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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台湾“人间佛教”发展之回顾与前瞻(上)▪P3

  ..续本文上一页台湾各“人间佛教”教团的共识。但他早逝于中国大陆,与台湾佛教接触的因缘较浅。其弟子慈航法师(1895~1954)于1948年来台弘法,明确指示,为了挽救佛教的危机,必须仰仗兴办教育、文化与慈善事业“三大救命环”。这可说是将台湾“人间佛教”的社会关怀,作了基本路线的定调。

   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1907~2000),曾于1983年明确指出,要发扬“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精神”。[16] 但赵朴初的“人间佛教”说法较为晚出,是在一篇精简的佛教协会报告书中提出来的,目前尚未建构类似太虚大师或印顺导师这样完整的论述。而且受限于地理因素,这种呼吁对台湾佛教的影响力并不大。因此最为影响台湾佛教的“人间佛教”创说者,首推印顺导师。

   由于国共战争的缘故,印顺导师先于1949年抵达香港,再于1952年(四十七岁)抵达台湾,自此定居台湾,教学、弘法、写作不辍,著作等身。今(2005)年6月4日已圆寂于花莲慈济医院,高龄一百零一岁。可以说,他一生的大半岁月是在台湾度过的,大部分的重要著作也完成于台湾,并发行到全球,这对华人佛教与国际佛教学术界形成了钜大的影响。

   印顺导师发现,从印度部派佛教时代,就已有理想化(神化)佛陀的倾向;也就是说,佛陀在信众的宗教心理需求下,逐渐被塑造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而且在天上成佛的理想模型,失去了佛陀原来的人间性与亲切感。因此他1941年在重庆,就已写下了〈佛在人间〉一文,依《增一阿含》的教证而明确地说,佛陀是在人间而非天上成佛的。

   1952年在香港净业林,他为住众讲“人间佛教”,并完成一系列的“人间佛教”文章,如:《“人间佛教”绪言》、《从依机设教来说明“人间佛教”》、《人性》、《“人间佛教”要略》,学理建构至此已大体完成。到了1989年,他已七十八岁,特别撰为三万字的小书,名为《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该书综合他毕生的治学成果,归入“人间佛教”的要旨,颇有众流入海的况味。

   印顺导师之所以会提倡“人间佛教”,主要原因有三:

   一、受到太虚大师“人生佛教”思想的启发,赞同佛教重视“人”、“生”,而非偏重“死”、“鬼”。

   二、受到新儒的刺激影响(如上已述)。

   三、自己也观察到中国佛教严重鬼化、僧侣生活腐化与教运积弱不振等诸般问题。

   以此三项重要原因,他上探佛陀本怀,求诸三藏典籍,并作印度佛教思想史之研究,乃发觉:佛教不只是在中国有庸俗化、“死鬼化”的问题,在印度即已有了浓厚的“天神化”乃至巫教化倾向。

   于是他认为,不但要革除“死鬼化”的恶劣风气,也要去除“天神化”的变质成份,宜应体念佛在人间成佛、说法、建僧、教化的真义,把握难得的人身环境,以及人在知情意方面的三种殊胜要件(忆念胜、梵行胜,勤勇胜),修学自利利他的人菩萨行,就在此世(而非来世)、此间(而非他方)建设人间净土,济度广大众生。

   由于他所提倡的“人间佛教”,建立在深厚的教史观察与学理基础上,因此他的学说思想,经五十年之流传,已成台湾佛教的“显学”。如前所述,蓝吉富教授赞叹印顺导师之佛学成就,可说是“玄奘以来第一人”。[17]王雷泉则综合评断印顺导师思想,并给予如下的高度评价:

  “印顺法师的佛学著述和阐扬的“人间佛教”思想,为佛教从信仰层圈出发,契入社会、文化层圈,完成佛教的现代转向奠下了理论基础。印顺以他透彻的理性思辨和冷静的科学精神,提升了台湾佛教的学术水准,其著述丝毫不逊于一流的日本佛教学者和基督教神学家。可以这样说,在当今中青年佛教徒和佛教学者中,不管是印顺思想的忠实信徒还是从原教旨主义角度对印顺提出批评者,几乎无一不受到印顺思想的洗礼。”(王雷泉:1999)

  五、台湾当代“人间佛教”的事功成效

   (一)概述“人间佛教”之主要成果

   “人间佛教”必须落实在关怀苦难众生的实际行动中。《阿含经》中仆仆风尘说法度众的佛陀身影,《本生谈》中舍己助人的释迦菩萨,大乘经中“严净佛土,成熟有情”的诸佛菩萨,这些都是“人间佛教”行者的人格典范。

   “严净佛土,成熟有情”是大乘佛教的理想,为了将这样的理想落实于人间,于是救助苦难有情,建设“人间净土”,就形成了“人间佛教”各教团在社会参与方面的动力。这也无形中矫正了一般人把佛教等同于“逃尘避世”或“迷信落伍”的偏见,增加了社会对佛教、僧尼的认同与支持。此中事功最显著者,即为佛光、法鼓与慈济三大教团。

   以下略述“人间佛教”在教育、文化与慈善事业方面的主要成果:

