医院内建一“太虚纪念馆”，建筑费五十万元由三位法师筹集，纪念馆楼上供奉太虚大师画像，同时可供佛像，作为大殿或讲堂，以供住院病人作早晚课诵之用，楼下则供办公或宿舍之用。当时炳公老师即赁屋住在本刊贴邻，楼上打通，前楼为炳公住房，后楼为本刊办公，当即请炳公过来，接受了此一建议，并深深感谢法师们的义举。至五月底止捐建病房已超过百间，不得不呼吁改捐建地。是年八月卅一日举行动土。翌年(五四)四月八日佛诞节正式兴工建筑，太虚纪念馆亦在是年七月动土，十月中旬开始兴建，十一月世界华僧大会在台开幕，会后华僧代表莅中，亦曾到正在建筑中的菩提医院参观。此三层医疗大楼于五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全部竣工，为时八个月，终于完成。于是积极筹备内部设施，及医务人员之聘请，难得于凌波兄的让贤，推荐了曾任内政部卫生司长之王祖祥硕士为院长，崔玉衡为副院长，于凌波亦屈居为副院长。于七月九日正式开幕。内政部长徐庆钟莅临剪彩揭幕。本刊借此开幕机会在太虚纪念馆内，展出佛陀舍利及各国佛像并图片。
二十四、全面引退我亦追随
由于成立财团法人，改组为台湾省私立菩提救济院附设医院。成立后，聘徐灶生居士为救济院长，徐氏为中市人，曾任台中议长及省议员等职，为中市德高望重之地方绅士，正待发展业务之际，炳公老师又要引退，发表声明要辞去台中莲社、慈光图书馆、育幼院等董事及救济院董事长、本刊社长诸职。慰留无效，本人亦追随老师辞去各机构职，俾专心办刊。菩院董事会乃加强阵容局部改组，聘周邦道、董正之等为董事，又推选周邦道为董事长。将展开该院第二部门安老所之筹建业务。新董事会于十月十五日就职。安老所于十月卅日由创办人李炳南主持动土。安老所长聘张王彩云女士担任并负责筹备。
院中所建太虚纪念馆则于十二月二日落成，印顺老法师亲临剪彩，演培法师主持典礼。西方室改名“圣莲室”亦同时落成。纪念馆楼下作为救济院办公之用。
五十六年九月三日第一届董事任满，第二届加聘赵茂林等几位董事，仍由周邦道蝉联董事长。因医院业务经营维艰，一度呈现困境，前任院长副院长相继辞职，不得不暂停营业，乃于五十七年五月一日起改组，另聘留德胸腔外科专门陈江水医师为院长负责医务，徐林冬柑女士为副院长负责行政，医院赤字由创办人炳公老师设法筹足弥补。院务渐有转佳趋势。炳公老师虽然只负创办人名义(后来连创办人也让给了周邦道居士)，但事实上为菩院典卖私产、料理债务百余万元，这比担任任何名义还辛苦，因为心理上的负担更重。一直到财务委员会成立，医院方面虽然又换过几任院长，至今张静雄担任院长后已渐上正轨，可以略有盈余而充作安老、施医两所及救济院(今已改名为仁爱之家)的经费。办医院不比宏法道场那样单纯，大家又都是外行，因此困难重重，的确也难为了他老人家。
以上是炳公老师早期来台二十年间的宏法建设各机构的经过，这些资料，除了本刊老读者，很少人知，我费了半个月时间从本刊上摘出，至于近十几年的资料，也许大家都亲自见闻过，为了省些篇幅，不再在此赘述了。
二十五、我的感想和回忆
综观炳公老师开创道场、事业之艰辛，他个人的生活又极简单，每天的食物，晨、午两餐，一个馒头一菜一汤而已！他不吃水果，唯一的享受是喝茶。穿的方面一袭布衣(长衫)、或中山装，从来没有穿过西装。住的地方，起初住在复兴路奉祀官府的日式住宅，外面一间八叠榻榻米的是办公室，里面就是他老人家六叠的卧室，早晚地铺没有床。后来租了和平街本刊贴邻的二楼，有十六叠榻榻米，略升一级，骑楼作佛堂，八叠会客，八叠作卧室。加了一张床，算是大享受了。后又搬到正气街平房，去了榻榻米，有会客室一小间，佛堂半间、卧室一间，外面把走廊隔成一间作为置放赠书和侍者郑居士的办公室。早期交通都是步行，到法华寺义诊、讲经，到灵山寺讲经、打七，到莲社都是步行，后来路远一点有人送了一部三轮车，只在上慈光图书馆讲经时用以代步。近年来八十岁以后，郑胜阳居士有了一辆小汽车，才为他作司机，总算不用走路了。其实他老人家走起路来，身轻如燕，健步如飞，我跟他一同走时，常常要加快步伐，否则会跟不上。我们同过台中车站外的天桥时，只听他脚跟著地，走在木板桥上咚咚有声，稍一分神我已落在后面了。他从来不做生日，我们过去没有注意莲社的成立和落成，都在十二月初七，这天正是他的生日。