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2.19发表于2010马来西亚国际佛教论坛
从契理契机面向探讨印顺导师人间佛教思想及其实践(上)
释传道
壹、前言
印顺导师(以下简称导师)圆寂迄今已五年有余了，一代佛学思想家虽杳然远逝，但其博大精深的思想不仅未随之人去法灭，反助成「印顺学」的滋长茁壮，而由台湾佛学界向世界各地蔓延开展，这诚然犹如在冰雪大地遍见新芽一般的可喜。尤其在马来西亚，能由马佛青总会暨四大佛教团体共同来主办以导师思想为主题的国际佛教论坛，更属难能可贵；此举对于导师思想未来在此地的弘扬与推广，无疑意义非凡！
在当代世界，「人间佛教」已俨然成为佛教现代化的同义词，佛教团体而大张其人间佛教旗帜的，亦所在多有。然而导师所提出的人间佛教，却不仅止于一个名词或口号，而有其绵密的法理基础、理论原则与修持行践的次第蕴含其中。虽然学术界对于导师人间佛教思想的研究，直可以汗牛充栋来形容，但为了使此地的学者、佛友，对导师的核心思想能有一全面性的鸟瞰，笔者还是不知自量地以其人间佛教思想作为主题，尝试将导师从印度佛教的探究中淬炼出来的相关篇章作一番融贯：初由时、地、事的因缘，来勾勒导师人间佛教思想孕育的历程；其次再分别从契理与契机面向来探讨其思想内涵。契理面向，拟从「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宏传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天】化之机应慎)」、「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这三句分别解析其「教史分期」、「教典宗趣」、「抉择理由」，以及导师据此而提出之人间佛教理论原则。契机面向，则由导师所拈出的时代倾向，来论述人间佛教所以契应时代机宜的理由。最后，则以：从如实正观缘起、如理正思惟、如分正抉择中，开展「此时、此地、此人的关怀与净化」实践人间佛教作结。
贰、导师人间佛教思想孕育的历程
1989年，导师有鉴于自己一生的著述，涉及的范围太广，唯恐读者不能了知其核心思想，因而写了《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一文，并在该文开宗明义即揭示其思想为：「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宏传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天】化之机应慎)，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他深信唯有这样的佛法，「庶足以复兴佛教而畅佛之本怀」。在不违反佛法本质的前提下，从适应现实中，去振兴纯正的佛法──这就是导师毕生所弘扬与努力求其实现的目标。1然而这样的思想，是历经怎样的因缘、动机而孕育出来的呢？笔者拟先作一概说，再进一步论述导师所谓「契理而又适应世间的佛法」为何？
1925年，导师二十岁，因读到冯梦桢《庄子序》的一句：「然则庄文、郭(象)注，其佛法之先驱耶」，而引起探究佛法的动机。其后四、五年，在三论、唯识的自学思惟中，逐渐发现所理解的佛法与经忏度亡、佛道不分的现实佛教界有着偌大的差距，而引发严重的关切：「这到底是佛法传来中国，年代久远，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变质？还是在印度就是这样──高深的法义，与通俗的迷妄行为相结合呢？」2为了理解这差距的由来，也为了真理的探求，导师于是决意出家；可以说，导师一生念兹在兹的，均不离此一探求真理的初衷。
1931年(二十六岁)，导师到厦门闽南佛学院求学，受到院长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的重大启发；但也省察到：「现实佛教界的问题，根本是思想问题」，他说他不像虚大师那样，提出「教理革命」，却因此促成他选择了教理研究，以期对佛教思想产生一点「澄清作用」。3
因缘是那样的难可思议，应该是个性上的适合吧！也或者是真理始终在内心呼唤着导师，在佛学院发生的二段因缘，4竟意外成就了导师求法阅藏的心愿。
1932年(二十七岁)至1936年底(三十一岁)，除去另地专修三论宗章疏及事缘而外，足足有三年的时间，导师都在佛顶山慧济寺阅览藏经。在藏经的阅读中，导师不但因佛法的多采多姿而大大开阔了视野，更重要的，是从《阿含经》与各部广《律》，体会得现实人间的亲切感与真实感，而不如部分大乘经，表现于信仰与理想中。导师自言，这对他探求佛法的未来动向，起着重要的作用。5
1937年(三十二岁)，住武昌佛学院，首次接触到日本学者的佛学著作，从中吸取了新的治学方法，卒使导师拟定了「从现实世间的一定时空中，去理解佛法的本源与流变」6──这样的治学方针。
