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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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好生 怜悯万物──略述中国佛教放生的起源▪P2

  ..续本文上一页「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又「为簄者藩海」是指在海湾处用簄(竹篱笆或竹网)围起来,涨潮的时候,鱼虾之类海物便随潮进入海湾,退潮时它们就被簄拦住出不去了,从而也就成了渔民的「囊中之物」。

  在有洪水的季节(如春夏之交的梅雨季节和夏秋之交的台风季节),「簄」也往往被设置在江河溪流之中,洪水来时,将鱼冲进「簄」,洪水一退,鱼就出不去了,因此「簄」有「海簄」和「江簄」之分。「为梁者断溪」与「为簄者藩海」(或「为簄者藩河」),这两种捕鱼方法效率相当高,以致当地居民竞相为之,竟使得「梁」与「簄」「交横塞水」,鱼类纷纷被困而捕,「从此死亡,不可称数」,甚至由于数量实在太多而来不及收拾,结果鱼烂于野,「髗骨成岳,蝇蛆若雷」,臭气熏天,污染环境,惨不忍睹,这不但「水陆可悲」,亦且「舟人滥殒」,捕鱼者自己也遭殃。

  面对此情此境,慈悲为怀的智者大师看了非常的难过,感到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遂发起救济行动,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智者大师自己带头,发动僧众信徒出「衣资什物」甚至「金帛」,向孔玄达等人赎「买兹簄业,永当放生之池」。

  (二)应临海内史计诩(计尚儿)之邀,给渔民讲《金光明经》,当讲到〈流水长者子品〉时,羊公贺等人听后,颇为惭愧,遂联合「合境渔人,改恶从善,好生去杀」,不再「为梁」、「为簄」来捕鱼,舍六十三所(或五十五所)「簄梁」为「放生池」,如此做法「一日所济,巨亿数万」,何止《金光明经》中流水长者子所救的「十千鱼」而已。

  (三)智者大师还经常「方舟江上,讲〈流水品〉,又散粳粮,为财法两施」。

  (四)更为重要的是,智者大师还遣门人慧拔就废舍「簄梁」之事上表陈宣帝,陈宣帝乃下旨:「严禁采捕,永为放生之池」,将「从椒江口始,直溯灵江、澄江上游,整个椒江水系都作为施生池」,不得于中采捕,这「椒江水系流经今台州的椒江、黄岩、临海、天台、仙居数县,上流还有今绍兴的新昌,金华的盘安、永康,丽水的缙云,其范围之广,亘古仅有!」

  为了纪念整个椒江水系之被钦定为放生池,智者大师于「椒江水系」入海口造了座「普光塔院」(现名崇梵寺,在今椒江前所镇,已部分恢复),并在院内建了一个放生池以象征整个椒江水系放生池,此乃中国佛教史上最早作为寺院附属建筑的放生池;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台州发电厂兴建,于放生池南建电厂宿舍楼9幢,寺址为前所村罐头厂所占,后电厂建幼稚园;放生池西段被划入占用,仅存部分池面」,实在是非常的遗憾与可惜。

  另外,陈朝当时的国子祭酒徐孝克,为了纪念椒江水系成为放生池,应诏欣然而作《天台山修禅寺智顗放生池碑文》,这亦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放生池碑」(梁代曾有放生亭碑但无放生池碑),碑当初就立于普光塔院内,今已佚,但文存于灌顶所辑之《国清百录》。

  从发动僧众信徒集资凑物赎买「簄梁」水面作放生池,到游说陈宣帝将整条椒江水系敕作放生池,智者大师的「放生」理念与精神,可以说是得到了彻底的实践。不过,事情到此还未结束,因为接着还有令智者大师更为欣喜的事;陈宣帝将整条椒江水系敕作放生池的做法,可能触动了同时期的北齐文宣帝,所以后者也「干脆下诏:废除官家渔猎,严禁天下屠宰,号召天下百姓吃素持戒修功德」,于是在中国北方,也有一些水系像椒江水系那样成了放生池。

  这种将某一水系(或其中的一段)作为固定放生池的「放生」制度,自南北朝末年的陈、齐一直延续到唐代,比如,椒江水系之作为放生池,「至今贞观(即唐太宗贞观年间),犹无敢犯;下敕禁之,犹同陈世」。又比如唐肃宗于干元二年(759年)敕天下建放生池:「……于天下州县临江带郭处,各置放生池,始于洋州兴道,迄于升州、江宁、秦淮、太平桥凡八十一所。恩沾动植,泽及昆虫,发自皇心,遍于天下。」但可惜的是,在唐末武宗的「会昌法难」中,这种「水系放生池制度」随着佛教本身的被毁而遭到废止,此后在佛教复兴的过程中恢复起来的「放生」制度,就接近于我们今天的「放生」情况了,即不再把某一水系(或其中的一段)当作固定的放生池,而是哪里方便就在哪里放生;也有些时候是寺院附建放生池以满足信众的放生需求。当然,寺院附建放生池这种延续至今的做法,也是起源于智者大师在普光塔院建放生池的前列;只是智者大师当时在普光塔院所建的放生池,是用来象征和纪念椒江水系放生池的,不像后来的寺院所建的放生池,实际担当着放生的功用。因此,智者大师的贡献不仅在「放生池」,而是在「水系放生池」的构思;「水系放生池」乃是智者大师在中国佛教放生史上的孤明独创,意义非凡,影响深远。