他老人家也从来没有说过，后来有人拿他的身份证去办户口才知道这天是他的生日。他是追随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先生只身来台任主任秘书职，曾自喻为“孔夫子门前卖文章”。每月薪金，全都花在佛教上，他在法华寺、灵山寺讲经说法，不但不收任何人供养，还要供养寺里，寺里有什么活动，他都第一个拿钱出功德。到外面去讲经也都一样，有一次为他译语的刘居士接受了某寺的供养，他设法把红包退还，自己掏腰包如数送给译者。以后出外讲经尽量找自己的学生译语，绝对不准接受红包。他见到比丘、比丘尼都顶礼，即使是剃了头穿了僧服的小沙弥，也一样恭敬礼拜。后来在中兴大学教书，把钟点费几乎都捐给学校里，作为奖学或学生福利的用途。年届八十后，好多次要辞去奉祀官府的职务，但以物色继任的人不易，仍由炳公代理，每天还要上半天的班，代理期间，不肯再支薪，直到找到继任的人时。不过听说孔先生都为他储存起来，也许这就是他身后的遗产吧！
他为人慷慨，不论钱财或衣物，颇有慈航老人的作风，随手施舍，毫不悭吝。过年过节，一再强调不准学生送礼，但是一些莲友们，仍不免大包小包的送去，每次过节，害他忙于回送礼物，也苦了侍师的学生为他跑腿。他把张三的礼物转送李四，又把李四的转送给赵五，有时太多了不免弄错，把张三的又回笼误送回去，真是伤透脑筋。我与内人，每到除夕夜，视师为亲人，都去老师那里辞岁，我俩各呈上一个红包，他要打开查看，不得超过十元，(过去是一元，最近改为百元)等过了年，寄来一张收条，已替你印经或者做了什么功德。他自己还是没有收你的供养。
我们师生之间，也曾有过意见相左的时候，这就是为了菩提医院，他要功成身退，辞去董事长职，我以时机未熟不能同意，他却坚持，我只好学他一样引退。结果弄得双方都很尴尬！我只好北上找周庆光、董正之、赵茂林等诸公，在周府向他们三位师兄磕头，请他们出来收拾僵局。我们师生之间，因此而稍为疏远，但我每逢年节仍侍以师礼。也许，我当时的想法不对，原应该随顺师意的。但我是一根肠子通到底的人，没有想得那么复杂，忘了他“以退为进”的习气。总之，一旦共事一桩事业，难免意见上便有出入，这就要伤感情了。如今想起来，又怎能不挥痛泪呢！
回忆当初追随老师听经闻法，学佛求道，这是我这一生中的一桩胜缘。他老一向都很接受我的建议，如莲社的种种设施，图书馆的成立，育幼院的构想，我无不参与意见和计划，凡是我出的点子，老师莫不欣然接受。我也非常尊重老师的意见，他一向认为我们播迁来台，应为台省同胞多树立一些规范，将来我们要回大陆，也好交给他们自己去做，(想不到我们都将老死台湾，一叹！)所以无论莲社及各机构的常务董事，多让给本省同修，他只出任第一届的首席职位，任满即退。但只从旁负起指导责任，如果不接受他的指导时，他也毫不留恋的予以放弃。因此，在这许多机构中，仍不免有许多不如意的事发生。这也是凡夫世间所难避免的。但近年来已大为改善，因为部分机构都改由下一代的青年人负责，年轻人比较单纯，老师从旁指导都能接受，如果今后能全部让青年一代去做，也许会更好些。
如这次治丧委员会，老一辈的只挂一个名义，实际上做事的都是年轻的一代。他们深受老师的薰陶，处事有条不紊，谦虚有礼，这是非常难得的。当然老一辈的如蒋俊义、周家麟、徐醒民等诸师兄，他们经验、学识都比较丰富，如果双方合作无间，自然更为理想了。
老师生西后，很多人问我：“李炳老往生后，您们台中佛教莲社和一些联体机构，由谁来继任负责呢？”我的答覆是：“老师早在多年前分派了各机构的负责人，他自己只是担任导师的名义，现在各单位照常，只是少了一位导师而已。”释迦佛示寂后，已不再有释迦第二人；慈航老人圆寂后，也找不到有第二个慈老；李老师往生后，自然也很难找到第二个李老师了。但是他们都留下了他们的一套轨范，我们做弟子的只要能保任住这套轨范，他的精神便常住不灭。
若说台中莲社女子宏法团，那时有谁不知李老师手下十大弟子，她们是：吕正凉、林看治、林慧蘩、周慧德、池慧霖、萧慧心、张庆祝、林进兰、黄雪银、邓明香等，她们十人义结金兰，又称为十姊妹。她们十人，在炳公老师教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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