深深启发导师的「人生佛教」，是太虚大师于1925、26年顷提出的，在抗战期间(1944)，并且编成《人生佛教》专书；7但在演讲中，虚大师也偶用「人间佛教」的名称，8而其创办的《海潮音》月刊，1934年也发行过人间佛教专号。9只是导师人间佛教的理念，要到1938年(三十三岁)才明确成型。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1938年(三十三岁)，导师因避战祸而徙至四川北碚缙云山，间与师友谈起广大的中国佛教徒在国难教难当前，竟无以纾国族之急、圣教之危，始对佛教的社会功能产生怀疑与省思。虽然导师只轻描淡写地说「乃稍稍反而责诸己」，10但这无疑在导师一心探求真理的平静心湖上，投下一枚震撼弹！适巧又逢梁漱溟到缙云山，在言谈中透露其学佛中止、出佛归儒的原因，是缘于佛教对于「此时、此地、此人」的漠不关心！这一番话又为导师带来再一次的冲击！在不安与疑虑中，探求唯识学本源于《阿含经》，忽在《增一阿含经》读到「诸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也」11的语句，始悟「释尊之为教，有十方世界而详此土，立三世而重现在，志度一切有情而特以人类为本。」12原来释尊本教，丝毫不与佛教末流事事讲圆融无碍者同，丝毫不与夸言十方世界、一切有情，而却只求解脱自了者同，导师不禁为自己找到人间佛教的经典依据喜极而泪！
1939年11月底～1940年 4月，太虚大师率佛教访问团出访海南诸国，在马来西亚因评论王公度所说之「印度信佛而亡」，主张「印度以不信佛而亡」，引起同情王氏者与之论辩。13对于此事，导师在《印度之佛教》〈自序〉中即假藉与张力群氏的对话，而实为自己与自己在内心的对话说：
为印度信佛而亡之说者，昧于孔雀王朝之崇佛而强，固不可。然谓印度以不信佛而亡，疑亦有所未尽。夫印度佛教之流行，历千六百年，时不为不久；遍及五印，信者不为不众，而末流所趋，何以日见衰竭？其或印度佛教之兴，有其可兴之道；佛教之衰灭，末流伪杂有以致之乎？14
顷读大师访问海南归来而在汉院发表的三篇演说：〈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教〉、〈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从巴利语系佛教说到今菩萨行〉，导师说每一篇都带给他深深的思惟与启发：「『中国所说的是大乘教，但所修的却是小乘行』，为什么会如此？思想与行为，真可以毫无关联吗！」15再加上与归自海南的慧松法师作三日谈，慧师对「无往而不圆融」、「无事而非方便」、梵佛一体的佛教末流，亦至感深恶痛绝。历经这种种因缘刺激的导师，终于在彼时日定其治学方针，而决意于印度佛教「探其宗本，明其流变，抉择而洗炼之」16──将佛出人间的本怀，与佛法在世谛流布中失真的始末予以厘清，并将佛法之于身心家国实益之所在而予弘扬。
1941年(三十六岁)，导师在四川写了〈佛在人间〉、〈佛教是无(反)神论的宗教〉、〈法海探珍〉等阐扬佛法的人间性、反对天神化，以探求佛法本质、舍弃过时方便的作品。17在当时代，与此相呼应的还有1943年，慈航法师在星加坡所办的《佛教人间》月刊；18抗战期间(？)，浙江缙云县所出版的小型《人间佛教月刊》；1950年，法舫法师在暹罗，以「人间佛教」为题所发表的演说，可见「人间佛教的时机适应性，确是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了」。19这些刊物与讲演的内容如何不得而知，但顾名思义，同样是对传统中国佛教的严重异化提出改革的新声，以回应时代的要求。
1947年(四十二岁)，导师返回上海，3 月17日，虚大师于玉佛寺安详舍报。
1949年(四十四岁)夏末，导师到香港。
1952年(四十七岁)，在净业林为住众讲「人间佛教」，现存〈人间佛教绪言〉、〈从依机设教来说明人间佛教〉、〈人性〉、〈人间佛教要略〉四篇文章。导师说：「在预想中，这只是全部的『序论』」，并没有讲圆满。20
1952年初秋，导师从香港来台湾。之后，历经随缘教化(1952～1964)、独处自修(1964年以后)时期，一直到1989年(八十四岁)，才又写了《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以记自己一生秉持「求真」与「适今」原则，所抉择出的佛法──人间佛教的内容。
参、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
综上所述，吾人可以了知导师探究佛法的动机，一言以蔽之，即缘于不忍见圣教衰微，遂发心追求真理；而其目的，当然就是「畅佛本怀」、「复兴佛教」，使佛法充分发挥其觉世利人的大用。所以导师不只一次地表明自己不是宗派徒裔，也不是论师或学者，更不是那开百货公司的，你要什么，就给什么；21而只是在追求自己所信仰的佛法，绝无打倒其他宗派的意图。
人间佛教，是导师从佛教思想演化的见地中抉择出来的，其论题核心：「人．菩萨．佛」，意指从凡夫学发菩提心、学修菩萨行，而圆成佛道的始终历程。导师说，他的倡导人间佛教，并不是创新，只是将古代佛教固有的重要理论抽绎出来，加以「刮垢磨光」而已。22以下即试从导师「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宏阐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天】化之机应慎)，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的思想之中，去寻求其刮垢磨光以建立人间佛教理论原则的脉络，依此论述人间佛教契理的一面。其次，再从时代倾向来论述人间佛教契机的一面。
一、契理──人间佛教是契合于佛法真理的，…
《从契理契机面向探讨印顺导师人间佛教思想及其实践(上)》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