  虽然「会昌法难」以后,「水系放生池制度」不再是中国佛教放生制度的主流,但是,在天台宗的内部,僧众们对于由其祖师智者大师所创导的「水系放生池制度」仍然念念不忘,如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60)就有国清寺的两位和尚惟幻和清观到京城长安,乞求皇帝将椒江水系恢复为放生池,但未果而回。直到宋代天台宗复兴,在遵式(964—1032)、知礼(960—1028)等天台大师及地方官王钦若、王随等的大力鼓动下,「宋真宗天禧元年(西元1017年),敕令天下重修放生池。天禧三年,天台宗遵式奏请以杭州西湖为放生池,自制『放生慈济法门』,于每年四月八日佛诞日举行放生会,为天子祝圣。天圣三年(西元1025年),四明知礼亦奏请永久成立南湖放生池之佛生日放生会,并撰《放生文》以定其仪规。」(同前引文)

  虽然宋代天台宗以杭州西湖为代表的「水系放生池」也只是昙花一现,没有形成有效的、大规模的连锁反应,而使「水系放生池制度」重新成为中国佛教放生制度的主流,但是,遵式、知礼等天台大师当时为「水系放生」所制定的一些「放生仪规」却一直流传至今,这是天台宗对中国佛教「放生」制度的又一大贡献。

  在天台宗对中国佛教放生制度的诸多原创性贡献中,在今天最值得重视的还是智者大师所创导的「水系放生池制度」;虽然这种制度现在已无法实行,且多半已被佛教界所遗忘,但其所体现的「放生」精神,以及这种「放生」实践所带来的环境效益,实在是今天生态环保护所必需的理念。

  智者大师的「水系放生」,其实就是一种「生态放生」,即把整个水系(或其中的一部分)保护起来,不让采捕,这是通过生态保护的措施来保护鱼类的生命,因此,这与其说是「放生」,不如说是「护生」。相对而言,我们今天所行之「放生」则是一种「人工放生」,即到市场上或贩卖商处买鱼去「放生」,这与其说是「放生」,还不如说是「救死」。由此可见,智者大师的「生态放生」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放生」,而今天流行的「放生」,则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放生」。在生态环境日益污染与恶化的今天,「生态放生」应该比「人工放生」更值得提倡与推广。

    上天好生.怜悯万物(下)

    ──略述中国佛教放生的起源

    与天台智者大师的「放生」理念和实践

    四、「生态放生」对当代佛教「生态环保」与「心灵环保」的启示

  1.「生态放生」与「人工放生」相结合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放生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正如现时教界很流行的一首偈颂所说:

  放生就是救命,放生就是还债。

  放生就是救急,放生就是慈悲。

  放生就是觉悟,放生就是实践。

  放生就是积极,放生就是方便。

  放生就是改命,放生就是解冤。

  放生就是消灾,放生就是治病。

  放生就是救亲,放生就是延寿。

  放生就是福善,放生就是生西。

  以上所说的,诸如消灾、治病、救亲、延寿、福善、生西等,无疑都是「人工放生」的功德;然而这种「人工放生」的方式,其中存在着种种弊端,因此一些有心人士尝试制定了不同的「放生注意事项」,例如:第一,放生无定物,即无论是海陆空的飞禽走兽,量力买放;第二,放生无定日,虽然有些寺院道场规定每月一次或佛菩萨圣诞日举行,其他日子最好不要限定时日,以免有人专门于此日前大量捕捉生灵;第三,放生无定处,即不要在一般人时常放生的地方去做,以免有人伺机于放生后马上抓回,然后再次出售图利;遇有特殊情形,如信众居士发心,即可随时选择适合之处做放生,只要如法称念佛号加以接引即可,不一定要举行整套的仪式。不过,「人工放生」所引生的种种问题,实难以得到彻底的解决,因为发心「放生」者,不可能严格地按上述「注意事项」进行操作。

  现时大部份的「人工放生」,有时候可能沦为「为放生而放生」,造成牟利的不法商人,在放生前的大量抓补;如此不但让鱼群活受罪,而且有时也会造成环境某种程度的破坏,比如经过一番折腾后才被「放生」的鱼类,有些适应能力较差的,再被放回自然的江河溪流中,不久便死亡了;再过几天就会腐烂发臭,污染了水质。因此,从整体客观的考虑去看,佛教的「放生」,还是应该返回源头,回到智者大师的「生态放生」比较合适,因为它较全面地解决了「人工放生」中一不小心就会出现的种种弊端,而更重要的,它还是一种有效的生态保护措施,与我们今天的环保理念与实践不谋而合,实在有百利而无一害。

  而事实上,现时所有的环保活动几乎都是朝「生态放生」的方向去做。我们希望将「放生」和「环保」合而为一,将「人工」与「生态」和谐地结合;这样的话,自然与生命才能产生有机的联系,这才是21世界最需要的环保意识;不过,佛教的环保,不只是「生态环保」或「自然环保」,而更注重的是「心灵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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