  一、在教育事业方面,台湾佛教早已有寺院创设中、小学与幼稚园,但最受重视的是1980年代以后,台湾佛教自此迈入高教兴学时代。

   由佛教界所举办的私立大学,目前已经成立的,依创立先后顺序,计有华梵大学、慈济大学、慈济技术学院、玄奘大学、南华大学、佛光大学等六所大学校院,若加上正在筹办中的法鼓大学,则为七所。这是汉传佛教前所未有的兴学气象,依佛教徒之经济力,竟然于短短的十余二十年间,从无到有地建成六所佛教大学。

   此中除了华梵大学为晓云法师(1913~2004)创办、玄奘大学由白圣法师(1904~1989)倡议,了中法师(1932~  )创办之外,其余悉是由慈济、佛光、法鼓等三大“人间佛教”教团之所催生、主导。其余两校虽未标举“人间佛教”,然而华梵大学提倡“觉之教育”,并以“人文与科技融汇,慈悲与智慧相生” 为创校宗旨;笔者所任教的玄奘大学,以唐朝高僧玄奘大师作为师生效法的菩萨典范,显然两校实质上亦充满着“人间佛教”菩萨行者积极勇健的气息。

   复有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法光研究所、佛光山各级佛学院、以及遍布全台的各佛学院,约计二十三所,呈现了佛学教育或僧侣教育的多元风貌。此诸佛学院中,除了佛光、法鼓相关系统的佛学院之外,福严佛学院、佛教弘誓学院亦属“人间佛教”教团,复由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主编,结合国内二十三所佛学院所的力量,共同完成了《台湾佛学院所教育年鉴》创刊号,已于2002年12月出刊。因此佛学教育系统,还是以“人间佛教”思想教育为主流。

   重视教育的结果,僧尼素质明显提高。在台湾,比丘僧尼在大学任教而有助理教授以上职位者,已超过十五人,其中比丘尼至少就有十二人。[18]

   二、在文化事业方面,各类报纸、刊物、电台、电视和大小演讲遍布全社会。慈济大爱电视台全球无远弗届,收视率甚高;慈济文化志业之一的《经典杂志》,于2003年以其高品质而荣获金鼎出版奖。佛光系统办了华人佛教界第一份每日出报的报纸,名为《人间福报》;结合梵呗与国乐的梵音演唱团,巡回国际演出,更是佳评如潮。

   以上这些大教团,由于知名度较高,所以它们的文化事业甚为多元而广受瞩目。但本文要特别一提的是,在艺文界深受推崇的“和南佛教艺术”团队。在花莲和南寺住持传庆法师支持、诗人愚溪居士主导之下,于1987年创立了非营利性的文化事业体“普音文化公司”,从丰富的东方文化资产中,撷取适合现代人的体裁,融合文学、美术、音乐、多媒体的艺术创作,推出许多脍炙人口的多媒体作品,近年更举办百余场艺术活动,在世界宗教弘法史上,创下了新的里程碑,并获得文化界与宗教界的热烈回响。因其卓越之文艺创作,而荣获行政院新闻局颁发多座象征出版界最高荣誉的奖项——六座金鼎奖、三座金曲奖。其卓越而精致之诗、歌、乐作品,带领着当代佛教艺术,攀登艺术的顶峰境地。

   三、在慈善事业方面:佛光、法鼓与慈济三大教团,皆努力从事慈善工作。此中又以慈济志业体最具代表性。慈济功德会于1966年由证严法师(1937~  )创办于台湾省花莲县,是立足台湾、宏观天下的慈善团体,三十多年来,在台湾致力于社会服务、医疗建设、教育建设、社会文化等志业,并投入骨髓捐赠、环境保护、社区志工、国际赈灾等事工。

   1985年起,侨居各国的慈济人,将慈济志业延伸到海外,凝聚在地的爱心资源,推动济贫救难等工作。目前全球有三十八个国家设有慈济分支会或联络处。自1991年因救助孟加拉飓风重灾,慈济启开海外救援工作起,至2005年初,累计援助了全球五十七个国家,横跨欧、美、亚、非、大洋洲等五大洲。[19]截至目前为止,慈济会员已超过四百万人,委员一万余人。“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慈济人”,慈济人在世界各地都甚受尊敬,连带地也改变了世人对华人的观感。

   (二)慈善事业范例举隅:印尼整治红溪河案例

   各宗教都有慈善事业,但慈济事业的最大特色,即在于其没有佛教本位的宣教心态,不具文化侵略性,在赈灾救苦的同时,也能充分尊重并无私协助在地宗教与文化的发展,因此它成功地跨越了种族、文化、国家、阶级乃至宗教的藩篱。

   在此特别要举慈济国际赈灾案例中的“整治红溪河,兴建大爱村”案例。2002至2003年间,印尼慈济人在印尼雅加达与官方协力整治红溪河,并为河畔之拆迁户建筑一千一百户大爱村,复与台湾农委会合作,在印尼发放五万吨大米。

  在整个赈灾、义诊、建屋、赠米的过程中,慈济完全采取重点、直接的做法,让躬自参与的印尼华裔富人,能亲身感受雪中送炭的无限温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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